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翰教授（1913-2007），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1934年毕业于长沙雅礼中学，1938年、1940年分别获得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文学士和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在成都燕大历史系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至今。1953年，王钟翰由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介绍加入民进，一直热心参与民进工作。他长期从事历史学与清史、满族史的教学科研工作。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顾问和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

　　清史研究——“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我东三省，并建立起伪满州国，为了给伪满洲国存在的所谓合法性提供证据，日本的一部分学者不惜代价地搜集资料、档案，考察风土文物，妄图将他们一手制造的满洲国从中国领土上分离出去。这促使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加强了对东北历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钟翰开始思考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由此踏上了漫漫的清史研究之路，与清史研究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193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王钟翰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辨纪晓岚手写四库简明目录》（刊于1937年4月23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他回忆说：“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我的老师洪业先生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我也有同感。所以洪先生让我写一篇文章‘辨别’。我按照洪先生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晓岚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字对照，发现疑点竟多达100多处。我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先生把文章推荐给《大公报》发表了。”

　　随后的几年中，王钟翰又对“清三通”、《四库简明目录》及清代则例等进行了一些文献典籍的探索研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钟翰将研究重心放在雍正夺嫡问题上，发表了著名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使那段谜一般的历史离真实又近了一大步。“康熙所物色的接班人应是十四子胤祯，雍正并非康熙属意之人。世宗篡立，确凿有据。”王钟翰在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雍正继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清代皇位的承传，而且还引起清廷政局的变化以及大政方针的调整。他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他又对执政后的雍正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认为篡位是一回事，而雍正上台后的用人行政、励精图治又是一回事，不能因雍正得位不正，就一定要否定雍正13年间的所作所为，换言之，如若没有雍正的大力整饬，将政治转上正轨，很难设想能产生乾隆统治的鼎盛。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注释多达153条，大大超过正文的篇幅。这一研究也使得王钟翰从此在清史学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

　　1952年王钟翰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遂由清史研究领域转入满族史研究领域，并开始学习民族理论与政策。一年内，便写成《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二文。对满族的形成、发展及独特的社会性质与文化进行了研究，基本理清了满族入关前的社会发展过程，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王钟翰的治学方法也由单纯考据上升到理论与分析相结合，达到新的境界。1957年，王钟翰的第一部结集《清史杂考》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中国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可惜，在反右斗争中王钟翰被错划为了右派，之后二十年的蹉跎岁月，终未能发表一篇文章。

　　1975年，王钟翰受中华书局之托点校《清史列传》。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80卷本，没有序跋，没有其他版本可资参照……要独力完成，谈何容易！王钟翰再一次发挥了他严谨求实、肯下“死功夫”的学风，一头扎进了浩渺的古籍史料之中。为了判定《清史列传》的选录出处，他几经周折，先后查阅了《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满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大清历朝实录》(12种)等大量文献，仅《原国史馆纂修大臣列传稿本》就多达44大包、1517件。整整两年，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奔波于北大寓所、书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用的他，常常揣两个火烧，在家炖一锅红烧肉，就对付了一个星期的饭食。八年之后，王钟翰终于完成了《清史列传》2894个传的点校工作，并撰就了多达2692条、10余万言的校勘记，附于每卷文末。

　　八十年代，王钟翰又发表了《清圣祖遗诏考辨》，在雍正夺嫡问题上取得了新的建树。这次研究成果始于一份康熙《遗诏》的满汉文对照档案。王钟翰从满文的行文措辞，怀疑这份《遗诏》的真实性。经过考证分析，他确定《遗诏》是伪造的，这又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清世宗夺嫡考实》中的观点。

　　“我并不认为自己的雍正夺嫡的认识已经达到铁证如山，再没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了。恰恰相反，只要一旦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讨论下去的。”尽管他在清史研究领域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但他并不固守成果。正是这种尊重客观、永不停息的学术追求，使王钟翰的学术研究不断前行发展。《清世宗夺嫡考实》之后，他又完成了其姊妹篇《胤祯西征纪实》和《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这几篇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外，他对明清之际及清朝的若干重要人物，如袁崇焕与皇太极、柳如是与钱谦益、年羹尧、隆科多等均提出了独到见解，新意迭出。

　　王钟翰的学术研究特色鲜明。他注重对历史的整体宏观把握，其力作《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成分问题》《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等堪称这方面的经典成果。他编著的《满族简史》与《清史新考》获国家级著作优秀奖、日本满州学协会个人著作成果优秀奖，《中国民族史》获1995年中国图书奖。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别贡献证书，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成就奖，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同年获上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

　　王钟翰的历史分析层面丰富，力图全面把握历史时代的本质和特征；他长于理论分析，自如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性质；他将满族史与清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路径。

