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海派是指为人处世的作风。是一种洒脱不羁，张扬而略带些浮夸，有时甚或言行不一的个性化处世作风。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沉稳内敛，拘谨刻板甚或近于“迂腐”。这属于气质性情所使然，与地域环境无绝对之因果关系。当然，地域环境作为个性发展之酵母是不容否定的。刘大杰是极具海派作风的人物，这从他的学生、同事及朋友的回忆录中可知。

　　翻一翻民国时期复旦大学教员名录，可见到当时已享大名的湖南籍教授不少，如李青崖、左舜生、陈子展、刘大杰、余楠秋、陈科美、周谷城、戴修瓒、言心哲、李蕃、郑业建等都曾任教复旦，其中数位则终身服务于复旦。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湖南走在他省前列，因此风气为之先开，出了一大批人材。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列有条目的活跃于军界、政坛、文坛艺界的湘人不胜枚举。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之初的党、政、军领袖人物为最，几乎皆为湘籍。

　　1956年高校教职员定级，在复旦的周谷城教授被定为一级（最高级别），刘大杰、陈子展教授被定为二级。当年一级二级教授在教员中占的比例是极小的。为了级别，比资历，比著作，争吵哭闹，甚至寻死觅活之事例亦不少，正如军队授衔时毛泽东讥刺批评的那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可也难怪啊，这等级除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外，更要命的还有知识分子特看重的面子呢。周、刘、陈确实是很感有面子的，他们被视为复旦大学湖南三杰。

　　刘大杰，湖南岳阳人。出身贫寒，少时父母双亡，寄食外家。白天为人放牛砍柴，夜入私塾识字读书。14岁时进湖南一所学膳费全免的公立中学就学。1922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这时的国立大学收费极低，国立师范学校不仅免收学膳费，还给予文具书籍津贴，春秋二季还发给制服。这对于贫苦清寒人家子弟求学，实在是个好去处。即使在今天，恐怕亦绝少有这样的好去处呢。1925年师范毕业，他又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名额，得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在上海等船赴日本期间，经田汉介绍，认识了青年党党魁左舜生，并成为好朋友。当年青年党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标榜，刘大杰极赞赏之，因而加入了该党。

　　留学日本期间，他大量接触了日本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河上肇的著作，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注意到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最终他将研究兴趣转向了苏联文学，翻译了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小说，并著有《托尔斯泰研究》。1930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到上海，他发现青年党已经堕落，不少党人成了旧式政客，于是决定退出斯党。最终于1934年正式退党。尽管如此，这段历史在以后的岁月中，还是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回国初，经胡适介绍，刘大杰到复旦大学文学院任教，开设欧美近代文艺思潮课。当年听过该课的学生有如此速写文字“刘大杰有着和方先生（方光涛）相似的态度，不重形式主义的是刘大杰先生。方先生点名时常常说及点名之无谓，而仍旧点着名，刘先生则一向不点名。他说自己讲得不好，还要强迫别人来听，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故不点名。刘先生虽不点名，然而没有人不到，甚至没有选他课的人也来旁听。可见他的演讲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他在复旦，讲过一学期欧美近代文艺思潮，同学都欢迎他。我曾去旁听了几课，觉得他对于近代欧美文学是很有研究的。”深受同学的欢迎，课又讲得不错，可他在复旦只教了一年，于

　　1931年秋便离开了。这倒不是校方不再续聘的原故，据他自己说，是嫌复旦是私立大学，薪津待遇太低而不愿再就。

　　于是，好人胡适再推荐他去安徽大学。去留自主，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安徽大学位于江淮之间的合肥，一座历史名城，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但与沿海城市比较，毕竟略嫌闭塞。对于不羡繁华，不问世情，埋首书斋者，实不失为是好所在。但对于爱交际，喜热闹，不耐寂寞且见过洋世面的刘大杰，则绝非长安久居之地了。在安徽大学任教二年后，他即反身回十里洋场。抗战前的上海，早已成为国际大都市，其文化意识，物貌风情，社会形态或可用东西杂陈，繁华奢靡，千姿百态来形容。

