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入民进，致力师范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任敢带领师生刨坟垦荒，1950年在北京贫民聚居区龙须沟创办了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并经吴晗举荐任该校校长。他还发表了《二二一制中学》《再谈二二一制中学》等文章，建议“把目前的三三制改为二二一制，就是把中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段”，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人才之急需。

　　1954年后他参与筹建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任教育研究室主任、副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人。他主讲《教育学》大课，因课程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启发性强，深受学生欢迎。还兼任了北京师范学院教育工会主席。

　　1956年傅任敢经雷洁琼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先后担任民进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8月，他参加了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国家副主席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中，他还挤出时间研究我国古代教育遗产。他曾讲过：“现在一提到教育学，往往只是凯洛夫，这是不全面的，作为学习和研究，要广识百家，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要学习和了解古今中外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和学说，特别是本民族古人今人的学说，如孔夫子的教育思想、教学原理……我们也应有自己的教育学。”

　　1957年他的专著《〈学记〉译述》出版，受到教育界的好评。《学记》成文约在战国末年与汉初之间，傅先生将其从文言文翻译为白话，并加以解说。他赞道：“它(《学记》)不只是中国的一篇很全面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上一篇很早很全面的教育文献。这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我国的骄傲。”

　　1980年，傅任敢应邀参加了民进中央举行的“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献计献策”座谈会，两次参加民进中央举行的“师范教育座谈会”，并应民进中央之约，写作了《师范教育私议》《关于办好高师院校的一些设想》等文章，强调师范教育应保持独立建制和师范性，力主师范教育要更好地为基础教育服务等，对于正确认识并解决当时高师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两篇文章先后被刊登在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编的《对教育计划、教育体制献计献策情况简报》上。后文还被选报给党中央。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历经浩劫，笔耕不辍

　　1958年，傅任敢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仅被降职降薪，还被剥夺了从事教育学教学的资格。但傅先生在此境遇下仍保持从容镇定的心态，白天挨批，晚上回家照常读书、写作。此后的八九年中，他给生物系开过英语课，为教育教研室编过《毛主席教育言论集》等三册资料。

　　1961年傅任敢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调到历史系资料室，参与《西方的没落》《世界现代史资料》等著述的翻译，又抱病独自译出了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代表作《史学史》(后改名为《历史系的理论和实际》，三四十万字，1982年被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

　　当时，他已是五十几岁的人，因患脑血栓和心脏病不止一次住院治疗，却需天天坐班，从城里到学校早出晚归，路上两头走路，中间挤车。五口之家居住在夫人所在中学提供的一间房里。熬到女儿单位协助调房，才增为两间，但每逢假日，老少三代十余人，纷纷扰扰，他只能躲到厨房，坐在小板凳上读书写作。

　　就是在如此窘迫的环境中，在完成公家任务的同时，傅任敢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翻译了美国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一书(原著三大卷、1100页)，并且撰写了《夸美纽斯及其〈大教学论〉注释》。只可惜“文革”中此两稿被红卫兵抄去，从此不见踪影。可悲可叹！

　　“文革”中，傅先生被当作“老右派”“牛鬼蛇神”一再打倒批斗，备受凌辱。但他仍抽暇潜心研究学术问题，做了大量有关教育内容的笔记。

　　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8年拨乱反正，傅先生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彻底改正，恢复原级别与待遇。他欣然提笔写下：“我从事教育事业已四十九年，现在虽已达七十四岁，还有些病，但我觉得如同我编的顺口溜所说的：‘莫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于今干到八十不出奇。天翻地覆万事新，七十少年数不清。’要做数不清的七十少年中的一人，誓以余生献给教育事业。”

　　他也是这样做的。1979年他调回(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教授，指导该所教育教研室教师的学习、进修。教科所同仁回忆说：他恢复工作走进教研室的第一天，便关心询问每个同志开课的情况，并建议让中青年多挑重担，促使他们迅速成长。为提高一些教师的外语水平，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亲自辅导专业英语，从不耽误一节课。

　　他强调教育科研的目的应是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理论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学习古代外国的论著，也是借以为鉴，指导我们现实的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么从事理论研究，学习前人经验又有什么意义呢！”

　　傅先生在生前最后的两三年里，争分夺秒地做了许多工作，如重新修订《教育漫话》《大教学论》《〈学记〉译述》等图书，致力孔子的教育思想研究和中国师范教育史研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资料，撰写了多篇论文，为《大百科全书》起草词条，等等。

　　1982年1月初，他病情危重，连笔也握不住了，仍盼望病情好转，计划出院回家后继续进行《中国师范教育史》《〈学记〉译述普及本》《孔子教育思想管窥》的编写。无奈上苍无情，1982年1月24日，傅任敢先生病逝于北京，走完了77年平凡又伟大的人生里程。

　　追悼会上，他的朋友、同事、学生四百多人到会或赠送花圈，其中包括蒋南翔、李锐、周培源、雷洁琼、王淦昌等中央、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民进组织代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崔耀先在所致悼词中对傅先生的一生和业绩给予了公正的高度的评价：傅任敢先生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民主、进步的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教育事业的损失。

　　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秘书长陈侠先生的挽联写道：“学贯中西，移译教育名篇，几代学人思厚泽；术通古今，注释论学巨著，千年遗产畅流传。”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傅先生博采众家所长、融会古今中外教育精华的本色。傅任敢生平，具体可参考傅老的夫人杨仁和三位女儿傅平生、傅渝生、傅乐生所编的《傅任敢先生编年事略》，以及傅老的清华同学曾炳钧所写的《对任敢同学的片段回忆》一文，见《真诚的教育家傅任敢纪念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322，174页。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我时时深为感动，为先生崇高的人格及深刻的教育思想所感动。愿今日的你我能传承先生精神，做一名爱国爱生、脚踏实地、认真负责的教育工作者，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后记：1983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傅任敢教育译著选集》。

　　2020年10月11日是傅先生创办的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建校70周年。学校开设了“任敢班”和“任敢学子”活动；并在两个校区均塑了傅校长半身铜像。在校庆当天，北京十一中举办了“人民教育家傅任敢教育思想传承、实践、创新主题论坛”，同时宣布成立“傅任敢教育思想实践联盟”。该联盟包括两所高校和六所基础教育学校，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长沙第一中学、长沙市明德中学、重庆清华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十一中学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小学，联盟办公室设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这八所学校都是傅任敢先生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长期受益于傅任敢教育思想和价值理念的影响。《真诚的教育家傅任敢纪念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致谢：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多蒙傅老的三位女儿傅平生、傅渝生、傅乐生提供了宝贵和丰富的资料来源，在此向三位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李燕，民进会员，博士，现任职于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卡州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儿童发展与教育、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