2000年5月21日，当得知我亲爱的伯父赵朴初去世的消息时，我惊愕、也无法相信，因为就在前几天，他还在开心地品尝着我给他带的小麻团、素饺子，脸上还洋溢着他独特、慈祥的笑容。然而，在飞快地赶到北京医院看到大妈陈邦织时，这一切是真的了，我难掩悲痛之情，本来是要安慰大妈的，但却是从容、坚定的大妈安慰了我......

　　时光飞逝、斯人已去，送走我的伯父已21年了，至今我清晰的记得，党和国家给予伯父的评价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多年来，每当参加国家或是家乡、亲人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的各种活动时，我总是从内心深处仔细品味这些评价，充分感受着党和国家对他的肯定，感受着人民对他的崇敬，并相信，他崇高的思想品格和人格魅力将永远鼓舞后人。

　　虽然伯父说：“明月清风，不劳寻觅”，但许多年来我依然“花落还开，水流不断”，那是因为血浓于水的亲情，那是因为伯父的爱国情怀和高风亮节，总令我魂牵梦萦、思意无尽。

　　早年我还没有在北京定居时，只能因工作和探亲的机会来京去看望伯父，由于伯父和我祖父从小一起长大，因此对我厚爱有加，开始时总给我讲一些赵氏家族的往事和安徽太湖“世太史弟”翰林府内的趣闻，讲他5岁时就开始学习中国的优秀统文化、琴棋书画等；给我讲令他自豪的在大清时代曾取得了显赫的地位和声名的众多先祖；讲令他无限怀念、能干、有远见的母亲怎样在他13岁时就坚决让他离开安庆这个相对闭塞的城市，到上海求学读书，去体验外面的世界；讲了他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和东吴大学求学的部分经历，尤其是在中学读书做班长时组织同学们发起捐款活动，用以支持在“五卅运动”罢工、罢市、罢课的人们，他小小年纪就参与组织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活动令我非常惊讶和敬佩。此外，他还讲述了自己在亲表舅关炯之的帮助下，步入“觉园”，聆听许多著名法师讲授佛法，和虚云、圆瑛等众多高僧大德和大居士相知相识，同时也结识了许多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这些都影响着他，使他逐步成为一名在家居士，渐渐在头脑中有了爱国救国的进步思想以及以佛法普渡众生的信仰，为日后成为新中国的宗教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些经历体现了中国的一个大家族在历史的进程里优秀的人才的境遇，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时代、国家对个人的命运的影响。

　　97年年初我又一次来北京去医院看望伯父，见到我他非常高兴，还“埋怨”我为什么许久没来看他，并挥毫给我写了一张《九十述怀诗》留作纪念：

　　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

　　耳聋不畏迅雷震，言笑能教远客亲；

　　曾助新军旗鼓振，力摧谬论海天清；

　　千年盲圣敦邦谊，往事差堪启后生。

　　写完之后，伯父详细给我讲述了诗里的内容和他的经历，说这是1938年的事情，淞沪会战爆发，他和雷洁琼、许广平以及胡愈之等人，成立了抗战救援队“益友社”，安置和收容了大量难民和前线下来的伤兵。而且，他们还将难民所里的700余名有志青年组织起来送往前线。之后他又在宋庆龄领导的美国援华救济总署工作，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妇女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并千方百计地救济和安置上海难民。 上海沦陷后，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利用家族和自己的力量，多次筹措资金，多方购买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与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四军前线，正是这一批批救命物品，挽救了不少伤病员同志的生命，很多伤员很快伤愈回到了部队，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同时，他运来的通讯器械也使部队的通讯联络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分散的部队和根据地终于又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他还秘密运送1200人加入皖南新四军，增强了新四军的有生力量，也因此奠定了和陈毅老总一生的友谊。

　　他是名满天下的爱国宗教领袖，在信教群众众多、佛教历史悠久的中国，他以人间佛教的理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要宗教方针和政策，呕心沥血地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引导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对恢复许多名山大川的古刹、中华文化的传承做了许多工作。但在这方面他给我讲述的并不多，唯一提及到“法轮功”问题，在没有处置“法轮功”之前，他也曾接到各种信件反应这个问题，甚至李洪志还曾托人引荐想见他一面，但被他拒绝了。他从各方面分析，觉得“法轮功”违背佛教教义，打着佛法的名义，欺骗蒙蔽了许多人，但当时学练的人数很多，情况复杂，作为中国佛协即要维护佛教的权益，又要谨慎处理，稳重从事，要从佛教教理出发，深入分析，博采众议，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中央果断处理“法轮功”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并及时开展各种活动揭批邪教，弘扬正法，他总结的“法轮功”五大危害——“人民的大祸害、国家的大隐患、社会的大毒瘤、科学的大障碍、佛教最大的附佛外道”充分体现了伯父对“法轮功”的深刻认识和彻底批判。

