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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鲁迅先生

发布时间:2021-10-19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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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21年正值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今天又恰逢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民族魂不朽,浩然气长存。他的笔下有刀锋,有檄文,有谑虐,奋力唤起国民的觉醒。他的笑中带着泪,带着悲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先生的伟大自不待言,也毋庸赘言。让我们重温许广平、周建人、周海婴三位回忆鲁迅的文章,同时以一腔虔诚怀念先生,致敬先生。

 

 最后的一天

 许广平

 

  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便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用笔端冲倒一切,——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向一切恶势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留难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摸摸,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来天已不早了,随便谈谈,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精神甚好,谈至十一时,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来,看看钟,已经一时了。二时他曾起来小解,人还好好的。再睡下,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

  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痛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地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

  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

  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我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呢?这也是他的脾气。在往常,晚间撕日历时,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但敌人骂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爱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报纸到手,就急急地披览。如果报纸到的迟些,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那么,他就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出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的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虽然在这样的苦恼状况底下,他还记挂着别人。这,我没有了解他,我不配崇仰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让他埋葬在大家的心之深处罢。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减轻,后来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

  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六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实是吃不下去,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晚饭后,内山先生通知我:(内山先生为他的病从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没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来。我说:“日里我问过他,要不要见见建人先生,他说不要,所以没有来。”内山先生说:“还是请他来好。”后来建人先生来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地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

  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地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地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是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地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从十二时至四时,中间饮过三次茶,起来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烦躁,有好多次推开棉被,我们怕他受冷,连忙盖好。他一刻又推开,看护没法子,大约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不可乱动,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

  五时,喘息看来似乎轻减,然而看护妇不等到六时就又给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时她叫我托人请医生,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这回是全体动员,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嘱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楼上,看见他已头稍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昼呀。而黑夜,那可诅咒的黑夜,我现在天天睁着眼睛瞪它,我将诅咒它直至我的末日来临。

  十一月五日,记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

 

  回忆鲁迅的学习和教育生活

  周建人

 

  鲁迅幼年时候的学习

  绍兴的孩子大多是六岁上学,鲁迅也是六岁开始学习的。启蒙老师是玉田老人。按照周家的传统,开蒙课本是历史读物《鉴略》。入学时要拜老师,四拜四起,老师一般是在旁作揖还礼。然后老师中间坐定,教学生读几句书,读完要对课。老师总是写一个状元的“元”字,学生就要对一个宰相的“相”字。对完,老师用笔把对的字写好,用珠砂笔划上圈表示对了,然后回家。如果年龄太小,拜师后可以隔两年再正式上学。我上学时,母亲嘱咐我对课时要对“相” 字。我一路记着,但等到对课时却想不起来了,想了半天, 对了一个“凯”字, 老师说对了。

  玉田老人是鲁迅的堂叔祖,属里三房,是个秀才。他家里藏书很多,而且特别,其中有鲁迅最喜爱的有插图的《花镜》。鲁迅小时候向往很久的有图的《山海经》,就是玉田老人讲给他听的。玉田老人对鲁迅的影响是很深的。

  鲁迅和寿镜吾先生

  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三味的意思,按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深邻后来的解释是: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那时鲁迅已经读完《论语》。开始读《诗经》。寿镜吾先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鲁迅很尊重他。寿镜吾先生教学很严谨,他只收八个学生,认为多收了教不过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是从不体罚学生,学生如不用心读书他就把他辞退掉。寿镜吾先生生活很简朴,他和他的儿子两人合穿一件长衫,在家里,长衫挂在书屋里,谁出门就穿上它,回来即脱下挂起来。他对鲁迅很好。鲁迅的父亲病了,有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要用十年的陈米做药引,鲁迅在三味书屋谈起,说到哪里去找呢。寿镜吾先生听见了,说他有办法。不久,他身穿打了补丁的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了,使鲁迅深受感动。寿镜吾先生对劳动人民也是很同情的。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情况,持批判的态度。这主要是对当时的教育方法而言的。对寿镜吾先生在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尊敬的心情,认为他是“ 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是很慈祥的老师。有些人把寿镜吾先生描写成迁腐的秀才,那是不真实的。寿镜吾先生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

