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先生是我的长辈。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方老与我的父亲、叔父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共江苏省委从事秘密工作，并结下了深厚友谊。方老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深受陶先生品格与思想熏陶，为人平易、谦和，关心和同情人民大众疾苦，热爱青年与儿童；方老是我党的忠诚战士，长期从事党的教师工作，团结组织广大教师，争取教师生存权利，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先生回到上海，方老受党组织委派，协助和帮助陶先生工作。当时，方老是上海“小教联”的负责人之一，在中小学教师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新中国建立后，方老当选为上海市教育工会首任主席，不久后调往北京全国教育总工会，在国内外教师工作中显露才华，为新中国教师事业作出贡献。八十年代，方老作为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多方奔走，终于促成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方老还是恢复“教师节”和颁布《教师法》的主要倡议人和起草者之一，深受广大教师的尊敬与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老是中国教师的一面旗帜。

　　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在张劲夫、刘季平、钱伟长和方明等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下，各地陆续成立陶研会组织，陶行知教育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陶研会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并成为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学术团体。九十年代后，方老被推举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在他的带领下，中陶会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先后编辑出版了《陶行知全集》（共12卷）、组织编制陶研课题、建立陶研实验基地；同时，他以极大的热忱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推动、扶持农村教育发展，实现陶行知先生“乡村教育”的伟大理想。他不顾高龄，奔走于各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方老的带领下，中陶会先后在安徽休宁和山西吕梁、阳曲等地进行“农科教统筹”、在江苏苏州、重庆渝北等地开展“科教兴乡”、“科教兴县”、“科教兴市”等一系列实验，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2007年夏天，方老带领中陶会来到山西，学习和总结忻州师范学院开展“顶岗支教”经验，并向中央领导同志报送了有关材料。在方老的晚年生活中，中陶会的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他真正践行了陶行知先生的榜样，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方老是陶研事业中公认的“带头人”和“主心骨”，他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和凝聚起陶研事业的队伍，他是陶研工作者的榜样，更是陶研事业的象征与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老是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

　　在我的心目中，方老既有父辈的慈祥，也有师长的严厉，还有朋友的真诚。方老是一个“真人”，他很纯粹，两袖清风，工作就是他生活中的全部内容；同时，他还非常执着，认准了的事情就非干成不可，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一抓到底”。几年前，当我被推举接手中陶会会长工作时，内心怀有诚惶诚恐和惴惴不安。我深知，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精神的弘扬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方向和道路所具有的意义；同时，方老等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经过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和丰富人生阅历所积累的政治高度、事业高度和思想光辉、人格光辉是我等晚辈难以企及的。然而，我们所处的时代赋予了新的目标和使命，同时也赋予了陶行知教育思想新的意义和光芒，这就要求我们这些后来者延续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开辟的事业，开拓前行，创造出新的业绩，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我们新的贡献，奉献我们的人生！

　　在方明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组织力量把方老生前的演讲稿、工作报告、回忆录和部分重要信札汇编成《方明文集》，这是对方老的最好纪念，也是对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最好教育！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方老是如何为陶研事业呕心沥血，为我国教师队伍的建设奔走呼号，为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不遗余力，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洒尽了一腔热血！

　　读着方老的著作，便是读一部中国陶研的发展史，便是仿佛与方老进行着一场有关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深刻对话，便是一次对我们今天如何学陶师陶的真切反思……

　　今年是方明先生诞辰100周年，方老离开我们也已经快10年了，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10年中，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发展很快，但各种教育问题却变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环境中定心静气地做一点有益于教育进步的事，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个学陶人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去回答的。因此，我们需要像方老那样，淡泊名利，热心奋斗，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去谋划和探索教育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去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新时期的陶研事业！

　　今天，《方明文集》即将付梓，让我们重温一下方老所信奉的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老是我们心中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

　　是为序。

　　2017年8月25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