　　大伯一生都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事业，给我说了许多他与韩国、香港、台湾的交流往事，其中说的最多的是中日关系，他告诉我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日佛教则是一脉相承，是沟通两国人民的桥梁和纽带。为促进两国佛教界的往来和中日文化交流，他当时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奔波半个多世纪，19次东渡扶桑，在战后中日民间交往刚刚开始的1952年，他就代表中国佛教界向日本佛教界赠送药师佛像，打开中日交往的大门，期盼两国和平友好。期间他谈起了我的太祖曾作为钦差大臣出使琉球，还有日本在抗日战争期间把我们安庆祖宅的门匾弄回日本，由于种种原因，他多次要求返还未果，后日方送了一块仿制的。他有次访日期间掉了一颗牙齿，就将这颗牙埋在了这个门匾所在的地方，还让我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他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日本民间宗教团体来北京看望他，他让他们去卢沟桥参观，我说日本人一定很生气，伯父笑着说没事，我送了他们中国的丝绸，他们便无话可说了。他说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两国人民应纪念先德，不忘历史，世代友好。由此他与日本佛教界以及日本人民建立了深厚情谊，日本民间组织一直有一些捐赠，在伯父去世后伯母让他们把资金捐给我们安徽太湖老家扶贫，让当地的农民栽种果树，送贫穷的孩子上学，让家乡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大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共中央三代领导人都有着亲密的友谊，他也和我谈起很多。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 ，与世界佛教界的交流日渐增多 ，伯父经常陪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友人。1958年6月30日 ，伯父陪同毛主席会见由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主席一边等待客人 ，一边开玩笑地问伯父:“佛说赵朴初 ，即非赵朴初 ，是名赵朴初。先肯定 ，再否定 ，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 ，是吗?”大伯说:“不是 ，是同时肯定 ，又同时否定。”

　　1964年 ，伯父把三首曲子呈送给毛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十分欣赏 ，指示将这组散曲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并大笔一挥 ，写了“某公三哭”作为总标题。

　　伯父与周总理也是情谊深厚 ，总理非常欣赏伯父的才华 ，还介绍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尽管总理是前辈 ，却一直亲切地称呼伯父为“赵朴老”。伯父还说，在“文革”期间 ，总理给了他以极大的保护。后来总理与世长辞 ，伯父也是悲痛欲绝 ，泣不成声。并写了很多纪念总理的诗篇 ，为此还惹恼了“四人帮”一伙 ，他们追查所谓“政治谣言” ，矛头直指伯父。在一次座谈会上 ，伯父说:“我可以坦率地讲 ，在总理去世之后 ，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总理的诗词 ，而且还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总理的诗词。那是因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大家都热爱总理 ，心心相通之故 ，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 ，并没有什么可调查、可责难之处!”我想，在那个时代 ，能够有这样一番发言 ，那是需要不凡的勇气、正气和骨气的。

　　前文讲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伯父就与陈毅元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上海解放后 ，他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 ，从事人事和民政方面的工作。到北京后 ，陈毅主管外交工作 ，与伯父经常往来 ，写诗唱和。1972年 ，陈毅含冤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 ，伯父特做挽诗一首 ，交给了张茜。

　　伯父去世后的十年我几乎每周都去看望伯母，两位老人弥补了我对家人的感情，伯父伯母一生坦荡待人，高风亮节，身为大德却谦逊节俭，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严禁也痛恨打着他们的名号为自己谋取私利，欺世盗名，他们对我的人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伯父伯母生前常因没有后代而感到遗憾，也是因为这样他们每次要嘱咐我要记住历史，做正直的人。现在我也常把他们的事迹告诉我的孩子们，让他们在生活学习中首先要学会做人，在遇到困难时要坚强，要有毅力克服困难。伯父的精神永不泯灭。

　　（赵喜军 民进北京市西城区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