  喜爱自然科学

  鲁迅幼年时就喜爱自然科学。但当时没有现代科学读物。鲁迅只能读读《释草小记》、《释虫小记》、《花镜》等讲昆虫和植物的古书。鲁迅特别喜爱植物学,因为他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搞其他自然科学实验有困难,但植物是随处可见的,制作植物标本也很容易。所以,他在日本仙台留学时,除了学习生理解剖、化学等课程外,还选学了植物学。他自己也爱种植物,如种了映山红、羽士装、天荷叶等植物,旁边都用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鲁迅在杭州和绍兴教书时,经常带领学生上山采集植物标本。他在绍兴,一度任山会师范校长,不久辞职,在家里曾经想编译一部科学丛书。但后来因许寿裳邀他到教育部做事,这个计划未能完成。但是他一生中一直念念不忘地想要向中国人民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直到晚年,他还带病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 而且还计划和我一起翻译法国科学家法布尔的科学实验著作《昆虫记》,可惜未能如愿。

  他不仅自己喜爱植物学,而且鼓励我学植物学。在日本时就先后送给我四本书:一本是法国Strusborger等四人合著的《植物学》,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第一本植物学,他寄给我的是英译本;另一本是英国人(著者名字已记不清了)写的《野花时节》,精装本,图文并茂,印刷得很精致;第三本是Jackson编的《植物学辞典》;第四本是《植物的故事》。以后又送给我一架解剖显微镜。这些书和显微镜后来都在八道湾丢失了。就是在鲁迅的鼓励下,我开始从事生物学的工作。

  相信科学,不相信迷信

  鲁迅相信科学,不相信迷信,他的思想是很解放的。他一到日本就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天足会。那时秋瑾在日本,提倡天足会,反对妇女缠脚,自己放了脚。鲁迅当时给母亲写信,要让朱安太太放脚(当时已与朱安太太订婚,尚未结婚)。

  鲁迅竭力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娶妾,反对封建的过继制度,反对男子正统观念。认为儿子和女儿都是父母的血统, 没有儿子不必找个男孩继嗣。当时周家的规矩是不过继外姓男子,只过继本族的侄子,鲁迅反对这种过继制度。

  喜爱图画和艺术

  鲁迅幼年时就喜爱图画,喜欢看图画的书。我常常看见他去买画谱。他拿过年时候大人们给的压岁钱去买画谱, 如《海仙画谱》、《海上名人画谱》、《阜长画谱》、《椒石画谱》等等。

  鲁迅自己也描画,画的多数是人物,从各种书上映画出来,后来订成本子。但是他不给别人画画,只给我画过一个扇面,画的是一块石头,上面有一只蜗牛,下面一支天荷叶。后来他在教育部工作时,支持蔡元培提倡美育的主张,办过儿童艺术展览会,在上海时又主持木刻讲习会,和郑振铎一起收集刻印《北京笺谱》等,和他幼年时侯喜爱图画和艺术分不开的。

  主张普及小学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个职业就是教师。先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后在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师范。当时我在绍兴僧立城一小学(塔子桥小学)教书。所谓僧立,是因为寺院捐款办的。以后又办了僧立城二小学。但后来又都停办了,可能是寺院不肯出钱了。辛亥革命后,为了考虑让城里的居民子女能够上学,我和鲁迅曾经写信给县议会议长,要求开办小学,但没有得到结果。

  后来阮建章办起了小学教员养成所,我就在那里教植物学,教了两年,把一届学生从招生起教到他们毕业。两年没有请过一小时假,没有迟到过。为此教育局发给我一张奖状,通令嘉奖。以后我又到万安桥女子师范教书。那时我还兼成章女校的教师。这所学校是因为陶成章被蒋介石暗杀后,绍兴革命党人为纪念他而成立的。鲁迅是陶成章的好朋友,为建立这所学校鲁迅也捐了款。

