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叶圣陶先生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担任语文教师。语文课本虽是新编,但是没有写作和听说训练。学生不喜欢,老师教着也困难。随着改革开放,当时的语文教学界也活跃起来,纷纷呼吁要改革语文教学,希望重新编写语文教科书。身处其中的我,自然也痛切地感觉到改革的必要。恰好,当时的北外附校为了外语教学的需要,进口了一些国家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翻阅之后,觉得介绍出来或许对中国的语文教学有所启发。我本人粗通日语,于是就联络了懂得日语、法语、德语、俄语和英语的几位老师,收集、翻译了世界主要国家的语文教学(指各国母语教学)的课文和教学资料,由我执笔成文,把研究结果发表在各个语文教学的杂志上。没想到,这些文章在当时语文教学界受到了很大欢迎。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会提出要我办个专刊,集中介绍国外语文教学的情况。这使我进一步想到,介绍外国语文教学的情况主要目的是以国外的经验为参考,提出进行改革的主张。于是我们想到了叶圣陶先生,他早年做过小学、师范学校和大学的国语教师,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写过多种国语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又参与了许多语文教学方针政策的制订和教科书编写工作,是语文教学界最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因此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于是1980年2月我和柳正琛老师冒昧地给叶圣陶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所进行的国外语文教学研究的情况,并向他提出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些主张,请他指教。信的主要内容:首先,简单介绍了我们对国外语文教学进行研究的情况;接着,对照中国语文教学的现状指出弊病;最后,提出我们关于中国语文教学的几项建议:一是要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目的。我们认为,语文课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母语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能力;二是教科书课文的除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外,还应该编入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文章;三是写作教学要注重实用性,除了让学生练习写一些文学性的文章之外,还应指导学生写一些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小论文之类的实用性文章;四是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应重视听和说的教学、培养学生讨论、讲演等口头表达能力。
叶圣陶先生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很多,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时间考虑我们提出的问题。但出乎意料的是,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亲笔回信。我小心地剪开信封,两页信纸上写满了苍劲有力的大字。信的内容是:
宝元、正琛二位同志惠鉴:
你们二位代表很多位老师给我的信已经接读。
来信中谈的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和语文教学的四点, 我看了高兴极了。有的意思我也曾想过,有些意思我没想到,使我得到启发,咱们还没见过面,已经是心心相通的好朋友了。
外国语文跟我国语文完全不同,可就教语文和编辑语文课本的目的和方法而言,不妨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考虑的。看看当然不是照抄,拿来做借鉴却是有好处的。什么叫借鉴,就是拿它当镜子,照见自己是俏还是村,俏呢,俏得怎么样,村呢,村到何种程度。
如今有关语文教学的刊物可谓盛极一时了,我没有做过统计,仿佛大中城市出的不少,有些县分也有。你们出的《外国语文教学通讯》在这么多的刊物中别开生面,来一面镜子,不说别人光说我,我是乐于阅读的。
匆匆奉复,顺请教安。
叶圣陶一月廿七日
拜读叶圣老的回信,我和几位老师都很兴奋。作为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的叶圣陶先生并不因为我们是普通教师而无暇一顾,而是充分肯定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的主张,把我们当成心心相印的朋友来对待,怎么能不让我们深深感动呢?我们当即回信,表示要把我们的工作继续下去,并筹备专刊发表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了和叶圣陶先生的交往,这是后话日后再表。
现在回想起来,叶圣陶先生之所以这样热情地支持我们所做的工作,一是因为他老人家终其一生,一直关注着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而且保持着和基层语文教师的密切联系。他亲自给请教的老师写信,回答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亲手批改小学生的作文,发表在刊物上,给教师做示范。1986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征集叶圣陶先生给教师的信件,老人家的长子叶至善先生从大量的信件中选出了100封,出版了《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开明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其中也收录了给我们的三封信(包括上一封)。接受过他指导的普通教师为数众多,有一些人在他的指导下,走上了语文教育研究的道路,而取得了一定成绩。他批改过作文的小学生也有后来成了知名作家的,如北京作家肖复兴。大家都知道叶圣陶先生在民国时期主持《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时,发现并推出了巴金、老舍、丁玲等许多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其实他对许多的普通中小学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方面所做的探索,也同样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其二,叶圣陶先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早在民国初期,先生的青年时代,在苏州的甪直小学当语文老师时,就顺应世界潮流进行改革,语文课除了学教科书还开讲演会、演话剧、办黑板报,提高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他对语文教学的改革和对国外语文教学的状况是关心的。我们研究介绍国外语文教学情况,他是觉得有意义和感兴趣的。我们对当时对国内语文教学提出的四点建议,与他的一些主张不谋而合。大概是这些原因使他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与了热情的支持。
在叶圣陶先生的指导下,此后我们对国外语文教学的研究工作进展顺利。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内部出版了两期“国外语文教学”专刊。由我执笔,为教育部第二次中学语文教材改革会议提供了一个近五万字的“国外语文教学研究报告”作为会议参考材料。几家较有影响的语文报刊公开发表了报告的主要章节,对中国语文教学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叶圣陶先生以民进中央主席的身份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繁忙,又因为上了年纪,身体健康情况已不如从前。知道这些以后,我们一些受过他指导的晚辈都自觉地不去打扰他。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作为普通教师的朋友。1985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卷本的教育论集。他就特意签了名寄给我一套。我收到他的赠书,看到包纸上写的寄信人名字“叶圣陶”三个大字,真是无比感动,连包装纸也小心地珍藏起来。
如今他老人家去世已经多年了,但时间愈久,对于先生的怀念愈加强烈。我将永远珍惜这缘分,并以先生为榜样,毕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人民、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文作者系民进北京市委大学联合支部原主委、北外国际交流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