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积极的知识分子”】

　　◆在香港媒体工作时，金仲华与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成为了舆论战场上并肩的战友。后者曾在作品《勇敢积极的知识分子》中回忆： “每逢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或者是我打电话给他，我们一道讨论事件的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是我第一个打电话去联系的人，这时日本炸弹已开始在香港落下来了。”

　　【时间管理的高手】

　　◆金仲华个人订阅了几十种中外报刊，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依旧坚持每天阅读。从地处外滩的市政府到巨鹿路上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途中，汽车里他就能把一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看完，并用红笔留下密密麻麻的圈点，把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圈出来，或交有关研究人员阅读参考，或指定研究员翻译。

　　【“哪怕你一天背一个单词”】

　　◆对勤恳学习、努力工作的青年，金仲华总是给予热情的肯定，但是对于少数青年研究人员学习不够认真，过了几年还未掌握外语的情况，金仲华则给予严肃的批评： “哪怕你一天背一个单词，几年下来，也应该记住一千多字了。”在他的倡议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开设了英语班、德语班、俄语班，一定要青年研究人员突破“外语关”。

　　研究成果既要有学术价值，又要有实际应用价值

　　金仲华主张，研究国际问题必须坚持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相结合，要由浅入深，从近到远，从部分到整体，成果既要有学术价值，又要有实际应用价值。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广中求深，既要钻研经济、政治、外交，又要熟谙历史和现状，要培养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把握问题的实质，不被诸多表面的矛盾现象搞得眼花缭乱而迷失方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室原主任董拜南认为：“他的这些高屋建瓴、内涵丰富的精辟见解，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学术档案】

　　金仲华（1907—1968），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浙江桐乡人。早年任上海《妇女杂志》和《中学生》编辑。1936年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抗日战争前后，协助邹韬奋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永生》《抗战》等报刊，并加入宋庆龄等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秋赴香港任《星岛日报》总编辑，一度任香港《文汇报》主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新闻社、《中国建设》《上海新闻》（英文版）和上海《新闻日报》社长，文汇报社社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副市长。

　　他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追求真理，笔耕不辍，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就是金仲华，曾经备受学人敬仰的“金公”。

　　“他帮助启发了青年一代，使他们肩负起重任”

　　1907年4月1日，金仲华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梧桐镇。两三岁便出入父亲在祖屋“静远堂”里开设的私塾。四岁能诵《千字文》，其父大喜，特地带他到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幼年金仲华身着灰色长袍、一手拿《千字文》、一手毕恭毕敬地拉着父亲的合影。六岁时，金仲华入读县立崇实小学。十岁时，在父亲书房里，他偷偷地在《幼学琼林》 “命之修短有数，人之富贵在天。唯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的文字旁加上了“大错特错”的批语。

　　1920年秋，金仲华一个人登上了开往嘉兴的小火轮客船，开始了他在嘉兴县立第一中学的学习生活。中学时代的金仲华偏爱文科，尤其喜欢英文和地理，一本《瀛寰志略》爱不释手，或可见其日后成长为一名国际问题专家最初之缘起。

　　三年后，16岁的金仲华考入之江大学，攻读文科。之江大学坐落于杭州六和塔西侧。每天清晨，他都会悄悄爬上宿舍楼后面的山坡，大声朗读英文，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功底。其间，金仲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肖炳实。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致力于新文化运动，金仲华早年便参加了进步刊物的编辑工作。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世界知识》的发起人和主编，金仲华以文笔犀利的政论启迪人民、揭露敌人，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协助邹韬奋编辑进步报刊《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创办《永生》杂志，被宋庆龄评价为： “他帮助启发了青年一代，使他们肩负起重任，为中国的前途和反对世界法西斯而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仲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作为执委会成员，金仲华负责华语通讯工作，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对外宣传工作，向海外华侨、国际友好团体和个人募捐，以药品和其他物资形式援助抗战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争取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更广泛的同情和支撑。这些物资当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

　　在上海和武汉，他与邹韬奋编辑《抗战》与《全民抗战》三日刊。在香港，金仲华参与进步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其主编的《星岛日报》传播进步舆论，成为当时香港主要报纸之一。这一时期，同为在港媒体工作者，他与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成为了舆论战场上并肩的战友。后者曾在作品《勇敢积极的知识分子》中回忆： “每逢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或者是我打电话给他，我们一道讨论事件的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是我第一个打电话去联系的人，这时日本炸弹已开始在香港落下来了。”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金仲华在重庆和上海美国新闻处译报部工作期间，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坚守译报阵地以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公正地对外宣传我党主张、我军战绩，传播进步舆论。

　　新中国成立后，金仲华曾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任中国新闻社社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的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人民外交家”

　　1949年后，金仲华作为中国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代表投身到中国的人民外交工作之中，为世界和平、为中国外交贡献心力，作出了卓越成就，无愧为“人民外交家”。他以世界和平运动为主要舞台，经历了新中国外交从1949年建国初始到1964年前后的重要事件和主要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有两项重要的任务，其一是准备加入联合国，其二就是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各项活动。为此，1949年10月2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国立即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会名誉主席是毛泽东，主席是郭沫若。

