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欣见两部日记巨著的出版》）

　　记得前些年，上海曾经出版过陈左高先生的《中国日记略史》一书。现在我想，如果陈先生要修订这部书，或者今后有别人再写类似的书的话，那么，2011年的7月是肯定应该大写一笔的。因为，就在这个火热的月份，京沪两地分别出版了分量特别重的两部日记巨著——《王伯祥日记》和《夏鼐日记》。

　　因工作专业和个人爱好的缘故，我一直对近代人物的日记极感兴趣，对日记在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深有体会。我本人也整理出版过《郑振铎日记》和整理发表过赵南公日记、贾进者日记等，对日记整理工作的苦甘冷暖也有所了解。据我所知，近年来国内（包括海峡对岸）出版了很多种日记，其中字数最多、篇幅最巨的当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日记》，到现在也还没有最后出完。《竺可桢日记》对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尤其是浙江大学史）、中国自然科学史等等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只是对我这样的文学、史学研究者来说，用处就不是太大。相对说来，近年出版的、也特别厚重的《顾颉刚日记》、《胡适日记》，我派的用场就多一点。

　　此次问世的《夏鼐日记》和《王伯祥日记》，对我而言，喜欢的程度绝不下于《顾颉刚日记》和《胡适日记》。因我专门研究郑振铎、钱钟书等人，而夏、王二位正是郑振铎、钱钟书的好友和同事啊！

　　夏鼐，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大师，是我国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美、英、德等七个外国的最高学术机构，分别颁发给他荣誉学术称号（人称“七国院士”）。他和郑振铎是老乡（都出生在温州）和校友（先后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但郑比夏大12岁。他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认识，忘年之交，但一见如故。郑振铎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时，就极诚恳地邀请夏鼐出任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郑在给夏的信中说，“此非一人之私愿，实国家文物百年大计之所系也”。但夏当时想留在浙江大学工作。郑对夏说，那“不如主持全国考古大计之对国家民族更有贡献也”。夏在郑反复动员下终于决心北上，但流露了不想去文物局而想去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意思。郑又给夏写信，说只要夏北上，在哪工作他都没意见。“科学院方面，考古工作亦将进行。最近一二年，也许不过‘少试其技’；到了三五年之后，工作一定可以大为展开。”可见郑完全是从国家事业出发考虑问题，毫无个人私利夹杂其间。巧的是，后来当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等筹备成立考古研究所时，又请郑来兼任所长，于是郑便提议夏当副所长。

　　夏鼐后来回忆说，他去北京向郑报到时，又吞吞吐吐地提出不当副所长，专搞研究。郑却笑着对夏说：“不用提了。党这样重视我们，信任我们，我们还能推辞吗？你是知道的，我也是生平不惯做行政事的人，现在还当这里的局长呢！”听到这席话，夏深受感动，低下头来。从此，他再也不提辞去行政职务的事了。夏当郑的得力助手，忘我地工作；郑对夏极为关怀，在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前还逼着夏住院疗养。谁料郑先生出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去世，夏悲痛万分地写了悼文。在郑去世一年后，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夏鼐后来取得那么伟大的成绩，是与郑振铎的帮助和激励分不开的。在夏鼐日记中，生动地记载着他和郑先生的交往。

　　夏鼐和钱锺书同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同学。有一则广为流传的“佳话”，说当年钱、夏与吴晗在校园内被合誉为“清华三才子”。还有人再添上一个朱湘（又有人则加上一位张荫麟），说他们被合誉为清华“文学院四才子”云云。其实那都是后人编造或“追认”的“口碑”。今从夏鼐详尽的日记中，根本找不到夏、钱当年有过接触的任何记载，相反倒是反映了夏当时在校内尚寂寂无闻。在夏的日记中最早看到钱的名字，已是1949年。那一年他读了钱的《谈艺录》，写下极其精彩的评语。尤其是夏对孟郊的一句诗的看法与钱不同，提出新解。人所周知，夏并不以研究古典诗文名世，谁也想不到他竟有极高的悟性和鉴赏能力。可惜的是，他的这一见解当时并未发表，钱也一直不知道，否则说不准会被采入《谈艺录》增订本中的，我以为。