  在北京绍兴县馆抄碑文

  鲁迅在北京时,在搬到八道湾之前,一直住在绍兴县馆的补树书屋。住县馆不用花钱,凡是绍兴人在京没有家属的都可以去住。县馆看门的叫长班,姓齐。平时鲁迅中午经常在教育部对面的一个小西菜馆吃午饭,晚饭就包在长班那里。

  鲁迅住在绍兴县馆时,除了到教育部上班,会客外,就抄碑帖。这个时期,他为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愤慨,他在沉思, 在探索,寻求新的出路。表面上沉浸在抄碑文中,内心里却燃烧着革命的烈火。所以到了五四运动时,一发而不可收。这并不是偶然的,是经过长期思索,特别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他抄碑帖的另一个目的是想研究汉文字发展的历史,他曾经想写一部汉文发展史。他收集的碑帖不一定是名人的,他收集了许多民间的碑文。当时屋子里书桌上、书架上都堆满了裱过的和没有裱过的石刻拓本。他从拓本上抄写本文,与《金石萃编》等书相校对,校出了书中许多错误来。

  在八道湾编小说史

  鲁迅后来把绍兴的家搬到北京八道湾。不久就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讲授小说史。他在写小说史时,住在八道湾院子的南房,房间里堆满了小说,连睡觉的炕上,头上脚下都是书。鲁迅写小说史与母亲喜欢看小说有点关系。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努力自学到会读书的程度。她喜欢看小说,看完以后还要发表评论。几乎中国的小说她都看过了。鲁迅经常要给母亲找小说。过不了几天,母亲又说:“ 老大足我这几本看完了,还有别的小说吗? ”于是鲁迅就再去找。

  热爱儿童,关心儿童

  鲁迅非常喜爱儿童,他把儿童看作是中国的未来。他主张对儿童要有正确的教育。他反对用封建主义的旧思想去毒害儿童,使儿童变成呆头呆脑,没有思想;他也反对用法西斯蒂的思想去训练儿童,使儿童飞扬跋扈。他总是对儿童循循善诱,教育他们认识周围的事物,懂得科学道理。他懂得儿童的心理,儿童富于幻想,喜欢游戏,喜欢看有图画的书籍。他希望儿童摆脱大人的恶习气,天真活泼地成长。

  常常有人问我,鲁迅《风筝》中写的事有没有发生过。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他对弟弟们及后来对海婴及几个侄女都是爱护备至。我想,他所以这样写,主要是批判当时一些人对儿童的不正确的态度和教育方法。

  看记录影片和文学名著片

  鲁迅在上海时也看电影,但大抵是看一些纪录片和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因为他认为看记录片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光人情,那些地方,自己是未必能够去游览的。文学名著片,我记得他看过歌德的《浮士德》,大仲马的《三剑客》, 还看过德国神话故事片《斩龙遇险记》等等。有一次,上海上映美国影片《党人魂》,是描写俄国十月革命的,当时哄动一时,都认为这个片子是很革命的。鲁迅约我一道去看看, 看完以后就对我说,这个影片很反动,是诬蔑革命党人的。鲁迅看电影总是自己思考,给予正确的评价。

  

 

  回忆我的父亲鲁迅(摘录)

  周海婴

 

  父亲鲁迅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解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70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背上总要长出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没有,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

  父亲与母亲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包含着两种感情: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态度。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10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父亲的前妻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还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总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来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身为鲁迅之子

  说来奇怪,在父亲去世前几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

  也许是那一段时间健康欠佳的父亲给我的心理暗示?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忧喜之中度过。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听一会儿他的鼻息。父亲的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么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我冲下楼,看到父亲躺在那儿,像以往入睡一样安详,妈妈流着眼泪搂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以前我不知道父亲是个那么有影响的人,如果有转折点的话,那就是父亲去世,很多人把他从家里抬出来,送到万国殡仪馆,后来还有一个非常盛大的葬礼。从这个葬礼中,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地位和影响。父亲墓碑上的字是母亲让我写的,她后来说别人写都不合适,她那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实际上谁写对谁都是一辈子的影响,她不期望别人来写。实际上是更多的为了对方的安全。

作者:许广平 周建人 周海婴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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