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教授在我国教育界和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数十年如一日，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

　　黄钰生，字子坚，1898年生于湖北沔阳的一位店员家庭。1912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对学生进行的民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他的举止风范、道德情操，被黄钰生奉为楷模。在学习期间，他还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社会改良和进步的书籍所吸引。陈独秀主编的充满民主思想的《新青年》也给他很大的启迪。他经常参加学生演说活动和反对袁世凯称帝、抵制日货等多种爱国活动。四年的中学生活使黄钰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勤奋和强烈的求知欲使这个入学时成绩平平的学生，在最后的考试中跃居年级第一。191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与大多数的北京青年学生一样，黄钰生深受蔡元培思想的影响。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的约款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黄钰生积极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

　　同年，黄钰生抱着教育救国的愿望去美国继续学习。先在艾普敦的劳伦斯学运四年级读书，攻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和西方哲学。罗素的《哲学问题》引起他进而读罗素其他著作的兴趣，尤其是《自由人的崇拜》《到自有之路》《自由与组织》等著作对黄钰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年以后，黄钰生拿着劳伦斯学院的文凭再次升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在这所大学中，他接触了一些享有世界盛名的学者。听了一些左翼作家的报告和演讲，甚至他看到了《共产党学宣言》在这里被一些大胆的学者列为历史课参考读物。

　　严谨的治学方法和思维训练使黄钰生在治学的道路上初窥门径，为他的教育思想打下基础。在美国的五年学习，学业上的收获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民主主义思想的成型，决定了他后来成为南开教育事业中颇有威望的教育家。但也正是这一时期，他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终于形成，这为他后来寻求真理设下了障碍。

　　1925年，等待通过博士论文的黄钰生由于得不到清华学校的继续资助，同时张伯苓校长急盼他到南开任教而提前回国，开始了他在南开长达25年的教育生涯，先后担任心理学、哲学和教育史的教学工作。曾开设《普通心理学》《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学》等课，他开设的《普通心理学》，是以美国吴士伟著《心理学》为教材；《教育学》是用桑代克和盖茨著《教育原理》为必读参考书，都是英文本。但他讲授内容，并不限于这两本书，而是联系中国实际。他所以用英文原著，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他在教育学理论方面造诣颇深，在教育实践方面，也经验丰富。他反对只会坐而言的教育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他不只重视课堂教学，也重视社会活动能力。1936年他教授教育课时就要学生到天津里弄和附近农村调查半日制小学的情况，为研究普及教育和扫盲教育找根据。

　　他教课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善于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要学生掌握理论之后，再联系实际。对外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的言论，不是照搬，有肯定也有否定。如讲到心理学流派时，他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瓦特生提出的S→R(刺激→反映)的公式，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进行过深入分析和批判。他治学严谨，有些自编教材，一再修改，不肯发表。他编著的《儿童心理学讲义》，在上世纪30年代，算得上内容新颖的好教材。遗憾的是这份手稿在日本轰炸南开时被焚毁了。

　　他是一位坐而言，起而行的教育家。他重视学习外国教育理论，但反对言必称希腊；他重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但也反对言必称孔孟。当时虽然还没有“古为今用，洋为今用”的成语，而他的思想是与此暗合的。1927年以后，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秘书长。从此他一面继续教课，一面与担负具体教育工作的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一起总包全校校务，从教学到后勤，事无巨细，认真负责，受到师生们的尊重和欢迎。

　　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备受日本兵蹂躏。南开大学附近就是日本兵营和飞机场，学校常受到无端的挑衅骚扰。黄钰生与校长秘书傅恩龄、斋务长郭屏藩等一面机警地与日寇周旋，一面冒着生命危险暗地保护着师生的安全和学校财产。为此张伯苓校长事后曾赠他“沉着应付”的条幅以示表彰。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津的日本驻屯军对南开大学时刻窥伺、多方骚扰。在这种情况下，黄钰生与师生一起做学校财产的抢运转移工作，组织学生及职工家属的搬迁、疏散。7月28日夜，日寇把整个南开园夷为平地。他与杨石先教授等查过师生们确已安全离校，才怀着满腔仇恨离开了天津，辗转南下，来到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