　　上世纪50至60年代，金仲华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名下的国际活动十余次，为新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0年11月，金仲华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组团在国际大舞台上集中亮相的一次盛大外交活动，也是金仲华第一次迈出国门。是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揭露美军在朝侵略行径便成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之一。金仲华在《世界知识》撰文写道： “我们是在全中国人民掀起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浪潮中，参加这个团结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二届和大。”

　　1952年12月，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团员有59人，金仲华亦在其列。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庆龄在大会上作了题目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讲，稿子便是金仲华协助宋庆龄一起起草、修改和校对的。稿子写好后，由周总理审阅，后又由金仲华翻译整理。演讲稿体现了人民外交的思路，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热烈愿望和坚定意志，强调我们是人民，维护和平就是做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工作。

　　1963年12月，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金仲华出席了在华沙举办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与苏联代表就世界秩序和外交战略开展了路线交锋，是一次取得“反帝反修”双胜利的外交活动。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提出的四项决议案，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标志着中国外交正从初创走向成熟。是年12月9日，在金仲华写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同事们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这次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展开了关于世界和平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由于我们根据中央的正确方针，以高姿态保持攻势，坚决反帝反修，使老修出尽了丑态，取得了很大成功。”

　　中新社首任社长

　　从1928年应聘为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助理编辑，直至其离世的四十年时间里，金仲华从未离开过新闻事业。在其四十年的新闻生涯中，形成了极具个人风格的新闻思想。除了编辑工作外，他还亲自撰写过许多宣传社会主义祖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章，在国内外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1952年，金仲华被任命为中国新闻社第一任社长。尽管此时金仲华已是上海市副市长，还担任了多种社会兼职，但他总会抽出时间听取中新社工作汇报，提出报道要求和建议，并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去世。

　　金仲华是办报的行家，也是国际问题专家，他是我国政治时事地图的创始人。政治地图用地理学家的方法分析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动态，以地图和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它常常略去无关的地名和山河，根据文章表达的内容增加图案、符号，以使图文所表达的意思更加明确。1933年，金仲华辞去塔斯社的工作，进入开明书店协助叶圣陶编辑《中学生》，并在版面上开辟了“国际政治讲话”专栏，系统地介绍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他在此结识了同年进入开明书店，从事书刊插图和装帧设计工作的沈振黄。金仲华为其详解国际形势，说明文章要义，阐释政治地图绘制的意义和方法。政治地图在我国的发展，便始于二人的合作。

　　两年后，两人在《世界知识》半月刊上首开“国际政治形势图解”专栏，在《大众生活》周刊和《永生》周刊上开辟了“图画的世界”栏目，用漫画加地图的形式，把最新的、最重要的世界新闻形象地表现出来，这种对国际问题的表述方法无疑是一种新颖独特的开创。

　　1936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金仲华撰文设计、沈振黄绘制的《国际政治参考地图》一书和《世界政治经济地图》挂图，成了关心和研究国际形势者案头必备之参考资料。

　　而后，金仲华又亲自培养出金端苓、朱育莲等优秀的国际形势地图绘制专家，出版了《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态势要图》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参考地图》 《世界现势图解》等作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创建后，为了培养这方面紧缺人才，所长金仲华又从华东师大地理系挑选三名青年学生来所工作，并亲自带教，每周授课二次，从划线条开始到参阅资料、设计图面，学习这项专门技能。

　　在金仲华的新闻工作生涯中，改进文风是他一直关心的问题。他撰写的国际新闻引人入胜，能让读者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印象深刻，用他的话说， “要使国际问题通俗化”。

　　担任中新社社长后，他亦就文风问题多次提出要求。他提倡短文，短段，短句子。长文章要多一些小标题，这是帮助读者，便利人家看；他主张开头要突出，要使人家看了头一两句就非看下去不可。句子简单明了就自然会突出；他提出，新闻报道不要怕重复，要有连续性，要追着新闻去报道；他指出，新闻往往和语言还存在距离，至少要做到“容易读”和“顺口”。可以引用一些侨乡的成语、比喻，这能使人更感亲切，更能吸引读者。

　　“两个龙头出水”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力量非常薄弱。作为一名国际问题专家，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文教等方面工作的副市长金仲华向市委、市府领导提出设立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建议，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外事工作服务。1960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金仲华成为首任所长。这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地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身负全国和上海市十余个重要职务，金仲华从未怠慢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每周抽出两三个半天来所参加“所务会议”，规划讨论选题，并制定了每月举行时事讨论会和学术讨论会的惯例，印度支那形势、中苏关系等都是当时讨论会上的热点议题。每次会议，他都亲自主持，并鼓励研究人员发表不同意见。

　　他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也是上海市副市长，却一点领导的架子也没有。只要他一到所里，就一定到每间办公室看望大家，笑容可掬，谦逊地和大家探讨有关国际问题。

