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初，我在燕京大学暑假期间，由北平返广州探亲。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很快沦陷。我受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和正义感的激励，决定不返回北平燕京大学教学岗位，走出象牙塔，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1937年12月，经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熊芷推荐，应江西省政府聘请，我到江西南昌参加抗战救亡及妇女工作。由广州启程，经过三天三夜敌机日夜轰炸的艰难旅程到达南昌，我担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领导工作，兼任南昌市伤兵管理处慰劳课课长。

　　1938年1月，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南昌成立。办事处主任、新四军少将参议黄道及中共东南分局妇女部部长陈少敏得知我迢迢千里来到江西参加抗日救亡，特别通过妇改会干部、地下党员刘贵莫邀请我和妇改会副总干事潘玉梅到办事处参加欢迎我的便宴，并商讨如何联合南昌市各抗日救亡团体以及各界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通过这次交谈，我对共产党抗日主张及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有了进一步理解，对当时抗战形势有了明确认识，更加增强我对开展战时江西妇女工作的信心。

　　5月，日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夺取武汉，武汉各界纷纷组织妇女抗战救亡团体。5月20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讨论如何开展战时妇女工作。邀请全国各地妇女工作领导人，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各界妇女代表参加座谈会。这是一个全国妇女抗战救亡统一战线会议。我和熊芷代表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应邀出席。邓颖超同志在会上作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报告，阐述了中共抗日主张以及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发动边区广大妇女参加抗战救亡的经验。她的讲话对推进战时各界各阶层妇女团结起来参加抗战救亡，对开展战时妇女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我和邓大姐是初次会晤，她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沪、宁沦陷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流亡青年涌集南昌，要求参加抗战救亡。1938年6月，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南昌梅苓举办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录取流亡青年900余人在讲习院受训，许德珩任训导长，蒋经国任副训导长，王造时任教育长，我和罗隆基、孙晓村、夏征农、彭文应和潘大逵为训导教师。我主持讲习院第一期妇干班，学员60人，讲授妇女运动史、社会发展史及中国近代史，我还对讲习院900学员宣讲战时妇女工作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大力支持基层妇女工作。1939年6月，我应江西省政府聘请，主办第二期战时妇干班，为江西省及各界妇女指导处培训妇女干部。

　　1939年9月，第二期妇干班学员结业，分发到各界妇女指导处，我也随之到各县视察、访问，我头戴斗笠，脚踏草鞋，跋山涉水。一年来我走访了19个县妇女指导处以及5个临战区和游击区妇女组训工作队，我每天步行几十里，但并未感到劳累，因为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在激励我前进。

　　这一年初冬季节，我来到瑞金县妇女指导处，这里原是苏区革命根据地。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这里实行白色恐怖，在这里我看到贫瘠的红土、重新陷入苦难的原苏区人民。同时我也看到人民群众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怀念。有一天我来到一个山村，一些过去在苏区担任赤卫队队员和贫协干部的妇女看到我们几个外来客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就把我们请到她们家里，向我们倾诉红军撤离后人民遭受的苦难，陈述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故事和生动事迹，有些人还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苏区货币和识字课本找出来给我们看。我听了深受感动，对她们说：“抗日战争爆发了，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你们是有斗争经验的，希望姐妹们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我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在这里我看到被国民党烧毁的红军纪念碑依然屹立。这些迹象都告诉人们，苏维埃政权虽然在这里不存在了，但是红军的精神依然蕴藏在人民大众的心里，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还有一天，我来到江西南部大余县的一个村庄，向妇女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我对几个正在河边洗衣的妇女说：“老表，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咱们中国来了，你们晓得么?我们大家要反抗日本鬼子兵，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家乡!”妇女们听了，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说打到中国来了，中国在哪里呀?俺不晓得，俺只晓得俺是玉溪村人。”我耐心地和她们讲解说：“老表，我们有家乡，也有国家，我们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要反抗，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这些饱经封建制度压榨而深受愚昧之苦的广大贫困妇女，永生永世被禁锢在深山幽谷里，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还不理解自己有国家，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有责任肩负起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双重担子。

　　1939年9月1日，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改组为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由社团转为行政机构，和江西省各厅并列。自1938年至1942年在江西先后成立了30个县的妇女指导处，在临战区及游击区建立了14个妇女组训工作队，在江西全省83个县建立了44个妇女工作基地，动员了10余万妇女参加抗战救亡。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对抗战救亡作出的贡献尤为可贵，那些穷山沟的农村姊妹，一旦觉醒起来，迸发出火热的爱国热情，她们为前方战士制作布鞋、寒衣，捐献大量江西特产米团子和咸菜，在赣东弋阳县方志敏烈士家乡，有些姊妹将婚嫁珍藏多年的银首饰捐献出来。一根银簪，一副银耳环，一个银戒指，充分显示农村姊妹的爱国赤诚。各县妇女指导处还发动青年志愿参军。江西老根据地的妇女带头响应动员壮丁服兵役的号召。《送郎去当兵》和《十杯茶》等红军时代的歌曲又响彻各个村庄。1939年仅弋阳一个县就有100余青壮年志愿参军。各县妇指处分期分批组织农村妇女慰劳团赴战地慰劳英勇杀敌的将士，各县共计有200余妇女参加慰问团。她们肩挑大批慰劳品，跋山涉水到各战区向将士献旗，演出戏剧、歌舞，为战士洗衣缝补。妇女们听了战士们对日寇的控诉，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也受到了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江西省及各县妇女指导处和妇女工作队中共计有地下党员50余人，占妇女干部总数1/3，党组织常通过地下党员传达中共江西省委对江西妇女抗战救亡工作的指示，这些地下党员成为我工作的左右手，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他们的模范作用更加深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重和信任。

　　1939年3月，周恩来同志到前线视察，途经江西吉安，我有机会趋前会晤，聆听他的教益，使我解除了当时我对抗日前途的困惑。周恩来同志以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精辟地阐述了抗战必胜的道理。他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的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如夜空北斗，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明确了方向。

　　1939年春，为了营救贵溪县妇女指导处被捕的地下党员高景芝和徐凯。我和妇女生活改进会负责人熊芷深夜前往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我对熊式辉说：“高景芝是北平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我了解她，她千里迢迢来到江西参加抗战救亡，是一个爱国青年，徐凯是本省的一个纯朴青年。”熊芷说：“她们两人是妇改会的好干部，在贵溪突然被捕，她们有什么罪?”熊式辉对我们周旋一番，不得不作出有条件的释放这两个地下党员的保证。不久，高景芝经熊式辉亲自点名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妇干班。在训练班即将结束时，我担心她回到江西对她不利，于是写信给她，信中用暗语说：“近来江西气候恶劣，时有暴风骤雨，你身体不好，可暂勿返来。”高景芝见信后，由重庆奔赴解放区。避免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她的迫害。

　　1941年皖南事变后，江西省白色恐怖日趋严峻，江西省及各县妇女指导处中的地下党员大都被捕，有些人被迫转移到解放区。我也于当年5月被迫离开江西。到1942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终于明令撤消了江西省、县两级的妇女指导处。

　　我亲身经历了8年抗战的岁月，回顾50年前的这场战争，深感今日国家的和平安定局面来之不易。今天我们要发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发展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本文原载于《烽火忆抗战》，在“烽火忆抗战”征文活动中获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