　　青灯黄卷——承大师风范

　　王钟翰在燕大读书时，接触到了很多著名的大师，如邓之诚、洪业、顾颉刚、陈寅恪、张尔田、孟心史、萧一山等。正是这些风格迥异、各有特色的大师，对王钟翰的为学和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邓之诚先生和洪业先生，对他的教育和帮助，可谓是受用终生。

　　邓之诚先生是世家子弟，曾祖是曾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曾经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他年轻时很热情地参加辛亥革命，到处宣传革命。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先生的国学特别好，用王钟翰的话说是“好得不得了！”王钟翰曾向邓先生请教学习的门径，邓先生告诉他，有两部书要反复读，百读不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书都经世致用、治学严谨。

　　洪业先生曾留学美国，会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好几种语言。眼界开阔，治学善于中西对比，致力建立历史学科的规范，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历史学家。洪先生上课，经常穿插小故事，小笑话，一讲课就会引人入胜。洪业先生是比较西式派头，上课时西装革履，叼着烟斗。他有一个学生，在洪先生去世之前给他写了《洪业传》，但是洪先生告诉他，在去世以后才可以出版这本书。洪先生说，这些传记不是骂他就是捧他，他在世的时候看到都不好，所以要等到洪先生去世以后才发表。王钟翰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就是在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

　　韩愈在《师说》中写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传统的理念中，为人师者，不仅仅为学生授业解惑，首先还应传道。尽管“现在不那么明显了。”但是，实际上一个好的老师的引导是很重要的。正是有了这样的好老师，王钟翰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之风，且最终成为大师。

　　本科毕业时，为完成论文《清三通之研究》，王钟翰遍查能够找到的所有馆藏典籍、私家文集、著述，首次为“清三通”纂修进程勾勒出大致轮廓；读研究生时，他决心“从实处做学问”，选择清朝各部署律例作为研究对象。为收集研究资料，他跑遍了琉璃厂、隆福寺的大小书肆，自掏腰包收购相关古籍，细细研读，并编纂出《清律纂修奏疏辑录》一书。多年后回忆起这场艰难的“战役”，王钟翰感叹：“当时我真是穷日夜之精力，进行各类则例的摘录、分类、排比和取舍、提要，眠食俱废，心想，即使三年研究生期间不够，再延长到四年五年，总能毕其功吧。”

　　大半个世纪以来，王钟翰通读了清代的大部分基本史料，多次亲赴东北三省的满族发源地、聚居区实地访问，以筚路蓝缕之功，为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要严格考证、尊重史实，尽量扩大知识面。研究历史没有窍门，需要的就是耐心、细心、专心、恒心，经得起长期坐冷板凳的考验”，老人乐呵呵地说，“治史是发不了财的，我早就做好了受苦过穷日子的心理准备。”

　　清心寡欲——“此生没有遗憾”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对于王钟翰只是诸多不如意事中的一件。1934年，从雅礼中学保送燕大未果；1940年迫于抗战形势，硕士论文不得不草草写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封，几位先生被抓入狱；1957年到1978年，被错划为右派，正当精力充沛、奋发有为之大好时光，被白白断送……可谓一生坎坷。然而，正如同其《清心集》中提到保送燕大未果一事时所说：“如果我在学习上一帆风顺，直接保送上大学，也许会把人生哲学理解为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从而失去了体会坚持、拼搏对于人生意义的重要性。……后来方愈不惑之年、学术研究旺盛之际被错化成右派，其间之所以终未放弃学术研究，或许就在于从年轻时代起就已对人生道路的坎坷有了较多一点深刻的体会吧。”

　　岁月蹉跎，却使王钟翰愈加感悟生命，愈加“清心寡欲”。

　　倾心后学——留给民大学子的话

　　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由清史研究转入满族史研究，67年，他一直种桃植李，培育后学。

　　已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余梓东教授师从王钟翰时，王老先生已经88岁高龄，一次讲授《清代史料学》时，王钟翰记错了一个年代，当时余梓东意识到了，但不敢指出：“王老是清史泰斗啊，指出他的错误和要他接受错误都不是轻巧的事，但到了第二次上课时，他自己查实过了，连连向我们道歉。在他心中，师道尊严是骨子里的，而不是现在一些人要的‘面子’。”

　　达力扎布博士是王钟翰1992年的学生，他对此深有感触：“我毕业论文研究的方向是蒙古族在明朝末期的历史，与清史、满族史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可王老比我还用功，为了辅导论文，他也阅读了大量的史料。王老的特长在考据，可他也很尊重其他方法，经常对我们说，可以学着用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学术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钟翰带着三名研究生去东北考察，从黑龙江的新宾满族自治县到黑河市爱辉镇，再到沈阳清东陵，为了让三名弟子对清朝入关的那段历史有感性的认识，耄耋之年的王钟翰辗转在外奔波了近一个月，看遍了那些他早已熟记在心的碑文、建筑。

　　承袭了邓、洪等老一辈大师的风范，王钟翰顷其心血教诲和栽培着自己的学生，以及每一个向他请教的学子，并始终对他们满怀希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