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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至善:父亲幼年受教育的情况

发布时间: 202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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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两房合一子,全家长辈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自幼受宠爱是必然的了;要是在如今,还不成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小皇帝?亏得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一年紧似一年,祖父又很看不起那些不自振作的纨绔子弟。例子就在眼前:当时我们家租住在潘姓祠堂的后花园里,那潘家不就是这样败落的吗?要不然,怎么会把祖宗手里建造起来的家祠,卖豆腐似的分租给小户人家呢?那后花园,想来跟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差不多少。我父亲也自小喜欢野花闲草,却从没写到过在那个荒园里度过的愉快自在的童年,我如今也没法凭空虚构。

  如今兴的是望子成龙,儿女还没进幼儿园,做父母的就忙不迭教孩子识字认数。据父亲说,他进私塾前已认得三千来字,是我祖父亲手写了方块字,一个一个教他念的。我有点儿为祖母抱不平,怎么把她的功劳全给抹杀了呢?记得我牙牙学语的时候,祖母,还有太外祖母,常把我抱在膝盖上,按节拍摇着我,教我跟着念民歌和童谣。歌谣可不是单个的方块字,是字组成的词,是词连成的句子,活泼有趣、声调悠扬的句子,没有教训,念着不感到压力,我学了一支又一支,少说也有上百支。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完整地背诵出十几支来。其实父亲也不曾忘记他幼时从母亲和外祖母那儿,最早受到的语言教育和文学启蒙。在他编写的小学国语课本中,就有好几支经他加工的苏州童谣;有一回向中学生做广播演讲,还引用过一支《咿呀咿呀踏水车》,因为太长,记录上把后半截换成了删节号。我想有些报刊常命题征询知名人士:“对您一生最有影响的是哪一本书?”从没见过答案是“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父亲屡次谈自己的文学历程,都忘了提到自己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是可奇怪的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春天,祖父把我父亲送进同巷的陆姓家塾附读。当时我父亲才六岁,只记得塾师姓黄,先教念《三字经》《千字文》。课堂是花园中的一座大厅,挂着块“报春草堂”四个字的匾。园里有亭有轩,种了几十棵梅树,还有李树杏树,想来跟《红楼梦》中贾府的家塾也差不多少。可惜才念了一年,陆家的各房闹分家,硬把一座大好宅院,分片卖了,家塾只好关门大吉。有一房迁到了萧家巷。父亲的日记中记着,他在中学时代常去萧家巷找陆家四兄弟闲聊;待他们一一成了家,也各奔东西,不知哪儿去了。一九五九年过苏州,父亲特地打听过,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悬桥巷曾经有过这么一座清丽的花园了。

  离开了报春草堂,父亲被送进了张元翀老师自设的书塾。有一件事非提前记下一笔不可:顾颉刚先生和我父亲在那儿开始成为同学,成为亲密交往八十年的老朋友。悬桥巷东西向,南边靠河;潘家祠堂对面有座小桥,过了桥右首边就是顾先生的家。一九七五年我和妹妹弟弟陪父亲去过,仍旧叫作顾家花园。其实在顾先生出生以前,花园已经废了,租给了一家制线香的作坊。父亲说他下了学,跟随顾先生来这儿看水牛。香作里有头大水牛,老戴着眼罩,拉着石磙转圈子,把木屑香料碾成粉末。两人都不敢走近,至多跺着小脚向它吆喝两声,或者拿根长竹竿在它屁股上点这么几下。大水牛并不理会,仍旧不紧不慢踱它的方步。七十多年过去了,香作早已不存在,老房子倒留着一些。看门的把我们领进顾先生旧时的书房,找了把椅子让父亲消停片刻。

  张元翀老先生想来中过举,没这点儿名望,人家怎肯把子弟交给他教?又特严厉,顾颉刚先生说他“待童子若囚犯”,戒尺不离手。塾中的书房可不是如今的教室,一间大厅里七八个学生,年龄和程度都参差不齐,读的也不是一本书,这个念《论语》那个念《孟子》;老师只好一个个轮番教,给这个教几行,给那个教一段;先管识字断句,等学生背熟了,回过头来逐字逐句讲解。老师今天教的,学生第二天得照原样向老师还一遍;要是背不出答不上,就摊开手心挨戒尺吧。顾先生说他常常挂着眼泪回家;他父亲看他手掌肿得像半个馒头,连连说“怎么能这样呢”,第二年就不让他念书塾,留在家里自己教。我父亲倒从没尝过戒尺的滋味。同学中数他年纪最小,也许占了些便宜。而我祖父,自己也舍不得打的,怎能让娇儿受这样的苦楚;自己又教不了,只好做出规矩,要我父亲念熟了老师教的,方准许吃夜饭。

  顾先生还说,当时和我父亲虽然同窗接席,却连谈话的机会也极少。小时候我听父亲说,只等老师出门拜客,同学们就闹翻了天,在书房隔壁的那张炕床上扮演《武松打虎》。甚至也敢把辫子上扯下来的长发连接成“电线”搞起了“秘密通信”。一九六五年动员老作家给孩子们写文学作品,父亲连续写了五篇,总名《一个少年的笔记》,想给高小学生自己寻找作文题材做些个榜样。在小标题《你们幸福了》那一篇中,这位少年记下了晚间乘凉,听老爷爷讲幼时念书塾的趣事。不用说,这位老爷爷就是我父亲;除了末尾上房顶一段,讲的是后来在小学里龚赓禹先生的故事,其余的全发生在张元翀老师设的书塾里。

