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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写给郁达夫的信

发布时间:2022-01-10     来源:摘自《鲁迅与我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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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寇侵占租界后的十几天,母亲(许广平)便被日本宪兵投入狱中,施以酷刑,前面已经叙述过。从狱中出来,母亲面临两个选择:是带着我离开上海到抗战的内地重庆,还是坚守在上海?但当时母亲和我的身体状况都不佳。母亲出狱后身体十分虚弱,两个膝盖被电刑烧成焦黑色的圆块,步履艰难,且又贫血咳嗽,正由杨素兰女医师治疗,我也又到了气喘病发季节,夜不能寐。因此我们两人都不宜长途跋涉。

  但母亲最主要的考虑是:霞飞坊里存有这许多父亲的遗物,这是母亲心中的至宝,她如何忍心离开?当然也根本不可能随身带着迁移。因此,虽然她在日本宪兵那里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也明知他们绝不轻易放过自己,会随时随地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母亲仍决心留下来,坚守父亲的遗物。朋友中间有不放心的,如凌山阿姨多次关切问过母亲,而她的决心始终不曾动摇。

  另一方面,困守上海的亲戚朋友也不在少数。首先是几个远房舅舅,他们并没有流露出离开的意思。也有一些朋友由于家里人口多,后方又缺少谋生的关系,只能忍而不动。何况其中还有一些文化人,如叔父周建人和夏丏尊、柯灵、董秋斯等等,认为在孤岛仍有抗日工作可做,有意识地潜伏下来暗里进行斗争的。这些都使母亲感到自己并不孤独。但是,要在夹缝里生存谈何容易。父亲生前虽为我们母子准备了一笔钱,但是正如前所述,由于丧事和搬家,已几乎告罄。因此在日常生活方面,母亲早在尽量压缩开支,并把所住的一楼、二楼和二层、三层楼的亭子间都租出去。母亲和我已挤进三楼的书籍夹缝里栖身。

  我们母子当时的困难,真切地反映在她写给郁达夫先生的信中。这封信写于1940年1月3日。同年2月1日,发表于郁先生主编的新加坡《星期日报·晨星》副刊上,并加上了《孤寡之声》的标题。

  这里摘录信的一小部分如下:达夫先生:十二月十日惠示拜悉。目前从适夷先生处交来先生写给他的信,也谈及先生关心我们的生活,闻之衷心感激,几至泣下。窃自鲁迅逝世以来,忽又三年了,这似久又暂的光阴,就这样飞度了过去,承许多关心的老友照顾,留心到我们的生活,是万分感激的。自鲁迅逝世后,我还支持着度日,有时学写些小文,但不能卖钱。上海文人多如此,偶然收到三五元的酬金,真是杯水车薪,毫无补益。《鲁迅全集》虽出了,但头两版因要普及,殉朋友之情,每部(三十册)只收版税一二元……而目前上海生活费较战前贵了两三倍以上;有时是难以预料地不可捉摸……而我经常还有两重负担,北平方面,每月开销,鲁迅死后,我一直担负支持全部到两年之久。实不获已,才去信二先生周作人,请他负担,他并不回信,只由老太太来字说他担任一半,其余一半及意外开销还要我设法,想到她们孤苦,我也只好硬着头皮设法,如此又度去了一年。但上海近来开销更大了,房租大涨,再加海婴体弱,哮喘时发,不得不多方医治。每月生活费及医药(非常贵)以及营养等费。只他一人有时至百金以上;其余共计每月非二三百元不可。如何能维持得久远呢?

  从信中可以看出,我们母子俩的艰难度日,连远在南洋的郁达夫先生都得悉了,故有邀请我们去南洋的动议;不仅如此,他还在南洋发起募捐,以期对我们的生活有所帮助,这真令人感动。

作者:周海婴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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