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虽然那么长，但是传记还得从他出生写起，而且得把家门交代清楚。想起中学时代看过不少西欧的长篇小说，主角出场之前，作者不厌其烦，把他父系母系祖宗三代，一一交代明白，好像特意给当时新兴的遗传学研究提供实证似的。细细读来固然颇有趣味，过于啰唆也只得草草翻过。我如今做的，不也是这件营生吗？幸而我们这一支没留下可查的家谱，不必从尽人皆知的那位好龙的叶公写起；人口又不繁孳，也啰唆不到哪儿去，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吧。

　　记得小时候听祖母讲过一回家史。她说：“你们叶家祖上才叫阔，齐门外头半条街都是你们叶家的。上代头开了爿生猪行，两百来斤重的肥猪，出出进进，哪一天不是好几十，你说罪过勿罪过。结果倒好，长毛来了，一把火烧个精光，齐门外成了一片白地，你们叶家本来也人丁兴旺，一下子都逃散了。回来的只有你阿爹和他堂弟两个，别的人都死在外头了，尸骨无存。”祖母说到叶家，头里总得加个“你们”，这是她母亲的口吻，这位朱老太太大概认为她女儿不太能干，甚至太不能干，先是舍不得女儿出嫁，等到年龄过了头，非出嫁不可了，做母亲的更放心不下，跟到了叶家来帮女儿——就是我的祖母——料理家务，直到八十六岁过世。那时我已经五岁，还记得穿上白布大褂，跟在也穿白布大褂的父亲后头，把老太太的灵榇送到朱家来接的船上。

　　祖母说的堂兄弟俩，哥哥就是我祖父。老人家名仲济，字仁伯，一直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先生，主要管收田租。父亲是甲午战争那一年——一八九四年十月廿八生的；祖父已四十七岁，都说是老来得子；祖母也年将三十，她是我祖父的第二个续弦。前头那两位，一位不知死于什么病，一位是难产，把肚子里的孩子一同带走了。因为有这么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姐姐，我父亲排行第二，小名“二官”。后来他刻过一个小小的便章，阴文“叶二之章”四个篆字。生了我父亲之后，祖母又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在十三岁上死于暴病，好端端的，忽然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没挨到天亮就断了气——这也是祖母告诉我的。因而我只有一位姑母。父亲在过世前五年写的《略述我的健康情况》，有一段列举年逾古稀的长辈，父系的母系的都说到了：寿最长的数我的祖母，九十六岁；居第二的是我祖母的母亲，八十六；我祖父和他的母亲并列第三，都是七十二。最后特地附一笔，提到自己的妹妹——我的姑母。父亲说：“她小我八岁，健康情况比我差，可是饮食起居还如常。”姑母一九八五年就亡故了，临终前，父亲让我陪着去医院探望，她面容非常消瘦，神志已经不清了。父亲那篇“略述”是一九八三年年底前写的。他说：父系母系中高寿的人数如此之多，可能是他们兄妹俩都年逾八十的因素之一。我看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所以我很不注意锻炼和保养，把宝全押在了这个不可捉摸的遗传因子上。

　　祖母讲家史，明明说我祖父有个堂弟，父亲这篇“略述”却半句也没提到，大概因为对祖父和父亲这一房来说，他的老叔和婶母已是旁系，他们俩都在六十前后过世了。这位老叔是教书先生，名朝缙，字绶卿。婶母不能生育，肚子里长了个瘤子，为了有人服侍，领养了一个女儿，我父亲才有了一位堂姐。在民国初年的日记上，还记着堂姐出嫁那天，由他跟着花轿送她去男家的情景。过了不久，老叔的东家迁居上海，也许做了官，也许为了经商，总算把老叔带了去。书用不着他教了，子弟们都进了洋学堂，专让他书写各方面的应酬信牍。把个病恹恹的老伴撇在苏州家里，叫他怎么能安得下心来。父亲在上海尚公学校的日子里，隔两三个星期去看老叔一趟。那东家很阔绰，底下人也不少，却从没有人打过招呼，倒出一盅茶来。叔侄俩谈些什么，还得找附近的茶馆或小酒店。父亲哪能不体会老叔心头所受到的压抑，他已经成了个书办，不再是什么西席了。东家的姓氏，父亲在日记上从没提过，我想不是偶然的。