　　这时的上海滩，更不能不提的是活跃着一批文化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又因有许多租界的原故，表面上一派歌舞升平，市面繁荣。倘有一份体面的职业，中上的薪入，日子是可以过得有滋有味的。当然这不仅指上海，如天津、北京、广州等都如此。谭其骧先生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抗战前，他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谋得北平图书馆工作，月薪六十元。又兼辅仁、燕京讲师，教薪每课时五元，每周教六小时。二项相加，月得百八十元。此时的物价，柚木床十元一张，藤椅二元一只，东来顺等大饭馆的鱼翅宴十二元一桌，海参宴八元一桌。这时的物价与文化人的收入相比较，确是够廉的，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来说，物价并不便宜（此时复旦大学的杂役如清扫夫、更夫，月薪仅三元，木工、花匠等技术工人为八至十元）。刘大杰自己说，他夫妇二人靠薪水，除家庭开消外，颇有积蓄。自1931年至1937年，已积有九千大洋，这在当时可是笔不小的财产。有钱又有时间才能交际，这条件刘大杰是有的，加之他风流倜傥的性情，朋友间交往是决不可少的。曾传他与郁达夫在四马路比赛喝酒，条件是每见一酒店，必须进去喝一碗。结果路未过半，二人已酩酊大醉。这种任性放达，在上海滩的文人中，恐怕他们不是唯一的。不管后人评论颓废也罢，风流也罢，总之这是海派文人的作派之一。其实，这仅是刘大杰生活中的一面，他的另一面是才情加勤奋，这可从他1928年至1941年间出版的著作、译作得到证明：如1928年著《易卜生研究》，1929年译厨川白村的《走向十字街头》，1930年译托尔斯泰的《迷途》，1931年译屠格涅夫的《两个朋友》，1933年译显尼支勒的《苦恋》，1934年译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声》，著《德国文学史大纲》，1936年著《欧洲近代文艺思潮》，1938年著《魏晋思想史论》，1941年著《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哦！十余年间，如此之多的著、译作问世，他用才情和勤奋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这谁能否定得了呢。

　　《中国文学发展史》可称是刘大杰的扛鼎之作，是他学术的巅峰。想不到的是，这部著作给他后半世带来的是喜忧交加，荣光远逊辛酸苦涩的结果。诚然，这与他的性情作派不无关系。

　　正是性情和才情，使得刘大杰在上世纪初叶末结识了一大批活跃于上海文坛的墨客骚人，并与胡适、任鸿隽、左舜生、郁达夫、田汉、林语堂、张君劢、舒新城、刘佛年等成了好友。当然又是一个想不到，好友中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洗澡”运动中，成了他洗刷不净的累赘，曾被逼迫得跳黄浦。据说此事为上面所闻，才刹住了那不依不饶穷追猛打的歪风。

　　刘大杰重友情、重学术，但并不是绝不关心时事政治的人。1945年12月30日刘大杰和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赵朴初、陈巳生、雷洁琼、柯灵等26人一起出席了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的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第一次会员大会。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定地支持学生运动，参加反饥饿反迫害。1949年2月加入上海市高等学校教授联合会（大教联），任常务理事，在反迁校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不久，他从暨南大学调复旦，任中文系教授，曾做过代系主任。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被定为复旦文科教材。为此，他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对旧著作了通篇修订。但在之后的“兴无灭资”中，仍未能逃脱被拔“白旗”之厄，该著作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遭鞭笞。中文系还专门结集出版了《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一书。也正因为此，其“流毒”更广，影响几及全国。据说毛泽东就是因此闻其名知其书的。

　　1960年代初，毛泽东南来上海，通知单独接见刘大杰教授。领袖与教授，老乡会老乡。乡情乡音，谈笑古今。文坛掌故，点评前人。据他事后言，说史论文，晤对近四小时。这是刘大杰一生引以为莫大的幸事，那是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的金灿灿的光环啊。在那年代可真是了不得呢。到得“文化大革命”，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关“牛棚”是不可逃遁的事，好在时间不是很长。到“文革”第三年，他便作为最高指示“给出路”的复旦四教授之一，得以“解放”了。当然，这解放是要举行仪式广而告之的。所谓的仪式，便是召开批判大会，名之谓进一步肃清流毒，然后宣布宽大处理。于是乎，四位待“解放”的老先生同台亮相，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相互批判揭发。其他三老战战兢兢，口声含糊，期期艾艾了一通。唯他老先生，义正词严，口齿清晰地批判着同乡老教授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后来有人评其谓：如此场合，如此时光，如此言行，真不失为海派人物。

　　作者系复旦大学档案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