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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怀念叶圣陶先生

发布时间:2021-12-28     来源:摘自《云乡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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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圣陶丈是我近几年中请益较多的—位前辈,这几年来,老人家一直十分关心我。可是自从一九八五年先生大病之后,视力已完全不行了,所以再没有收到过先生的来信。

  我出差去京时,总要抽时间去八条看望先生。一九八七年六月末,接到新加坡朋友周颖南兄的信,内中附着他六月十四日去看望叶老的照片,神态如昔,笑容可亲,我感到极为欣慰。秋天我去北京,本要去看望先生,却不慎得了胃炎,困顿不堪,在舍妹家饮食调养了几天,便匆匆赶回上海。元旦近了,我按老习惯,自制贺年片,寄给先生,祝先生期颐康乐,不久接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信中谈到老先生的健康情况说:“父亲身体还可以, 精神越发衰弱,几乎整日打瞌睡……父亲头脑虽清楚,但思想无法集中,不能再寻字觅句”云云。我当时读了,虽然感到挂念,但看到“身体还可以”、“头脑虽清楚”数句,觉得九十多岁高龄了,能够这样也真不容易了。并未意识到其他。至善先生在信中最后说:“近来我已收集父亲的信件,准备编入《叶圣陶集》,您如有收藏,请复印一份寄我。”叶老的信,我都是单独收藏着的,我看完至善的信后,便把老先生的信找了出来,数了数,长短一共二十多封,第二天便拿到学校复印了一份,本来想寄,后来因为中央电视台有个任务,让我去北京,我便想自已带到北京,亲自送去。

  我是一月十七日去京的,过了一两天,那天有便车,便想好一早先去东四八条送这份复印件,并看望老先生。不想到了之后,平常照顾老先生生活、给老先生读报、读信的孙媳告诉我说:老先生昨晚气急,一早就送进北京医院,住病房检查治疗去了。正巧至善先生也去政协开会去了。我便向至善夫人、老先生孙媳问询了一些情况,告辞出来了。此后老先生就一直住在医院中。我因忙于开会,曾托王湜华兄问讯康复情况,知道仍住院治疗,我还心里天真地想着:老先生在医院疗养一个时期,可能回家过年吧……我开会紧张,直到小年夜头一天,才急急忙忙回到上海。第二天晚间看电视新闻,荧屏上突然播出老先生的照片,传来了老先生作古的消息……

  我忽然感到愕然了。因为我思想上并没有想到这点,而是天真地想着老先生回家过年的事。这时不由地黯然感到十分悲伤,老先生再也不会回家过年了。

  我久久沉浸在一些往事的回忆中;我只记其中一件,因为当时老先生的一些话,似乎仍在我的耳边回响着。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我由上海回北京,陈从周兄托带一个手卷到北京,请各位老先生题跋。叶老因视力关系,已经不能应人之请,题跋书画了。便想请老先生盖个章,不题任何字,也表示鉴赏过了。这在古代也是常有的。那天我带了手卷兴冲冲地去东四八条,不想不巧,老先生和至善先生都到政协开会去了,我寒暄了几句,只好告辞出来——但说来却有缘分,我刚刚走出小小的四合院砖门楼,老先生和至善先生的汽车恰恰由西口开来,刚到门口。老先生下车见是我,欣然拉着我的手缓步又走了进来,一边进垂花门,一边我把手卷请盖章的事说明了。老先生自然同意。进了客厅,没等落座谈话,便先在方桌上打开手卷观看,一看引首是顾起潜先生的篆书,至善先生在旁赞赏道:“顾廷龙先生题的不会差……”接着便仔细地观赏,选择好盖章的地方,从书房中取出图章,老先生亲自来盖,盖完了给我看这方图章,并且像讲故事似地对我慢慢说这方图章的来历:

  “这还是外公给我的,当年他在观前街开一爿小古董铺……”

  我一边赏玩这方抚摸得极为圆润的旧石章,一边听老先生娓娓地讲着旧事,思想和感情都在缓缓地交流着,似乎感受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滋润,看到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刹那镜头——而这正是半年某些“英雄们”咬牙切齿要扫除的“四旧”。

  我听着老先生讲完图章的故事,便随口说道:“上海有两位青年朋友,图章刻的很不错。我请他们为您刻两方好不好?”老先生听了,莞尔一笑,喟然叹道:“唉——我再也用不到图章了!”