　　夏和钱的交往，始于解放后同在科学院工作时。“文革”前夕，他俩由郭院长带队，曾同赴山西昔阳大寨等地参观考察。“文革”后，二老迎来了各自人生和学术的金色年代，曾相偕同赴意大利作学术访问，轰动西方学界。夏日记中对这些有非常详尽的记载。特别是1980年代，他俩同时在毫无预知的情况下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时他俩怎样在胡乔木院长面前寻找理由百般推辞，又怎样在胡高超的思想工作下只好接受的过程，别人写的文章已经有过了，但再精彩、再详细也没有夏老自己的日记写得生动和真实。夏事后还写幽默诗一首，奉赠钱“学长”，“兼以自嘲”，并写有有趣的自注。人们从来就没听说夏会写旧体诗，此诗亦从未发表，极为珍罕。夏鼐日记中这类亮点俯拾皆是。

　　夏鼐日记从1930年至1985年，除了“文革”前期有几年缺少外，基本保存完好。今其学生、子女历时十年辛苦整理，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分成十大册出版。在它问世前，消息透露，即引起学界高度期待。我曾去温州讲学，当地文化界朋友就都已知此事，纷纷向我打听，翘首以盼。书一出来，出版社朱社长即送我一部，真是感激不尽。

　　而《王伯祥日记》的出版，我还出过一点“微力”（真正微不足道的）：多年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下问于我有何好的出版选题，我即提出最好能出王伯祥日记，并向她介绍了我所知道的该日记的珍贵价值。此事后来一谈就成，因为王先生的长子就正是国家图书馆的老研究馆员。

　　我因研究郑振铎，早就知道王是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王比郑年长约八岁，王称郑“铎兄”，但郑却一直不叫王为“兄”，而笑称“伯翁”。又是“伯”又是“翁”的，在朋友中叫出了名，大家都这样叫。他俩从1921年开始，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亲密同事、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王在郑的介绍下又进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文研所，郑为第一任所长）工作。两人情谊久经考验。在日寇占领上海的恐怖年头，郑随时准备献身，曾将密封的遗嘱亲手交给王保存。抗战胜利后搞民主运动时，郑常到王家，并派王的子女请同住在弄堂中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过来密谈要事。1958年闻知郑牺牲时，王声泪俱下，写了建国后唯一的一篇白话文章《悼念铎兄》。这些，在王的日记中都有记载。

　　我怎会知道王伯祥有日记，并知道它的重要价值的呢？那是因为我的好友、北大商金林教授修订《叶圣陶年谱》时，在王先生后人的支持下查看了王的日记，从中摘录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记事，在这些记事中往往也写到郑振铎，彼时我也正在修订《郑振铎年谱》，便从已出版的《叶圣陶年谱》修订本中转录有关史料。当然，王的日记中如果只写到郑而没写到叶，商兄也就不会记，那我也就没办法。所以，我是特别希望也看看王先生日记的。可惜我人不在北京，也没法去王家看。但我仅仅根据《叶圣陶年谱》中看来的王先生日记的部分摘录，就一举解开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悬置的两个重要的疑团。

　　一个疑团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流亡欧洲，后来他是什么时候回国的？此事又牵涉到郑何时恢复主编《小说月报》，和巴金的成名作《灭亡》（1929年1至4月连载发表）究竟是谁当《小说月报》编辑给予发表的问题。叶圣陶晚年回忆（许是别人代写的），说郑是1929年2月回上海的，而恢复《小说月报》主编则是5月间。而巴金还特地写了《我的责任编辑》一文，认定发表其《灭亡》小说的责任编辑就是代理主编《小说月报》的叶。我以前根据一些资料推断，郑至迟在1928年10月就已回沪了，1929年的第一期《小说月报》肯定已是郑所编的。今见王伯祥日记明载：1928年6月8日下午2时，郑回到上海；同年9月3日，郑恢复编《小说月报》，叶即调回国文部。事实于是完全清楚。但有人竟还想维护巴金讲的“佳话”，硬说1928年9月直至第二年4月仍可能还是叶在代郑编杂志。他是不是以为，当年资本家管理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也是像现在他所在的“事业单位”一样人浮于事呢？

　　我解开的另一个疑团是，巴金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巴金自己记不清楚。查了《鲁迅日记》后，巴金一会儿说是1933年4月6日，一会儿说是1933年秋天，一会儿又说是1934年8月5日，而有人居然还称赞说这“极可反映他态度的认真严谨”。一些研究者对此也各有各的说法，有人则干脆说这件事是考证不出来的。而巴金提到的1933年4月6日，《鲁迅日记》只有极简略的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这15个人，除了鲁迅日记中明确可知的鲁迅、郑振铎(西谛)、周建人(“三弟”)外，黄源后来说还有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洪深、谢六逸、夏丏尊、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即共写出13人，还有2人未明。黄源而且还特别写了一句:“巴金当时不在上海，没有被邀”（黄没说自己参加了这次宴会）。而茅盾后来也写出一个12人的名单，即比黄源所说的少了谢六逸、夏丏尊，却加上了黄源，还有3人未明。由于这次聚会是研究讨论1930年代著名的大型文学月刊《文学》杂志的创刊之事，这是一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大事，因此这个会议名单也是非常值得搞清楚的。

