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留法中国学生中，傅雷的欧洲经历资料最丰富，最为人熟悉。他本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主要的材料，1928年《法行通信》三篇（第十四至第十六）和《湖上通信》；1957年《傅雷自述》；1980年代遗作《傅雷家书》里的相关片断。他的同时代人也留下不常见的详细见证，1931年孙伏园的《丽芒湖》，1935年刘海粟的《欧行随笔》，八十年代刘海粟和刘抗的回忆文章。此外他的家属和刘抗家属收藏着数量繁多的照片和手稿，尚在陆续整理公开。

　　根据这些已知材料衍写的文章不胜枚举，然而傅雷的经历仍存在空白。《傅雷自述》说：“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这句话给人印象很深，但是认真数一下已知的外国人名字，数目不多，而且几乎全部属于社会交际应酬，不能归入真正的互动交流之列，笔者开始整理他与罗曼·罗兰的通信时，就有这种困惑。

　　为了解决疑问，首先要厘清他的欧洲经历。没有想到最早找到的法国资料竟然是一篇悼文，标题《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Le père Daniélou parle de Fou Laï），发表在《快讯》（L'Express）周刊1966年10月31日第802期：

　　香港报刊报道，由于遭受红卫兵批斗，中国作家傅雷及其妻子最近在上海自尽。傅雷是一位佛教徒，一位文化高尚的人，一向不问政治。他的去世伤害了文化自由，也是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消失。

　　傅雷从1928年至1930年在法国生活，当时名叫傅怒安。他住在一间国际学生宿舍里，位于现在圣日耳曼大道绿廊酒吧（Pergola）的地点，名为“青年之家”（Maison de Jeunesse）。

　　我就是在那里和他结成知交。在那个地方，他认识了穆罕默德·埃法思、穆尼埃和伊扎尔。从那时开始，文学是傅雷的唯一爱好。我记得他阅读《独行者的遐想》时的热情。

　　回到中国后，他开始推广法国文学，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家。他主要翻译了伏尔泰、巴尔扎克、左拉和罗曼·罗兰的作品。他非常严谨细心，经常写信给我，让我解释某些单字和词组的确切含义。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年，他正在专心收集最新版本的巴尔扎克作品。他抱怨翻译的节奏太慢，表现相当消沉。他向我谈到他的长子傅聪，以他的钢琴演奏家声誉为荣。

　　傅雷十分重视作家的自由，我对他的佛教徒举动不感到意外，因为这种自由已无可能……

法国《快讯》周刊《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1966年）

　　这篇充满哀伤的短文，直接解答了前面提到的困惑。文中三位朋友后来都成了名人，埃法思（Mohammed el Fasi，1908—1991）是摩洛哥人，作家，历任该国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长，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1905—19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出版家，伊扎尔（Georges Izard，1903—1973）是名律师和法兰西文学院院士。

　　文章作者达尼埃鲁（Jean Daniélou，1905—1974）更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著名的宗教学家，写悼文时担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傅雷去世后三年，梵蒂冈晋升他为枢机（红衣）主教，继而被选入法兰西文学院。他的悼文把笔者直接带领到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这里存放着他在1974年去世后留下的个人档案，里面收藏着17封傅雷来信，日期从1929年至1953年。读完之后，毫无疑问，达尼埃鲁是傅雷在欧洲的最亲密知交。沿着这些信件提供的线索，能够比较准确地勾划出他在欧洲将近四年时间走过的道路。

　　1928年 波瓦蒂埃书桌

　　傅雷到法国的最初半年，住在巴黎西南部三百四十公里的小镇波瓦蒂埃（Poitiers）。他本人写过一篇长文《法行通信·来到这静寂的乡间》，留下一批照片，其中一张是房间的书桌。

　　书桌相当大，上面放着二三十本洋书，三两笔记本和小册子叠放上面，右方三本辞典模样的大书。书前摆放着三个小相框，中间那个并排着他本人和未婚妻朱梅馥的个人肖像照片。墙上挂着西方风格的布帘，上面缀有饰物，大约是房东的布置。这张没有人物的照片，比千言万语更能概括傅雷这六个月的生活：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一个勤奋向学的学生。