  在严师和慈父异曲同工的关怀下,父亲总算念完了当时士子必读的“四书”,还有《诗》《易》《左传》。在八九岁上老师说他可以开笔了,就是对圣人的训词有了些儿初步的理解,可以开始学做文章——代圣人立言了。出的题目是《登高必自卑》,还关照他应当写到“为学”方面去。父亲依照他的吩咐写了八十多字,结尾是“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老师看得摇头晃脑的,提起朱笔,在“而”和“乎”字旁都加了双圈。想来父亲在当时是颇为得意的,回家给祖父看了,祖父一定像接到了儿子中举的报条一般高兴。一九四〇年年底前,父亲写《论写作教学》,用这件亲身经历开的头。我想读者定能理解,我父亲绝非夸耀自己自小聪慧,而是为了批判那束缚思想的应试教育,把它捡来做引子。

  平心而论,张老先生可以算紧跟时代了。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以策论取士;他出的确是策论题,可是指导学生走的仍是老路,也可见教学改革之难。废科举办学校的言论常见于报刊,念了书塾不应试,叫孩子往何处去呢?我祖父一定被这个问题困扰过。乙巳年(一九〇五),秋闱照常举办,看来科举一时还废不了,祖父决定让父亲去试试,不在乎中不中,让他先历练历练,免得以后怯场。父亲借此撒娇要挟,说得让他带两个马铃瓜去,夜里好解渴。原来点名进场在半夜以后,等到天蒙蒙亮,才有人抬着白纸糊的大灯笼,在考棚的巷子里绕一周,考生们急忙抄下灯笼上的考题,各自回考棚对着蜡烛苦思冥想,只要凑成三百字以上的一篇文章,就可以交卷出场。祖父微笑着,答应并兑现了父亲的合理要求。由于此,过了整整十八年,父亲才有可能依据那一夜的见闻,写成了他那一万多字的短篇《马铃瓜》。

  我把编在《叶圣陶集》第二卷中的《马铃瓜》翻出来重温了一遍,又触发了不少回忆。小说是随笔式的,有一段提到做舅父的三项义务。我岳父到绍兴府考举人,也是舅父送去的,据说那位舅父喝多了酒睡着了,竟耽误了他听点名入考场的时辰。到我小时候,教育制度已大大改变,当舅父就省事多了,只剩下外甥头一回剃发,还得请舅父抱着。小说中也有一些是我先前没注意到的:当时苏州已经有了中学校,大概是庚子之后教会办的,否则哪敢跟科举考试对着干,牌示学生如有改名冒试,查出立即除名。至于那位号称“天王”的衙内是否是被派来捣乱的,小说没加暗示。还有件事有点奇怪,小说有几处提到上回赶考怎样怎样,可是父亲明明对我说过,他只参加过这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虽说小说可以虚构,做这样的虚构有什么必要呢?是否为了暗示科举制度已气数将尽,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呢?谁都知道,杜绝夹带是历来任何考试的规矩,应试必须经过严格搜身,才能领考卷跨进贡院的高门槛。这一回“大放送”,什么书都可以带,从《五经备旨》到《应试指南》,都是石印小字本。还有那人手一本的《圣谕广训》,更非带不可了;老师一向不教,学生从未念过,可是应考必须恭默皇上的“圣谕”两三百字,跟卷子一并上交。阅卷的师爷照例不看。大家都知道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就是“赵钱孙李”默上两遍也成;这一回可以公然抄录,岂不更加省心。父亲是当作笑话跟我讲的,小说只提到书名,没写上这一段说明。

  果不其然,才过不久,清政府就颁发上谕:丙午年(一九〇六)罢科举,办学校;又传出小学毕业相当童生,中学毕业相当举人的话来;好像为了安定民心,却又遮掩不住无可奈何的心态。茶馆里渐渐传开,这一下动真格的了,苏州府属的长(长洲)元(元和)吴三县合在一起,一口气合办四十所小学,开春全部上课。我祖父想,既然念完四年就是个童生,让我父亲去试试吧。又听我父亲说,颉刚这孩子得了他父亲的准许,已决定去考夏侯桥的那一所。我祖父思忖,顾老挑中的一定错不了。可是路实在远,上下午两个来回,少说也有八九里吧,叫个实足年龄才十一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呢?祖父下了狠心,把家搬到了离夏侯桥才半里多路的濂溪坊。