　　由于战争的烽火，使得长沙的临时大学又不得不迁往昆明。于是临时大学的师生，除女生及年老体弱者外，组成了“湘、黔、滇”步行入滇团。当时参加步行团的学生有三百多人。教授有：南开的黄钰生，清华的闻一多、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等十余人。由黄钰生任步行团的辅导委员会主席。从1938年2月20日由长沙出发。一路崇山峻岭，日行近百里，宿营茅屋破庙，经过整整70个日日夜夜，行程3600华里，谱写了我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那时，黄钰生刚满40岁。到达昆明后，他刻了一方图章，文曰：“行年四十，步行三千”。

　　黄钰生能把这支队伍安全地带到昆明，可硕士历尽艰辛。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教授说：“联大迁昆明是最悲壮的一件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完成这一壮举，黄钰生功莫大焉。他成功的诀窍是加强团结，强调三校一家，如兄如弟。如果说他对南开有点偏私，那就是要求更严格。有一次为住宿分房和铺草问题，南开同学向他反映意见，说北大、清华同学人多势大，我们吃亏了。他却说，我不爱听这校那校的，我不是经常说“三校一家”么？要好好团结，大家相处久了、熟了就好了。又半开玩笑的说：“如果南开同学与南开同学吵架，各打50板；如果与外校同学吵架，对南开同学加倍打。”消息一经传出，三校同学，很受感动，从而增强了团结。

　　第二个诀窍是以身作则。他身为步行团团长，堪称任重道远了。三百多人的食、住、性，甚至顿顿打灶，夜夜扎营，事无巨细，他都要管。既是团长又是司长务，他从不叫苦。在这三百多人的集体中，按年龄他属于长者，按地位是一团之长，然而却没有半点特殊化，与学生吃一锅饭，同住地铺，同样跋山涉水。吃苦在前，无乐可享。天还未亮，他首先从地铺上爬起来；晚上，别人已经打鼾，他还在煤油灯下听汇报，处理当天的事务，计划明天的行程。在湘西、贵州疟疾区，他还亲自劝同学每天服两粒疟疾丸，少数不懂事的同学说：“黄先生太婆婆妈妈了！”多数师生体会到这是认真负责、关心师生。就这样日复日，月复月，他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黄钰生也随学校在昆明八年。在这八年间，他满怀抗战激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抗战培养人才。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有分有合，黄钰生除担任教育学教授外，还任南开大学秘书长、代教务长，并担任西南联大建设长。西南联大在昆明匆匆成立，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虽然云南地方当局鼎力支持，校舍仍不敷应用。后来，由黄钰生出面，在西大门外低价购得荒地120亩，盖起了土坯草顶得“新校舍”，西南联大才算有了自己的教学基地。

　　西南联大成立不久，同年秋天，又增设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由黄钰生担任师范学院院长，一任就是八年！

　　在他看来，师院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得像样。他力求吸取中外办师范学院的长处，特别师要像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又像中国古代的一个书院。在学习上，讲大课的时候要少，学生向教师求教的时间要多；学生既要博览群书，又要注重实践；在管理上，要像南开那样，严格管理，学生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要举行升旗仪式；学生的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除此之外，黄钰生为强化学生的师范意识，鼓励他们为人师表、为国育才，还为师院谱写了院歌。可以说，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从增设到独立，黄钰生的工作是善始善终的。他在任的这段时期，由于废寝忘食地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出色的才华，显示了南开人的素质，提高了南开人的声望。

　　1946年7月，联大师生正在筹备返校事宜，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遇害。消息传来，黄钰生撰了挽联哀悼这位往日好友：“同乡、同学、同事、同步行三千里，回首当年伤永诀；论品、论文、论学、论豪气十万丈，纵观古今有几人。”在悼词中，黄钰生将闻一多比作普洛米休斯，以表对文先生的崇敬、对国民党的愤怒和对蒋介石的鄙视，也流露出内心的痛苦。

　　抗战胜利后不久，张伯苓决定派黄钰生回天津重建南开园。为使复校工作顺利进行，张校长推荐他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但是，黄钰生不愿做官。于是张校长让人写信致黄钰生：“天津教育局长事，校长虽然不愿勉强吾兄屈就，唯为南开计，校长以为兄若能帮助干五六个月，实为两便。”

　　黄钰生在未回天津之前，派喻传鉴先行，代为接管天津教育局。西南联大结束后回到天津，随即筹备复校工作，成立了南开大学复校筹备处，收回八里台原校舍852亩，接受六里台敌产中日中学、农场、综合运动场、苗圃等110亩。这样，沿卫津河南北2里，东西1里许均为南开大学校园。可以想象，南开在战后之所以能迅速恢复，是与黄老所做的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解放前夕，南开大学是中共天津地下党的堡垒，不少进步师生在紧张地迎接天津的解放。黄钰生对进步学生的活动持宽容态度，甚至明知地下党学生在湖边看文件、开会也只一笑而过。面对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南下请愿活动，南开校园中贴出了他在南京发表的《苦闷甚于饥饿》的文章。

