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老圣陶丈是我近几年中请益较多的—位前辈，这几年来，老人家一直十分关心我。可是自从一九八五年先生大病之后，视力已完全不行了，所以再没有收到过先生的来信。

　　我出差去京时，总要抽时间去八条看望先生。一九八七年六月末，接到新加坡朋友周颖南兄的信，内中附着他六月十四日去看望叶老的照片，神态如昔，笑容可亲，我感到极为欣慰。秋天我去北京，本要去看望先生，却不慎得了胃炎，困顿不堪，在舍妹家饮食调养了几天，便匆匆赶回上海。元旦近了，我按老习惯，自制贺年片，寄给先生，祝先生期颐康乐，不久接到叶至善先生的回信，信中谈到老先生的健康情况说：“父亲身体还可以， 精神越发衰弱，几乎整日打瞌睡……父亲头脑虽清楚，但思想无法集中，不能再寻字觅句”云云。我当时读了，虽然感到挂念，但看到“身体还可以”、“头脑虽清楚”数句，觉得九十多岁高龄了，能够这样也真不容易了。并未意识到其他。至善先生在信中最后说：“近来我已收集父亲的信件，准备编入《叶圣陶集》，您如有收藏，请复印一份寄我。”叶老的信，我都是单独收藏着的，我看完至善的信后，便把老先生的信找了出来，数了数，长短一共二十多封，第二天便拿到学校复印了一份，本来想寄，后来因为中央电视台有个任务，让我去北京，我便想自已带到北京，亲自送去。

　　我是一月十七日去京的，过了一两天，那天有便车，便想好一早先去东四八条送这份复印件，并看望老先生。不想到了之后，平常照顾老先生生活、给老先生读报、读信的孙媳告诉我说：老先生昨晚气急，一早就送进北京医院，住病房检查治疗去了。正巧至善先生也去政协开会去了。我便向至善夫人、老先生孙媳问询了一些情况，告辞出来了。此后老先生就一直住在医院中。我因忙于开会，曾托王湜华兄问讯康复情况，知道仍住院治疗，我还心里天真地想着：老先生在医院疗养一个时期，可能回家过年吧……我开会紧张，直到小年夜头一天，才急急忙忙回到上海。第二天晚间看电视新闻，荧屏上突然播出老先生的照片，传来了老先生作古的消息……

　　我忽然感到愕然了。因为我思想上并没有想到这点，而是天真地想着老先生回家过年的事。这时不由地黯然感到十分悲伤，老先生再也不会回家过年了。

　　我久久沉浸在一些往事的回忆中；我只记其中一件，因为当时老先生的一些话，似乎仍在我的耳边回响着。那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我由上海回北京，陈从周兄托带一个手卷到北京，请各位老先生题跋。叶老因视力关系，已经不能应人之请，题跋书画了。便想请老先生盖个章，不题任何字,也表示鉴赏过了。这在古代也是常有的。那天我带了手卷兴冲冲地去东四八条，不想不巧，老先生和至善先生都到政协开会去了，我寒暄了几句，只好告辞出来——但说来却有缘分，我刚刚走出小小的四合院砖门楼，老先生和至善先生的汽车恰恰由西口开来，刚到门口。老先生下车见是我，欣然拉着我的手缓步又走了进来，一边进垂花门，一边我把手卷请盖章的事说明了。老先生自然同意。进了客厅，没等落座谈话，便先在方桌上打开手卷观看，一看引首是顾起潜先生的篆书，至善先生在旁赞赏道：“顾廷龙先生题的不会差……”接着便仔细地观赏，选择好盖章的地方，从书房中取出图章，老先生亲自来盖，盖完了给我看这方图章，并且像讲故事似地对我慢慢说这方图章的来历：

　　“这还是外公给我的，当年他在观前街开一爿小古董铺……”

　　我一边赏玩这方抚摸得极为圆润的旧石章，一边听老先生娓娓地讲着旧事，思想和感情都在缓缓地交流着，似乎感受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滋润，看到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刹那镜头——而这正是半年某些“英雄们”咬牙切齿要扫除的“四旧”。

