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伦敦写完《老张的哲学》之后，许地山先生来到伦敦，聊天聊得没有题目了，老舍就把小说拿出来念了两段。许地山并没有给他什么批评，只顾笑，后来，他说寄回国内去吧。于是老舍就寄给了上海的郑振铎先生。哪知道，三个月后，小说就刊印在《小说月报》上了，是连载，第一期署名舒庆春，由第二期起，署名老舍，从此，一名叫“老舍”的年轻中国作家便走上了文坛。在发表《老张的哲学》时,郑振铎先生写了《卷头语》，说《老张的哲学》那样的讽剌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从来未弹奏过的，而且感叹中国小说的数量少得使人惊诧，他以此来勉励老舍努力写作。如今，在伦敦詹姆斯公园路上的一栋公寓楼的墙上已经钉上了一块牌子，这是老舍先生当年写小说的地方，已被英国人确定为“英国遗产”。这是中国人头一次在英国享有此项殊荣。

　　老舍在英国期间，郑振铎先生恰好有欧洲之游。郑振铎曾委托老舍先生替他转递国内亲友的来信，在后来发表的《欧行日记》中郑先生多次提到这种事。郑振铎先生在法国逗留了很久，第二年转到英国，得以和老舍先生见面，两个人有了密切交往，常在一起吃饭，交换看法，结为好友。老舍先生特别督促郑振铎先生将小说《家庭的故事》赶快出版，郑先生后来在文章中专门提到这点，并深表感谢。

　　1929年初郑振铎先生回国后又恢复了《小说月报》的主编职务，开始着手编辑老舍先生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二马》，并在《编后语》栏目中预告了《二马》的即将发表。《二马》描写马氏父子在英国伦敦的故事。郑先生敏锐地指出了老舍写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老舍喜欢用真实的地名做自己小说人物的活动地理背景，凡是到过伦敦的人，读起来一定会倍感亲切，有如身临其境，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意描写细节的精致，是老舍文学的一大特殊之处。这个特点后来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里都有精彩的发挥。现在，根据郑振铎先生的提示，已经有人写了研究专著，专门研究老舍著作中真实的英国地名，书名叫《老舍在伦敦》。

　　五年教书合同期满后，老舍先生踏上了归国路程。哪晓得，走到新加坡就用光了路费，不得已只得下船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去任教，并有感于华人世代在南洋的辛苦创业，开始创作一部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说，题目叫《小坡的生日》。等他攒够了路费，教了一个学期的课程之后，便带着那部还没写完的小说稿子回到了上海。老舍先生在上海的郑振铎先生家里住了下来，把《小坡的生日》小说写完，仍然交给郑先生的《小说月报》发表，然后打道回府，北上回家，到了故乡北平。

　　老舍先生的前四部小说都是经郑振铎先生的手发表的，许地山先生是老舍的引路人，而郑振铎先生则不愧是老舍的伯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先生由英国回国之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明湖》也是郑振铎先生拉来的，而且只有他读完了原稿(徐调孚读了前半部)，准备在1932年第一期《小说月报》上开始连载。可惜，上海一·二八战事将已经印好《大明湖》的《小说月报》以及小说原稿全部葬于火海。老舍先生并没有留抄稿的习惯，这部小说也就永远没有问世的可能了。

　　1931年秋天郑振铎先生离开了上海，来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教书，当时，冰心先生也在燕大教书。他们二人同是福建人，又是认识得最早的朋友。郑先生常常带他的朋友来看冰心，这其中就有老舍先生。这应该是1933年寒假。冰心先生在《关于男人》中里对这次会面有过精彩的描写。冰心先生给郑振铎和老舍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先生和冰心三岁的儿子正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小布狗熊呢。当老舍伸手在椅子后面拉出小布狗熊时，冰心儿子高兴地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把大家都逗乐了。老舍给冰心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解放后，郑振铎先生到北京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后，依然和老舍先生保持了密切的接触。有一次，老舍先生专门请郑先生来看他收藏的小古玩，郑先生看了之后，只说了三个字：“全该扔!”老舍先生也回答了他三个字：“我喜欢!”这是两种不同的出发点，两种不同的审视标准，实际并不矛盾。一个从专业文物的角度出发，不允许有任何瑕疵，要强调品相；另一个从艺术出发，只要好看，好玩，有味道，哪怕有点小毛病，也是好东西，十全九美也是美。

　　这个小小的争论还未结束，郑振铎先生就意外逝世了，老舍先生陷入深深的悲痛中，为这位伯乐，他的挚友而伤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