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在愚园路施宅专门问过施先生：松江四腮鲈鱼传说介许多，味道究竟如何？施先生的眼睛一瞪、一亮，很干脆说：“好！”沉默一歇，又说：“早就没有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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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另境先生1935年编《现代作家书简》，所收信札皆来自友朋，内容均活泼新鲜，最令人惊艳的，当然是一篇鲁迅的序。此书会继续流布后代，是可以确定的。此书收录了叶圣陶致施蛰存信函一通：

　　“承饷鲈鱼，即晚食之，依来示所指，至觉鲜美。前在松江尝此，系红烧，加蒜焉，遂见寻常。俾合家得饫佳味，甚感盛贶。调孚、振铎，亦云如是。今晨得一绝，书博一粲。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醺。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

　　写信年份、写信人未署，但在信尾“十二月二十八日”后有“（十八年）”字样。这个“十八年”为1929年。此当为编者或收信人的备注。此信在《叶圣陶年谱长编》中，亦置于此年，所据，正是《现代作家书简》。

　　写信人叶圣陶、收信人施蛰存，信中提及的郑振铎、徐调孚，乃至信里“一绝”中提到的施著《上元灯》，今天均是史册留名者。所涉的缘起——令叶圣陶“至觉鲜美”的松江鲈鱼——民国文人交往的雅媒，今已为绝响。此札信息之丰富、情怀之温暖，乃使此信亦终成一绝。

　　《现代作家书简》由孔另境先生在1935年11月编竣，次年5月由生活书店初版，1937年4月再版。1985年11月，上海书店曾以“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之一种予以影印出版。其实稍前，在1982年2月曾由花城出版社出过一个新版。因孔另境先生早已去世，故新版由孔另境夫人金韵琴写了《新版的话》。新版与旧版最大的区别，是“本书原来刊印十四位作家手迹，现在增加了十六位，合计作家手迹共三十帧”。

　　可喜的是，所增加的手迹中，即有12月28日叶圣陶致施蛰存函。信是写在印有“商务印书馆启事用笺”的八行笺上的，从笔迹上，为钢笔所书。与排印所异处，即在落款时间“十二月二十八日”后，无“（十八年）”。因此，将此信定于1929年如根据排印本所示，其实并无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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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有著作《云间语小录》，内有《鲈》一篇。其中写到：“己已冬，余成婚，友人沈从文、胡也频、丁玲、戴望舒、姚蓬子、刘灿波均来松观礼。余于婚筵外别设鲈羹欵之，俱甚称赏。灿波生长日本，习于击鲜，谓彼邦鱼亦无有如此白细净者。越一年，郑西谛先生闻而羡之，邀叶圣陶、徐调孚二公同来舍下，亦饱饫而去。圣翁既归沪。以其新著《倪焕之》一册寄惠，题诗卷端，志此胜集，有‘滋味清鲜何所似，上元灯里诵君文。’上元灯者，余所作小说集时方出版，以一册就正于翁也耳。”

　　此段意思明确，讲了三个时间点的三件事。首先是“己已冬，余成婚”；其次是，“越一年，郑西谛先生闻而羡之，邀叶圣陶、徐调孚二公同来舍下”；再次是，“圣翁既归沪。以其新著《倪焕之》一册寄惠，题诗卷端，志此胜集，有‘滋味清鲜何所似，上元灯里诵君文’”。将三件事的三个时间节点定位且串联起来，应该可以还原“鲈鱼”之案的部分真相。

　　施蛰存所云结婚的“己巳年”，1929年也。“越一年”则为1930年。因此，郑振铎邀叶圣陶、徐调孚赴松江鲈鱼之宴就不会是1929年。施蛰存《鲈》文中所引叶圣陶的两句诗，正是12月28日叶圣陶致施蛰存信中“今晨得一绝”中的两句，只是《鲈》文将“拟”字误为“似”了。分别收入两文的出版物均有手迹影印，所以，一字之差并非是手民之误。《鲈》文所提：叶圣陶在返沪后“以其新著《倪焕之》一册寄惠”，当是在12月28日写信同时所为。