　　对祖父的东家，父亲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祖父在大儒巷吴宅当账房，到吴保初手里至少是第二代了。抠门是一般地主的共性。听人家说我父亲印章刻得不错，他拿了块石头来到账房里，对我祖父说：“烦令郎有空，随便刻个姓字章吧。”父亲初当小学教员，像孩子似的也盼着放暑假，好自由自在地读几本想读的书。没料到又让这位东家早给安排妥了，他对我祖父说：“令郎暑假里没有什么事，陪我那小的温温功课吧。趁中午前凉快，每天温两个钟头。闲着不也是闲着。”我祖父哪能不答应。吴宅的田产想来不少，每年秋收之前，我祖父得把收租的单据准备舒齐。我见过那玩意儿的复制件，记得叫“由单”，项目烦琐之极。佃户姓名，地块位置、大小和等级，必须填写清楚。然后按本年水旱丰歉，由官府核准的成数，算出每一块地该交纳多少稻谷，再按粮业同行公议的谷价，折合成银两，各一式三份。如此年复一年，我祖父的精神渐渐不济了，吴保初似乎没想到给账房添人手。老人家只得把自己弄舒齐的一份带回家，让我父亲下了课替他誊写另外的两份。下乡收租倒不劳账房先生，自有村镇上一些叫作“催甲”的地头蛇包揽了，于是佃农又被加上了一层中间剥削。

　　那些年，四乡农民抗租的风潮已时有发生。有些地主变卖了祖产，成了新兴工商业的老板。吴保初另有一功，他擅长谋干，当上了锦州电报局局长，临动身前听说我父亲在小学里受到排挤，丢了饭碗，对我祖父说他先去锦州看看情形，好歹给弄个差使。我父亲很不愿意进电报这一行，又想借此出关去见见世面也不坏。正在犹豫，吴保初托便人带口信回来了，说关外冷得能冻掉鼻子，没长毛大氅狼皮褥子休想过冬，等明春再说吧。到得第二年春天，他调到了哈尔滨，那就更甭说了。谁知不然，他写信回来说不久就调回苏州，不知他使的什么神通，还真个回来了。于是宾客盈门，恳求援手提携的不断，我祖父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父亲早年出版的如《隔膜》《稻草人》等，封面上都印着“叶绍钧著”。“绍钧”是父亲的名，大概在出生时他老叔给取的，家里认真读过“子曰”的只有这位老人家。还有个字“秉臣”，可能十一岁上为报名应考童生，也是请他老叔给取的。旧社会里就有那些啰唆的规矩。孩子出世了起个名，当然是必要的。男的将近成年，准备跨入社会了，必得起个“字”，也叫作“号”。长辈仍旧直呼其名，朋友之间非相互称号不可，直呼其名是很不礼貌的，更甭说对长辈了。而自己称名，则表示谦虚。号取多少个都成，可以自己取，可以请别人取，其实还包括众人硬给起的绰号，如“周扒皮”，如“孔乙己”。

　　有人说辛亥革命了，我父亲嫌“秉臣”太封建，自己改字“圣陶”。这是想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证据之一，辛亥前一年，我父亲开始作日记，日记本封面就写的“圣陶日记”；证据之二，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还颇有一些署名“秉臣”的。“圣陶”这个号是草桥中学的沈老先生给取的。那一天同学们起哄，都开了自己的姓名请沈先生取号。老先生古书念得又多又熟，很愿意露一手似的，当场给我父亲写了“圣陶”两个字，后头用小字注明“圣人钧陶万物”。“圣陶”这个号，当时就在同学中叫开了。父亲说，他到老也没找着这句话的出处，只知道“陶”就是烧制瓦罐的黏土，把黏土团旋成坯的那个转盘，叫作“钧”。“圣陶”两字，无非是用“圣人之道”来陶冶自己、教化后进的意思。如此说来，给我父亲起名的老叔当时年纪还轻，塾师还没当够，还希望侄儿长大后继承自己的事业。沈老先生没给我父亲上过课，单凭“绍钧”这个名，批上了不着边际的赞语“圣陶”。父亲后来把许多心血花在教育事业上，我看并非由于受到了自己的名和号的激励。

　　注：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