  我听了这话,感到无限的惆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九八五年春夏间,老先生住北京医院;康复之后,又回家了。我因去京出差,前去看望,在卧室和老先生谈了话。他的视力已经完全丧失,而说话声还好。其后我在上海,友人来信说,老先生在家养的很好,及至看到颖南兄寄来的照片,老先生在客厅中陪客,老寿星笑容可掬,慈祥神态一如往昔。只隔了几个月,我想老先生纵然住几天医院,疗养一个时期,自然可以回家过年;因为这不比一九八五年住医院动手术呀,那次我倒是十分耽心的。可是,荧屏上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我怎能不愕然沉浸在哀思中呢?

  佛家是讲缘法的。我对圣陶仁丈识荆,说来是很晚的,已是几度沧桑之后了,而老先生却十分厚爱,似乎是几十年前就是他老先生的学生一样,教诲十分亲密无间,这不能不说是有缘了。

  我第一次拜见老先生,是一九八〇年夏天,那次老友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正好到北京开修复圆明园的会议,我正好也在北京。会议结束,相约在京探亲访友,先去到铁狮子胡同(现叫张自忠路)人民大学宿舍,也就是当年著名的段执政府里面,看望冯其庸教授。由那里出来,顺路就到了东四八条胡同看望叶老,是预先约定好的路线。我虽然在半世纪前,作孩子时就读过不少老先生的作品,熟知老先生的大名,但这次去拜谒,却还的的确确是第一次面聆先生的教诲。我因为第一次趋谒请益,不好空着手去,又不便买两包市场上的俗礼。总得有点因头呀,便抄了新作的两首词,作为第一次呈阅的课稿。这样便蒙老先生不弃,得以列门墙了。当然,多蒙老先生厚爱的原因,还有一点因缘,就是叶老是俞老平伯先生最亲密的老友之一,都是本世纪初苏州高中的同学,又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作家;五十年代初老先生又由上海到了北京,与顾颉刚、王伯祥、章元善三先生,被海外文化界合称“姑苏五老”。而我是俞先生北大的学生,这可能也是老先生特别厚爱的另一原因吧。

  我初次拜谒聆教之后,不久就回上海了。以后虽然常有去京的机会,但毕竟是在上海的时间多,去北京的次数少。因而同老先生见面的机会实际是很少的。只是信件来往却较为频繁。有一次我接上海某学会之征稿通知,写了一篇万三千字讨论中文教学的长文,题为《语文教学今昔谈》。写信给老先生请提意见。老先生并其他问题一齐回了我一封三页信笺的长信,其中谈到此事道:

  尊作《语文教学今昔谈》自宜送去刊载,与足下见面不 多,而通信已频,我知尊作必有堪以益人者。写字糊涂,自 己作不得主……

  老先生信中说“通信已频”,自是实际情况,而赞许我的话,我自然不敢当,我只是把这些话当作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再有我真听了先生的话,把这份《语文教学今昔谈》的长文慎重地寄给上海某学会了。遗憾的是,寄出之后,如泥牛,再无消息。去信询问,概不答复;去信讨回,更是相应不理,好像上海市根本没有这个“宝贝学会”一样,时间一长,自然也无时间和耐心再去查问,不是为写此文,翻阅老先生的旧信,也早已把此事忘光了。叶老曾寄给我一张海棠花下拍的照片,是叶老、俞老、章元善先生合拍的。老先生信中曾作介绍,这年顾颉刚、王伯祥先生已去世,“姑苏五老”只剩三位,于今则只剩俞老硕果仅存的一位了。叶老还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最后一位辞世者。悼念叶老,不是为了私谊,为了祖国的文化、教育、文学事业、老辈学人的值得珍贵的仪范,也应该寄以深深的哀悼吧!

作者:邓云乡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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