　　《鲈》文写此三件事为一段，整齐连贯，字义明确。沈建中编《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一书在引用此段时，将“越一年”三字脱植，因此，将原本很明确的时间定位模糊了。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一书将施蛰存与陈慧华结婚定在1928年11月。编者注明，所据是“书面材料”。如此，就与《鲈》文施蛰存本人所述有了矛盾，相关联的，也改变了叶圣陶致施蛰存信的系年。

　　关于自己的结婚时间，其实施蛰存在另一文《滇云浦雨话从文》中也说得明明白白：“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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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叶圣陶致施蛰存函，可以看到叶先生是吃过松江鲈鱼的，只不过“前在松江尝此，系红烧，加蒜焉，遂见寻常”。这一次是施蛰存招待，或是另有他人？仅从信上字面看，不得其详。但施蛰存的确是不止一次与叶圣陶有“啖鱼之约”的。王伯祥是叶圣陶同学、密友，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他在1930年12月21日日记中记载：

　　“晨八时半赴车站，会圣陶、振铎、调孚、君匋，乘特别快车往松江，赴施蛰存啖鲈之约也。十时许到，蛰存来迎，因同步入城，抵其家。席间晤戴望舒及陆维钊，二时始毕。少坐即行。蛰存送出东门，由明星桥站登车回沪。以脱班故，迟至六时许始抵北站。匆匆归家，正陈席祀先，因肃拜焉。”

　　如果按《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所说，施蛰存结婚在1928年，那“越一年”，即郑振铎、叶圣陶、徐调孚有受鱼之欢则在1929年。如将施先生结婚定在施先生自述的1929年，则赠鱼在1930年矣。如此，在时间上就能与王伯祥日记对上了。即在是年12月21日施蛰存邀请叶圣陶、郑振铎、徐调孚、钱君匋和王伯祥去松江飨鱼，但那一次是红烧，还加了蒜，未能彰显鲈鱼之鲜美，留下了小遗憾，故有几天内施蛰存再次赠鱼之举，且附上了烹调秘方，在叶圣陶们照单施行下，终于达到了“至觉鲜美”的境界，因此，叶先生“甚感盛贶”也就顺理成章了。1920年12月21日和12月28日，经查万年历，这两天都是礼拜天，正好是休息日。王伯祥日记中提及的“陈席祀先，因肃拜”，因为次日即为冬至。

　　四腮鲈鱼在1930年代既已稀少，但尚能可见。唯稀罕，尚可见，置以待客，殊属可贵，不止是施蛰存如此。1936年秋，朱雯罗洪夫妇邀请巴金、靳以、黎烈文到松江，由另一个松江人赵家璧陪同。朱雯回忆，巴金前也曾应朱罗夫妇邀专门到过松江，去了佘山，但因是春天，与四腮鲈鱼是无缘的。这一次，他们一行除了游览了醉白池、方塔、西林诸名胜，还一起品尝了著名的鲈鱼。

　　记得当年在愚园路施宅专门问过施先生：松江四腮鲈鱼传说介许多，味道究竟如何？施先生的眼睛一瞪、一亮，很干脆说：“好！”沉默一歇，又说：“早就没有了。”

　　为了已经并不存在的四腮鲈鱼，2017年11月19日我曾专程从上海驱车到松江。醉白池与方塔是老早已经去过的，也无再去的念头。施家故宅早已在抗战时被轰炸一空估计连遗迹也难寻了，倒是秀野桥和桥西的老街是我此行想兜兜转转的去处。秀野桥，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桥，桥堍因为有了个菜市场和浴场，成为烟火气洋溢之所在。我走走停停想想，看看落魄的桥和桥下野逸的水、桥上断续走过的人以及水尽处缓缓下落的在夕阳，终于买了些雪白的莲藕与铜红的菱角踏上了归途。关于松江的菱，施先生是写过的：“水红菱虽嫩而不如雁来红之甘美。”

　　四腮鲈鱼对晚生者如我，不仅是传说，还是传奇，更是谜。施先生曾在1996年11月9日曾给我一信，大约是对我去信中询问的几件事作答复。其中关于鲈鱼一节是：

　　“四腮鲈鱼是松江特产，三十年代我住在松江，几次请上海文友到松江吃鲈鱼火锅，叶圣陶、郑振铎都吃得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