　　出国前的傅雷是一个不开心的青年。他来法国留学，最大的动机是要摆脱青少年期积下的忧郁，“此次的赴法，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细细的分析起来，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留法通信：离愁别梦》）“烦闷”这两个字比较中性，到了1934年写信给罗曼·罗兰时，升级为“精神危机”，1942年的《贝多芬传》译序里，正名为“世纪病”。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忧郁还有一个他从未公开谴责的原因，他有一位管教过于严厉的母亲，母子冲突不断。当他一个人来到这个异国地方，这个日夜压在他头顶的阴影消失了，他的忧郁至少减少了一半，而且很幸运，他得到了补偿，“我想不到来此会遇到一位极似母亲，而常提起我母亲的亲切的老人!”（《来到这静寂的乡间》）他在文中详细描述女房东如何照顾他，细心为他准备饮食，这是他从未见识过的母爱。善良的女房东取代了严母，让他很快地适应了新环境，安心居住下来求学。

　　虽然波瓦蒂埃有闽鄂两省三四百个中国留学生，傅雷没有像他们那样进学校，而是“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无独有偶，梁宗岱1924年至1925年在日内瓦一年，也是采用同样的学习方式。两人都打下结实的法文语言基础，后半生受益不尽。

傅雷波瓦蒂埃房间书桌（1928年）

　　最近数年，一本“傅雷留学笔记”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傅雷纪念展览会上，笔者只在互联网上见过其中两页照片，图像模糊，但仍能辨认出这是傅雷在波瓦蒂埃的学习笔记。所见两页以法文书写，间有几个中文字，书法秀丽，与学生听课记录那种潦草字迹截然不同。仔细阅读，可知他像速记员那样，把老师的解说原原本本记录下来，有些地方连口气也保留，然后细心整理和誊抄，不见涂改痕迹。段落安排极有心思，充满美感，内容按主题划分加上编号，井然有序，好像经过专业人士排版的学校教科书，他的认真向学在此表露无遗。

　　这本笔记也让我们知道波瓦蒂埃时期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他的老师没有使用普通的教科书，而是选用文学原著，让傅雷直接阅读，上课时详细解释词义、用法及语法。其中一页记下都德《磨坊信札》的背景介绍，另一页包含编号80至82三条笔记，分别讲解pays（国家、家乡、地区）的含义和用法，形容词阴阳性和单复数搭配，以及gens（众人）和personne（个人）两个近义词的区别。笔记中pays的例句有一个错误：J'ai assisté la Suisse， ce pays est pittoresque（我参观过瑞士，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国度），assisté应为visité，这既可能是听写误录，也可能是整理转抄不小心出错。

　　《傅雷自述》有一段话：“二十岁在巴黎为了学法文，从事翻译都德的两篇短篇小说集，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当时仅作学习文字的训练。”结合起来看，这两本书就是傅雷当年上课使用过的教材。

傅雷瑞士休假照片，叠印补习笔记一页（1928—1929年）

　　私人补习方式固然好，但像中国的私塾那样，完全从书到书，缺少师生同学之间的接触和砥砺，也不会有外面社会的话题，看书是最大消遣。傅雷跟五四运动后那一辈青年一样，在国内时沉迷于西方浪漫主义翻译作品，卢梭、拉马丁、沙多布里昂是他们的枕边书，到了法国，原著代替了翻译，仍然是同一类作品。作者感情夸张，笔下充满美丽的田园风光、理想的爱情、自由不羁的生活，与中国的现实差距极大，可望而不可即，“追求人生的烦闷”由此而生。傅雷在这里过了六个月后，这种“烦闷”没有发作，也没有消失。

　　到了七月，学校放假，补习也随之结束。傅雷经过六个月的紧张学习，需要喘一口气，听从朋友王君的推荐，到附近的利勒茹尔丹（L'Isle Jourdain）度假。这个小村子离波瓦蒂埃大约四十公里，位于河边，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全无车马声，一种世外桃源式的环境。浪漫主义描写的场景在这里随时随地出现，在他心里引起愉快的共鸣，假期尚未结束，他就忍不住执笔为文，写下游记《湖上书信》：“我用着都德在Provence［普罗旺斯］小山上的磨坊里的怡悦愉快的心地来写着这篇通信”。文中插入浪漫主义祖师爷拉马丁的诗歌《湖》（Le Lac）的中译，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但只是片断，他也谦虚地加上“（译大意）”几个字，表示这只是草稿。

　　两个星期的假期很快过去，他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前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