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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实业家姚惠泉

发布时间:2021-07-30     来源:《现代工商》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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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姚惠泉,字文达,民进成立时期会员,第一张选票上44人之一)

  时过境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姚惠泉了。如果,不是研究中华职业教育社历史,一不小心,或许会把这样一位于教、于商,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物给忽略了。但在这个世上一个人做过的事,尤其是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后人是不会忘记的。时间会说话,历史更能证实。

  小先生成为教育家

  姚惠泉,字文达,1895年8月生。江苏上海人。生于农家,童年就读故乡黄二小学,受校长乔憩林影响,立志“为民众排难解忧”,14岁被校长选为“小先生”,做教师的助手。

  辛亥革命爆发,姚惠泉加入上海学生军第二队,随军进入南京,时年仅16岁。返沪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前身是上海龙门书院,龙门书院是清朝后期著名学校之一。据考清同治四年(1865年)由上海道丁日昌创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称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校,宣统二年(1910年)改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与江苏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合组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同年9月更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上海中学。1933年迁往上海县吴家巷(现上海中学的梅陇地区)。而龙门书院的原址在1934年改建民居,即为后来南市区先棉祠街的龙门村。

  姚惠泉在这所名校读了4年,1916年毕业。在记述毕业后的经历时,姚惠泉曾回忆:“当过上海市立小学教员、校长,中学教员,大学讲师,闸北教育行政。” 查《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等相关资料,姚惠泉毕业后任教于上海时化小学,先担任教员,后来升任教务主任。1921年,那年姚惠泉26岁,他调任闸北飞虹小学校长。1926年8月,他兼任闸北学务处主任。次年,他调任上海县教育局课长督察。姚惠泉所回忆的“闸北教育行政”工作,或许就是闸北学务处主任。他担任的中学教员现在能够反映出的是中华职业学校,可能他还在其它学校担任教师。担任的大学讲师是沪江大学,后来他在沪江大学商学院担任导师。

  中年姚惠泉先生

  编辑《职业与教育》,协助建造职教社大楼

  离开教育行政职务的姚惠泉很快被教育界前辈黄炎培所相中,由黄炎培介绍供职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是1917年5月由黄炎培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其宗旨为“沟通教育与职业,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试想,在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已经产生学无所用,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职业教育应时而生,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在看来,职业教育的目的“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至今仍存在意义。

  193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漕河泾举办农学团。姚惠泉先生(前右二)与黄炎培先生(前左四)、江恒源先生(前左二)

  姚惠泉起先协助编辑《教育与职业》、《生活周刊》等刊物。1929年,他任中华职教社办事部总务主任。那时才35岁,年轻气顺,正值社内选址华龙路(今雁荡路),准备集资建造大楼。当时社所建设委员会指定穆抒斋主持建造大楼。那年穆抒斋56岁,他是中华职教社的发起人之一,是姚惠泉的同乡前辈。他推荐姚惠泉出任中华职教社社所建设委员会委员,协助穆抒斋办理事务。大楼开工是1929年8月,原定工期半年,因施工方发生停顿,穆抒斋、姚惠泉等与施工方交涉,经紧急处置,于次年7月才告完工。这栋淡雅、素净、庄严的大楼至今仍然矗立于南昌路、雁荡路西北转角处,展现的是西班牙风格,为雁荡路这条欧亚风情的名街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改革开放后,姚惠泉为恢复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常往来于雁荡路,走近这栋楼,此时此刻,他流连忘返,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

  姚惠泉曾用心水、一之、剑心、塞壁等名,这些都是他写文章用的笔名。在教育学科研究方面,他很有心得,也很有造诣。他先后用这些笔名在《教育与职业》、《生活周刊》等杂志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袒露自己的思想。在1927年8月第87期《教育与职业》上有一篇具名心水的文章,题目叫“国权与职业”。心水是姚惠泉的笔名,这篇文章开门见山“职业学校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毕业生出路问题。此问题之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国权之损失,亦为一大原因。” 姚惠泉指的国权是我国对外贸易中被不平等的条约制约,使得“国货利益因此锐减,往往不能与外货竞争……,职业界趋于萧条。”他的观点:“工商业从何兴起?……振兴本国实业,以裕民生。”仔细想想,姚惠泉提出的振兴本国实业,以裕民生,有了实业,不就是有了就业机会吗?80多年前姚惠泉已经提出了这样观点,应该讲,他对职业教育出路问题是有所思索、有所考量的。类似的文章很多,不一一列举。

  中华职教社大楼竣工以后,姚惠泉奉调中华职教社农村服务部,担任农村服务部主任,协助黄炎培在昆山徐公桥、苏州善人桥、镇江黄墟等地组建农村改进区、农学团和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在中华职教社《社史资料》第三辑中,收入了一篇《就上海市近郊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计划》,这份材料是1933年由姚惠泉执笔的,准备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他写道:“拟在上海近郊,设立理想的农科学校,兼试验理想的农村改进区,蓄志已久……,(农村)救济方法多端,而设校育才,实为根本。”