  公立小学开学那一天,顾先生早早地来到濂溪坊,跟我父亲俩手拉着手跨进夏侯桥小学的大门。教室是才刷新的大厅,明亮的玻璃窗上挂着五色纸环联成的彩带。课桌的桌面是可以掀起来的,坐的也是洋式的带矮靠背的椅子,都排得齐齐崭崭。墙上挂着乌油油的黑板,听说老师用的粉笔还是从日本带回来的,当时苏州还没有粉笔作坊。尤其那具精致的风琴,真叫人忍不住要伸个指头在哪个键上轻轻按它一下。甭忙,耽会儿就上音乐课了,课程表上写着呢。除了国文,还有算数、历史、地理、博物、音乐、美术、手工、体操。哪儿来的这许多名目?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都是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

  请别把这一班可敬的先驱者当成了掮客。经过庚子年(一九〇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这一番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相匹配的较量,更使他们看清楚,大好中华被列强瓜分的那一天已经不太远了。清政府镇压变法,不自振作,只得由它;办学校启发民智,激励知耻力行,总是利国利民的事。他们自愿去日本受短期的师资培训,主要学的是科目的设置和教学方法。苏州有了这样一班不求名利的实干家,才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作为样板的新式学校。

  那些个小学的教员似乎个个是通才,什么课都能教,而且特别注重孩子的品德教育。我父亲那时身材矮小,正经跳绳踢毽子都不会,偏学会了爬竹竿。夏天院子里搭了凉棚,他顺着粗竹竿爬上房顶,坐在屋脊上逗底下的同学。正好龚赓禹老师进来,抬头看见学生上了房,连连说:“你好……好好地……快下……下来。”我父亲就双腿夹住竹竿溜到了地面上。龚老师瞧他没伤着什么,也没责备。我父亲到老也没忘记这位好老师。有一回上博物课,他挟了一棵蚕豆一棵油菜来到课堂,跟学生讲这是蝶形花冠,这是十字形花冠,还掰开花瓣,教学生识别雌蕊雄蕊。一朵花会有这许多讲究,我父亲从来没想到过。栽培花木,观察它们的生长,逐渐成了他毕生的爱好,在他的诗词、歌谣、散文,以及晚年写给俞平伯、贾祖璋等先生的信中,有不少有趣细致的记载。

  音乐课也从没见过,老师一边教学生唱,一边还比画着教学生表演;有时让学生像兵士那样排着队,一边走一边唱行军歌。也非常注重体操,除了徒手操“立正”“开步走”,还有哑铃、棍棒等器械操。爱国主义教育从不间断,大都用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教材。一九〇六年冬,为抗议美国政府驱逐华工,在历史课上,朱遂颍老师宣讲美国修建横贯东西海岸的大铁路,蒙骗了成千上万华工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生活困苦又受尽虐待,被称作“猪仔”;现在铁路修通了,却下令把一无所有的华工尽行驱逐。朱老师讲得声泪俱下,孩子们都感同身受,要求列队上街游行,高呼对美国政府抗议的口号,宣传抵制美国货,挨家挨户劝说莫用美孚油。那时苏州还没有电灯,晚上大多用煤油灯;而美孚牌煤油是美国货,这是谁都知道的。在苏州城里,反帝群众运动,可以说是从这一次开的头。

  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爱国要从热爱自己的乡土做起。沧浪亭西南角上有座五百名贤祠,既小又偏僻,似乎一向很少人知道。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跟父亲去苏州,说好久没去沧浪亭了,这一回发个心去看看吧。拣背静的地方走,无意中绕到了这座小祠堂前面。父亲有点儿累了,说进去歇歇脚吧。祠堂只像一条比较开阔的走廊,朝南的一边是门窗,五扇北墙上都横五竖四,齐齐崭崭嵌着二十块长方形的碑,不知是水磨青砖还是青石板,共一百块,每块碑上刻着五位名贤的半身像和传略。字实在太小,尤其是高处的,我踮起脚跟也很难看清楚。父亲说:“不用看了,打头的那位是吴泰伯,孔子的学生言游也在内。总之都是对苏州有过贡献的乡贤。我念小学的时候,章伯寅先生常带我们来这里讲墙上的名贤;特地指着顾亭林的像,要我们牢牢记住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跟我们说:‘五百名贤还没满额,后边还留着地位等你们呢。’”果然后边四五块碑还空着。用心如此,真可以说良苦了。

  我没见过章老先生,是从父亲在抗战期间写的《我们的骄傲》中认识他的。我知道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黄老师,原型就是章老先生。苏州沦陷后,汉奸维持会胁迫他出山,要他做教育界归顺敌人的带头羊。为保持民族气节,他孤身一人,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当年在夏侯桥的四个学生打听得他暂住川东师范,约定了日子一同去探望他慰问他。在小说中,“我”的原型不用说就是我父亲自己;戈君,是顾颉刚先生;孙君,是周勖成先生;邹君,是章元善先生。黄老师见是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守约遵时的好习惯,正是三十二年前,章老先生以身作则的教育成果。又说:“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正是如此,除了周先生为了创办巴蜀学校,到重庆已多年,其余三位都是暂时歇脚的过客,不久就劳燕分飞了。多么难得的人生瞬间,四个幼年时代的同学,居然能围坐在老师膝前,细细地听他讲自己的生活故事,浸透着不屈的人格的故事。从父亲写给留守在上海的朋友的信中,可以查到这次可纪念的会面,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

作者: 叶至善
责任编辑: 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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