　　极其幸运的是，这一天王伯祥也有日记:“散班后赴会宾楼振铎、东华、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挤一大圆桌，亦殊有趣也。计主人之外，有乔峰、鲁迅、仲云、达夫、蛰存、巴金、六逸、调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纵谈办《文学》杂志事，兼涉谐谑，至十时三刻乃散。”于是，我们终于确切无疑地知道了：一、巴金第一次见鲁迅，是在1933年4月6日。二、那天关于创办《文学》的会，参加的十五个人是:鲁迅、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王伯祥、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周建人、巴金、施蛰存、樊仲云。茅盾、黄源都记错了好多。

　　出席的人中，不仅有当时初出茅庐的巴金（有研究者曾断言巴金没资格出席创刊《文学》的会），而且居然还有施蛰存，这是后人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连亲自参加此会的茅盾后来也没能提到施，施本人后来也从未提起过。须知，这是一个讨论将在上海新创刊《文学》月刊的会，而施当时则正在同地主编着一个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可见，郑振铎等人的胸襟是何等坦诚，毫无文坛上常见的“文人相轻”“同行相妒”的所谓“竞争意识”“保密观念”。王伯祥日记说这次会“兼涉谐谑”，巴金也曾回忆说那天鲁迅非常愉快，话说得最多。但时过不久，10月间，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笔仗，鲁迅甚至痛骂施为“洋场恶少”。以前，我一直觉得鲁迅的态度也不好，反击好像有点过度。但看到王伯祥这则日记，想到不久前鲁迅、施蛰存（他们也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曾经杯盏交错，鲁迅曾经那样心情愉快，就有所憬悟。又看到同年11月18日《朱自清日记》记：“振铎谓施蛰存有告《文学》密说，其事甚奇。”就更引起深思了。

　　仅从上述数事，即可知王伯祥日记的价值又何等珍贵了，也可知研究文化名人的日记对于我们的文史研究是多么必要了！

　　王先生一生为人处事低调。在而今“大师”帽子满天飞的年头，年轻人知道王先生的却很少。其实他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对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文学发展、名物训诂和版本目录等学问，造诣很深。1930年代，他在开明书店主编的《二十五史》，郑振铎称颂为“扛鼎之作”；随后他又主编了《二十五史补编》，茅盾也称颂为“扛鼎之作”。其他都不说，仅举这两个“扛鼎之作”，王先生即为不朽矣！他还有不少遗著生前一直没有问世，如近年影印出版的他批注的《书目答问补正》，北大教授朱天俊即赞叹道：“先生用娟秀而流畅的行书写成眉批、校注题记、跋语文字，宛若繁星洒落在字里行间，朱墨交替，潇洒自如，于细微处见精神。伯祥先生读书之认真，做学问之刻苦，令人崇敬。”出版这样的文化老人的日记，谁曰不宜？

　　起先，国图出版社郭社长说，书出来后可送我一部。其实当时他并不清楚王伯祥日记的篇幅之巨，原来竟有141册又3附册之多！从1924年到1975年，除了“文革”期间停记了几年外，基本完整。（而1924年以前的日记，可恨毁于日军侵略炮火，不然就将保存文学研究会早期几年极珍贵的史料！）由于整理誊抄校对的工作量实在太大，而且也容易出错，家属和出版社最后商定采用全部影印的办法。对于研究者而言，影印也确实是最好的。不过，影印本精装有44巨册之多，而印数又不到百套，定价便每部要二三万元。（那就连社长、责编自己也得不到样书了。）这对一般的研究者来说，是买不起的。近时，我赴台湾开会，与彼岸的研究者谈到《王伯祥日记》的出版，他们也十分兴奋，但听到售价，也不免咂舌。他们正商量着几个单位合买呢。但无论如何，《王伯祥日记》的问世，是大有利于学术研究的！

　　夏鼐先生和王伯祥先生家属将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公诸于世，华东师大出版社和国图出版社不惜花费巨金精心出版，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