　　建所之初，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多是“半路出家”，缺乏国际问题专业知识。金仲华提出， “根深才能叶茂”，大家都得从头学起，打好基础，边干边学。他一再强调研究工作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去做。

　　国际问题是一门现实性、战斗性很强的科学，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要讲究时效。金仲华提醒研究人员，只有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供领导部门参考。既然研究的是外国问题，就要仔细阅读外国的有关报刊、书籍。为此，所里先后订阅了一百多种外文报刊。其中几份最重要的英美杂志，如英国的《经济学家》、美国的《时代》 《新闻周刊》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等，都是航空版资料，境外出版后数日即可收到。如此，国际所在短短几年里积累了一批系统资料，其中一些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

　　他个人订阅了几十种中外报刊，无论工作如何繁忙，依旧坚持每天阅读。从地处外滩的市政府到巨鹿路上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途中，汽车里他就能把一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看完，并用红笔留下密密麻麻的圈点，把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圈出来，或交有关研究人员阅读参考，或指定研究员翻译。

　　金仲华家中藏书丰富，还有一个小资料库，都是他亲自动手整理的资料，或作摘记、索引；或把报刊上的文章剪下，分别装进按国家、地区、专题分类的纸袋和资料箱。他的文章都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综合研究后写成的，从不泛泛空论，正因为如此才具有非凡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他反对有些研究人员连基本的专业知识还没有掌握，就急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做法，批评这类文章空话连篇。

　　1961年4月，章嘉琳进入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入所不久， “金公”就把他喊到办公室长谈，要求其作为是时所里唯一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尽快熟悉业务，并叮嘱其不要急于写文章。他指出，在我们自己还没有能力写出高水平的政论性文章之前，首先要大量阅读外文报刊，翻译外国学者作品，写一些资料性文章，既可了解国外的最新事态发展，又可摸清他们思考、研究、分析问题的方法，以作借鉴。

　　他嘱咐研究人员“应多注意政治问题，多抓政治论点的资料，要抓基本功的锻炼”。只有“资料不断，资料对路”，从实际出发，让事实说话，再逐步加以分析，上升到理论，才会出好的研究成果。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为此，他提议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取名《国际问题资料》，不定期油印出版，送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有关领导同志审阅参考。

　　他把这种既自己编写，又翻译外文报刊文章的做法称为“两个龙头出水”。

　　“研究国际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国际问题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于一炉，既研究各国的国情，也研究国与国的关系，既研究国际上的重大事件，也研究世界的总体趋势。国际社会风云变幻，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金仲华告诫后辈，研究国际问题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抵御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但他反对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化、搞形式主义，他强调：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指导思想，应该贯穿整个研究工作，这就需要经常地学习，而不是每周集中一天时间学得好的。”

　　金仲华主张，研究国际问题必须坚持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相结合，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相结合，要由浅入深，从近到远，从部分到整体，成果既要有学术价值，又要有实际应用价值。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广中求深，既要钻研经济、政治、外交，又要熟谙历史和现状，要培养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把握问题的实质，不被诸多表面的矛盾现象搞得眼花缭乱而迷失方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室原主任董拜南认为： “他的这些高屋建瓴、内涵丰富的精辟见解，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金仲华既是业务领导，又是“良师” “严师”。对于青年研究人员编写的资料、文章，他都指出优缺点，并逐字逐句地修改。只要有人在分析问题和写作上取得了进步，他总是热情地给予鼓励、表扬。

　　外语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工具，研究人员不懂外语等于是“半文盲”。他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人要加强自学。金仲华曾布置章嘉琳翻译美国《外交季刊》上登载的布热津斯基文章。文章翻译完后，他又亲自校改。他还专门把章嘉琳请到家中，指出译文中的问题。其中有一个词disengagement，他说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应该译成“脱离接触”，章嘉琳的译法不够准确，并叮嘱其对于专业术语的掌握一定要透彻。

　　1960年4月，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生王文娟被分配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国际问题的文献资料工作。金仲华鼓励这位语言专业出身的年轻人，说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也是从不懂到懂的学习过程中走来，关键是要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

　　金仲华没有出国留学过，英语全靠自学。对勤恳学习、努力工作的青年，金仲华总是给予热情的肯定，但是对于少数青年研究人员学习不够认真，过了几年还未掌握外语的情况，金仲华则给予严肃的批评： “哪怕你一天背一个单词，几年下来，也应该记住一千多字了。”在他的倡议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开设了英语班、德语班、俄语班，一定要青年研究人员突破“外语关”。

　　作为所长，金仲华不仅关心研究人员的工作，更把大家的健康挂在心上。王文娟从小体弱，1961年肺病复发。所领导就告知大家，午后让其充分休息，不要叫醒，并交代食堂厨师特备营养午餐。如此待遇，所长本人也不曾享受过。

金仲华代表作 《1938年的中国前瞻与后顾》

《战时联合旬刊》

（编者注：金仲华为1946年1月2日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第一届理事会的选票上44位候选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