　　我听着老先生讲完图章的故事，便随口说道：“上海有两位青年朋友，图章刻的很不错。我请他们为您刻两方好不好？”老先生听了，莞尔一笑，喟然叹道：“唉——我再也用不到图章了！”

　　我听了这话，感到无限的惆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九八五年春夏间，老先生住北京医院；康复之后，又回家了。我因去京出差，前去看望，在卧室和老先生谈了话。他的视力已经完全丧失，而说话声还好。其后我在上海，友人来信说，老先生在家养的很好，及至看到颖南兄寄来的照片，老先生在客厅中陪客，老寿星笑容可掬，慈祥神态一如往昔。只隔了几个月，我想老先生纵然住几天医院，疗养一个时期，自然可以回家过年；因为这不比一九八五年住医院动手术呀，那次我倒是十分耽心的。可是，荧屏上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我怎能不愕然沉浸在哀思中呢？

　　佛家是讲缘法的。我对圣陶仁丈识荆，说来是很晚的，已是几度沧桑之后了，而老先生却十分厚爱，似乎是几十年前就是他老先生的学生一样，教诲十分亲密无间，这不能不说是有缘了。

　　我第一次拜见老先生，是一九八〇年夏天，那次老友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正好到北京开修复圆明园的会议，我正好也在北京。会议结束，相约在京探亲访友，先去到铁狮子胡同（现叫张自忠路）人民大学宿舍，也就是当年著名的段执政府里面，看望冯其庸教授。由那里出来，顺路就到了东四八条胡同看望叶老，是预先约定好的路线。我虽然在半世纪前，作孩子时就读过不少老先生的作品，熟知老先生的大名，但这次去拜谒，却还的的确确是第一次面聆先生的教诲。我因为第一次趋谒请益，不好空着手去，又不便买两包市场上的俗礼。总得有点因头呀，便抄了新作的两首词，作为第一次呈阅的课稿。这样便蒙老先生不弃，得以列门墙了。当然，多蒙老先生厚爱的原因，还有一点因缘，就是叶老是俞老平伯先生最亲密的老友之一，都是本世纪初苏州高中的同学，又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作家；五十年代初老先生又由上海到了北京，与顾颉刚、王伯祥、章元善三先生，被海外文化界合称“姑苏五老”。而我是俞先生北大的学生，这可能也是老先生特别厚爱的另一原因吧。

　　我初次拜谒聆教之后，不久就回上海了。以后虽然常有去京的机会，但毕竟是在上海的时间多，去北京的次数少。因而同老先生见面的机会实际是很少的。只是信件来往却较为频繁。有一次我接上海某学会之征稿通知，写了一篇万三千字讨论中文教学的长文，题为《语文教学今昔谈》。写信给老先生请提意见。老先生并其他问题一齐回了我一封三页信笺的长信，其中谈到此事道：

　　尊作《语文教学今昔谈》自宜送去刊载，与足下见面不 多，而通信已频，我知尊作必有堪以益人者。写字糊涂，自 己作不得主……

　　老先生信中说“通信已频”，自是实际情况，而赞许我的话，我自然不敢当，我只是把这些话当作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再有我真听了先生的话，把这份《语文教学今昔谈》的长文慎重地寄给上海某学会了。遗憾的是，寄出之后，如泥牛，再无消息。去信询问，概不答复；去信讨回，更是相应不理，好像上海市根本没有这个“宝贝学会”一样，时间一长，自然也无时间和耐心再去查问，不是为写此文，翻阅老先生的旧信，也早已把此事忘光了。叶老曾寄给我一张海棠花下拍的照片，是叶老、俞老、章元善先生合拍的。老先生信中曾作介绍，这年顾颉刚、王伯祥先生已去世，“姑苏五老”只剩三位，于今则只剩俞老硕果仅存的一位了。叶老还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最后一位辞世者。悼念叶老，不是为了私谊，为了祖国的文化、教育、文学事业、老辈学人的值得珍贵的仪范，也应该寄以深深的哀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