　　天津临近解放，他一次次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诱惑，未接受南飞的机票，却接受了地下党保护学校的意见，和师生一道保护着学校的财产，迎来了天津解放的曙光。

　　黄钰生在南开工作的25年中，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希望通过他和南开同仁的努力，继续培养出立身为爱国、救国和振兴中国的事业而奋斗的下一代人才。他为此而不畏强暴，与日寇周旋，与国民党周旋，为保护师生和校产的安全而斗争，为学校的南迁和抗战胜利后重新建校而不辞辛劳。他于繁忙中坚持不懈，于艰难中奋斗不息。在工作中则是先人后己，秉公无私。当七七事变后日寇炮轰南开之前，他与杨石先教授冒着生命危险，指挥师生疏散、转移物资的时候，他自己的家具一件未动，是最后乘小船离开学校的。他向往新中国诞生，瞻望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在天津解放之时，终于把学校完整无缺地交给了人民政府。学校投入了人民的怀抱，黄钰生也投入了人民的怀抱。他为南开奋斗25年的业绩，是他爱国、救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办学和挚爱学校的思想的必然结果。

　　1956年，黄钰生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个以文教界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通过参加民进的政治学习和会务工作的实践，懂得了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应该是共产党的助手，在反映现实情况和沟通意见上，应该是党的诤友。民主党派还应该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做好联系工作，使之相互支援、促进。在这方面，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黄老从事民进工作卅多年，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作风谦虚、诚恳、朴实，平易近人，谈话风趣而又深含哲理使人信服，他经常以个人的思想转变和亲身感受进行先生说法，帮助、团结会员共同进步，深受广大会员的爱戴。他一直主持民进天津市委员会领导层的中心学习组的学习，带头敞思想、亮观点，抓住主要的探讨研究，使学习组成员颇受教益。

　　他常常向人谈起自己一生经过三次国体变革、四次国旗变更的经历。他认为：国与爱国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三个时期有共同之处，也有三者截然不同之处。他说：我爱锦绣河山、丰富宝藏的国土；爱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爱光辉、灿烂、悠久的文化。对于斯土、斯民、斯文化的爱，是三个时期共同的爱国主义。但是，我不大爱大清国，不爱龙旗，虽然我留过小辫，当过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子民。以孙中山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以蒋介石为末任总统的中华民国的五色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爱过，但是我现在不爱它们了。为什么我不爱这两个国体的国旗呢？因为它们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世界民族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现在爱，而且热爱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五星红旗。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和这面旗呢？因为它们使我，在世界民族面前，昂首阔步，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我在旧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新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旧中国和新中国，土地还是地球上的那同一块土地，民族还是由五十几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受人欺侮、大多数人饥寒交迫的旧中国，经过短短的三十多年，就变成一个繁荣昌盛、团结统一、受人尊敬、全国人民丰衣足食的新中国呢？只有一个答案：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好。我观察了三十多年，不到半个世纪，我现在下结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今后，我们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全国政协和天津政协的组织下，他到过鄂、湘、川、晋、陕、内蒙古、闽等地参观、调查，获益颇多。公余之暇，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1983年3月，他以85岁高龄，率北大、清华、浙大、燕京、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的校友共同创办了天津联合业余大学，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老圃殷勤灌百花”的精神，为天津联合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黄钰生同志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桃李遍天下。他充分运用在海内外的联系和影响，热情接待港、澳、台和海外朋友并撰写对台宣传稿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四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黄老是通过长期学习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并接受马列主义，实现思想转变的。当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他的转变有着深厚的内在基础。在南开中学，他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以及为公众服务的良好锻炼；在五四运动中，他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养，又从西方文化中广泛汲取了营养。他养成一种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的科学态度和表里如一的坦率作风，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忠于职守，公而忘私，凡事认真负责，不辞繁琐，力求创新。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是鞠躬尽瘁、为国辛劳的一生，是呕心沥血、献身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生。他以自己辛勤的汗水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从1978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1986年12月，他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时年88岁，实现了老人多年的夙愿。此时此刻，他的精神格外兴奋，表示要以有限的时间，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情调消极、颓废、悲观。他赞扬宋人韩琦的“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的诗句。黄老这种老当益壮、为党为革命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