  193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无锡申新三厂设立劳工自治区。左二起:杨卫玉、荣德生、黄炎培、姚惠泉诸先生

  姚惠泉是教育专家,对于培养农村服务人才,他觉得是育才的根本,也是当务之急。他设想学生经过系统学习能“有实地经营农业,组织合作社,推行副业之能力;有实施农村成人教育、儿童教育之能力;有组织农民,指导自卫之能力;有丰富常识,能解决农民困难之能力。”当然,对于学生入学标准也有要求:“年龄在22 岁以上,中等学校毕业,生长在农村或熟悉农村情况,有农村教育上、农事上之经验”。但是,学生入学须经过考试,考试内容有500字作文一篇、常识测验50 题、口试、演说3分钟、半日之田间工作。可见当时入学条件是要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考试及格者,须觅保证人、具保证书。学费是不取的,但膳食、衣服、实习等费用自理。这个自理不是自己掏腰包,而是通过合作社方式处理。合作社方式主要是由学生在导师带领下,配以附近农友,合作生产。生产的品种以稻、麦、棉、蚕桑、园艺为主,盈亏自行负责。

  姚惠泉拟定的这份计划,不久得以实施,1933年10月10日中华职教社农村服务专修科开学,聘宋紫云为主任,后宋紫云请辞,由江恒源兼任主任,再聘请老教育家黄齐生任总干事。中华职教社向银行贷款购得漕河泾田40亩,并且租地扩大至130亩,采取一面实践、一面学习的教育方式。使学生从实践中求得系统的知识,从实践中获得社会能力。农村服务专修科后与鸿英乡村小学师资训练所合并,称漕河泾农学团。农学团的教学为试验性质,于1935年10月,因各种因素提前结束。为此,姚惠泉编辑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农村事业》、《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等书,总结了当时农村教育的经验。他理想中农村“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得到了升华,也为后人开展农村教育作了铺垫。(待续)

  创设仙鹤草素药厂

  《中华职教社八十周年纪念集》有一幅老照片,是黄炎培当年欢送农学团负责人黄齐生赴桂时的合影。照片的顶端,镶嵌的木匾为“漕河泾农学团”,前排人物有黄炎培、江恒源、黄齐生,站在黄齐生左边,带着墨镜的即为姚惠泉先生。离开农村试验区的姚惠泉后一个教育职务是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主任。这所位于浦东大厦三楼的补习学校,在中华职教社所办的7所学校中,成绩最为显著。有许多资料都记载着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姚惠泉创办仙鹤草素药厂在1942年前。仙鹤草素是一种止血强心药,在战争年代这种药物非常紧缺,姚惠泉与生物学教授秉志、药剂师石原皋、医师吴云端等共同研制成功。秉志被誉为我国现代生物学的宗师,上世纪20年代姚惠泉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训练科时就与同在东南大学生物系授课的秉志相识。在秉志的自述中也记录着这段经历:“上海沦陷,我处于绝境,我的学生在内地者设法援助……友人方庆成经营国药,约我研究国产药物,我藏身于方君的厂中,借以研究药材蛀虫,以图度过一时。”上海沦陷是指抗战时期,日军先后进入华界和租界。方庆成是中国药物建设公司经理,姚惠泉是该公司副经理。仙鹤草素药厂隶属于中国药物建设公司。秉志所述的研究国产药物,“仙鹤草素”便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期,姚惠泉通过药剂师、地下党员石原皋与新四军联系,借公司向苏北运送药物和收购药材为名,陆续提供新四军所需物资,仙鹤草素药厂也成为新四军在上海的交通和联系据点。据史料记载:姚惠泉提供的物资,包括龙头细布4000匹、胶鞋2万多双。当得知新四军需要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台时,他又多方设法从香港买来机件,拆散后夹杂在公司货物中分批运出。同时,他在中华职业学校第四补习学校开设无线电收发班,培训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派往苏北,协助新四军安装设备,掌握使用和维修,加强了新四军通讯的力量。

  或许有人问,仙鹤草素药厂位于何处?如何发展?查《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仙鹤草素药厂位于愚园路柳行别业50号。在1947年的《上海国货厂商名录》上,标明它的地址为愚园路532弄50号,电话是22677。1950年前夕,姚惠泉接替方庆成担任总经理。抗美援朝期间,姚惠泉所在的中国药物建设公司向志愿军捐献止血剂“仙鹤草素”5万支,并减价三分之二持续供应。

  公私合营后,中国药物建设公司归并成为长征制药厂,姚惠泉担任长征制药厂厂长。

作者:王昌范     责任编辑:吴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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