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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至善:父亲的中学时期

发布时间:2022-02-07     来源:摘自《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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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夏侯桥公立小学耽了一年。一九〇七年年初,草桥苏州公立中学头一次招生,父亲就近去报了个名。考生大约只五六十人,可能全录取了。榜上分作两个年级:父亲和章君畴先生等二三十人在一年级;王伯祥、吴宾若先生等二三十人在二年级。顾颉刚先生在夏侯桥多念了一年,是第二年进草桥的插班生,大约入学考试得分可观,插进了王先生的一级。高一年级,按通例该早一年毕业,可是不然。“中学的毕业文凭抵得上一个举人呢。不说十年寒窗,读满五年是不能再少的了!”校方分明是商店老板的心态。买客们一估摸,自己已经占了个绝大便宜,还要杀价也太不体面了。这么一来,开头那两个年级实际上给扯平了,跟以后的各级相比,同学之间自然更加亲密,难舍难分。转眼就是五年,经过辛亥革命,大家把辫子都剪去了,还有谁惦记着举人头衔这劳什子呢?一九一二年一月廿八,公立中学的开头两班同时毕业,领到了中华民国的毕业文凭。

  苏州公立中学从创办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校址在皇废基北头,玉带河草桥南堍路东。河和桥大概不复存在了,“草桥”作为地名,也许还得保留若干年。在这将近一百年中,校名换了多少回,招牌换了多少块,恐怕没人能说清楚。如今挂着的一块,是我父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苏州第一中学”。先前,苏州人似乎不管校门上挂的什么牌子,总管这里的学校叫作“草桥中学”,甚至简称“草桥”,看来绝非贪懒图省事,而是包含有历史渊源的亲昵。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和妹妹弟弟三个,陪八十又半的父亲回故乡苏州怀旧,“草桥”自然是个重中之重的怀旧点。我们特地挑的星期天。推进那虚掩着的面向西南的木板大门,见前面有石阶的四扇二门还在,门上镶着的刻花厚玻璃居然也完好如初。走进二门,四四方方一大圈平房,当年的礼堂教室等,也还是老样子。被圈在中间的操场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顺着走廊来到东北角,看到藏在后面的那座小洋楼,当年作为图书馆的,也还在。有位女同志看见了,招待我们上楼休息。至美至诚从未来过,父亲和我熟悉而又陌生,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可谈的。坐了一小会儿,下楼走原路出来。回到走廊上,那位女同志总算想出一句话来了,兴奋地对我们说:“隔两年请再来看看,平房就全都改建成一排排三四层的新教室了。”父亲赶忙说:“不要挨得太紧,各排之间要种些花木才好。”说着就到了二门口,父亲问:“这座二门呢?”“当然也得拆掉。”她笑着回答。父亲默不作声了。民国元年,他的全班同学簇拥着可敬可爱的监督(就是现在的校长)袁俶畬先生,来到这座二门前,分排站在台阶上,摄过一张毕业留别照片。六十三年前的那很可回味的一咔嚓,这位年轻的女同志当然不可能知道。

  民国元年就是一九一二年,那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俶畬先生是参事,又是江苏省代表,当然非参加不可。八日下午,有同学听说袁监督才回来,就要走的;政府尚需议定宪法,他正忙着呢。第二天一清早,同学一齐赶来了,都说要跟袁监督留影纪念。有同学说:而今已是民国了,还按逊清定下的满洲规矩,穿着长袍马褂,到底算哪一出呢?大家说这话不错,一致同意统统换上西服革履,却忘了先做个统计,全班二十个同学,有几位已经置备了这全套外国行头。大家赶出赶进,像一群掐了脑袋的苍蝇,结果还是借了大围巾和长大衣来充数的居多,十一点钟二十人按时集齐,照相馆已把照相机扛来。趁日头正好,让西装革履的几位站在前排,陪着唇上留髭的西装革履的袁监督。我父亲是围巾大衣派,站在后排,照片右边的犄角上。

  袁俶畬先生名希洛,去日本留学时加入的同盟会,回国前已剪去了辫子。一九一〇年年初,他接替蒋韶九先生任“草桥”的监督,暗地里仍从事革命活动。在“草桥”,他除了向同学宣传孙中山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等主张,还特别注意军事训练。顾颉刚先生曾在文篇中回忆说:“先生欲以我辈为革命干部,假提倡体育为名,向抚署(苏州巡抚衙门)请领枪支实习;巡抚程德全允之,遂排队至军械局,领前膛枪约百支。学生数目倍于枪,一枪二人共之。”父亲在《掮枪的生活》中叙述了同学们全副武装,兴高采烈行军打野外,掮的却是可以连发五响的后膛枪,不是淘汰下来的老式前膛枪,也许是袁监督设法弄来的另外一批了。不管前膛后膛,操练就为的献身革命。武昌起义看看已成气候,西南诸省已纷纷响应。同学们天天看报天天着急:我们这里怎么还不见风吹草动呢?没想到“一夜城头旗尽白”,苏州的革命就来得如此神速,同胞尚在梦里,巡抚程德全连座位也没移,在左右的拥戴下公然改称都督,还觍着脸说自己早怀此心。人们说,苏州到底是天堂,一滴血没流革命就成功了,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又有人说,学生嘛,开庆祝会列队入场喊喊口号就可以了,何必风吹日晒练什么兵操?读书要紧。青年们谁不想在革命中一显身手呢?听着心里都凉了。尤其着急的是眼看就快毕业了又无力量升学的那几位,只得伺机缠住袁监督坦诚诉说。袁先生回答说:“政界不是你们去的地方,还是教育界吧,要紧的是培养国民意识。”他设法把十来个有就业要求的学生,分别安排在城里和四乡的小学校里。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被安排在言子庙小学。

  一九一二年一月廿八,草桥中学举行毕业典礼。我父亲说是十八岁,实数只是十七岁三个月整。那时中学生年龄一般偏高,大都在毕业前就结婚了。一同毕业的同学中,顾颉刚先生比我父亲大一岁,这一天正巧是新婚一周年纪念。王伯祥和吴宾若两位都大四岁,同学们都等着吃他们子女的汤饼宴了。父亲真个落后了,在这一年四月十八的日记上挂了一笔,“又:今日为余订婚之期,坤宅为浙江胡氏,由颉刚、伯祥、彦龙、烈裔、张昌熙等作伐者。”没记我母亲的名号,尤其前头那个“又”,显得根本没当回事,不过备忘而已,实在叫我感到奇怪。在给顾先生的信函中,我也只找到一处,是订婚的第二天夜里写的:“臻郊已晤,朕爻姻事大致成功,唯请勿在外声扬,恐其索糖索糕,多一宗烦恼也。”“臻郊”是王伯祥先生的号,“其”指得到消息的朋友们。顾先生跟王先生同是媒人,又经常碰头,有什么特地通知的必要呢?如果说有必要,肯定在后半句,不管怎么说,要是让替我母亲做主的二姑母看见了,心里一定会很不痛快的。

作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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