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占租界后的十几天，母亲（许广平）便被日本宪兵投入狱中，施以酷刑，前面已经叙述过。从狱中出来，母亲面临两个选择：是带着我离开上海到抗战的内地重庆，还是坚守在上海？但当时母亲和我的身体状况都不佳。母亲出狱后身体十分虚弱，两个膝盖被电刑烧成焦黑色的圆块，步履艰难，且又贫血咳嗽，正由杨素兰女医师治疗，我也又到了气喘病发季节，夜不能寐。因此我们两人都不宜长途跋涉。

　　但母亲最主要的考虑是：霞飞坊里存有这许多父亲的遗物，这是母亲心中的至宝，她如何忍心离开？当然也根本不可能随身带着迁移。因此，虽然她在日本宪兵那里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也明知他们绝不轻易放过自己，会随时随地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母亲仍决心留下来，坚守父亲的遗物。朋友中间有不放心的，如凌山阿姨多次关切问过母亲，而她的决心始终不曾动摇。

　　另一方面，困守上海的亲戚朋友也不在少数。首先是几个远房舅舅，他们并没有流露出离开的意思。也有一些朋友由于家里人口多，后方又缺少谋生的关系，只能忍而不动。何况其中还有一些文化人，如叔父周建人和夏丏尊、柯灵、董秋斯等等，认为在孤岛仍有抗日工作可做，有意识地潜伏下来暗里进行斗争的。这些都使母亲感到自己并不孤独。但是，要在夹缝里生存谈何容易。父亲生前虽为我们母子准备了一笔钱，但是正如前所述，由于丧事和搬家，已几乎告罄。因此在日常生活方面，母亲早在尽量压缩开支，并把所住的一楼、二楼和二层、三层楼的亭子间都租出去。母亲和我已挤进三楼的书籍夹缝里栖身。

　　我们母子当时的困难，真切地反映在她写给郁达夫先生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0年1月3日。同年2月1日，发表于郁先生主编的新加坡《星期日报·晨星》副刊上，并加上了《孤寡之声》的标题。

　　这里摘录信的一小部分如下：达夫先生：十二月十日惠示拜悉。目前从适夷先生处交来先生写给他的信，也谈及先生关心我们的生活，闻之衷心感激，几至泣下。窃自鲁迅逝世以来，忽又三年了，这似久又暂的光阴，就这样飞度了过去，承许多关心的老友照顾，留心到我们的生活，是万分感激的。自鲁迅逝世后，我还支持着度日，有时学写些小文，但不能卖钱。上海文人多如此，偶然收到三五元的酬金，真是杯水车薪，毫无补益。《鲁迅全集》虽出了，但头两版因要普及，殉朋友之情，每部（三十册）只收版税一二元……而目前上海生活费较战前贵了两三倍以上；有时是难以预料地不可捉摸……而我经常还有两重负担，北平方面，每月开销，鲁迅死后，我一直担负支持全部到两年之久。实不获已，才去信二先生周作人，请他负担，他并不回信，只由老太太来字说他担任一半，其余一半及意外开销还要我设法，想到她们孤苦，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设法，如此又度去了一年。但上海近来开销更大了，房租大涨，再加海婴体弱，哮喘时发，不得不多方医治。每月生活费及医药（非常贵）以及营养等费。只他一人有时至百金以上；其余共计每月非二三百元不可。如何能维持得久远呢？

　　从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母子俩的艰难度日，连远在南洋的郁达夫先生都得悉了，故有邀请我们去南洋的动议；不仅如此，他还在南洋发起募捐，以期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这真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