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夏侯桥公立小学耽了一年。一九〇七年年初，草桥苏州公立中学头一次招生，父亲就近去报了个名。考生大约只五六十人，可能全录取了。榜上分作两个年级：父亲和章君畴先生等二三十人在一年级；王伯祥、吴宾若先生等二三十人在二年级。顾颉刚先生在夏侯桥多念了一年，是第二年进草桥的插班生，大约入学考试得分可观，插进了王先生的一级。高一年级，按通例该早一年毕业，可是不然。“中学的毕业文凭抵得上一个举人呢。不说十年寒窗，读满五年是不能再少的了！”校方分明是商店老板的心态。买客们一估摸，自己已经占了个绝大便宜，还要杀价也太不体面了。这么一来，开头那两个年级实际上给扯平了，跟以后的各级相比，同学之间自然更加亲密，难舍难分。转眼就是五年，经过辛亥革命，大家把辫子都剪去了，还有谁惦记着举人头衔这劳什子呢？一九一二年一月廿八，公立中学的开头两班同时毕业，领到了中华民国的毕业文凭。

　　苏州公立中学从创办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校址在皇废基北头，玉带河草桥南堍路东。河和桥大概不复存在了，“草桥”作为地名，也许还得保留若干年。在这将近一百年中，校名换了多少回，招牌换了多少块，恐怕没人能说清楚。如今挂着的一块，是我父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苏州第一中学”。先前，苏州人似乎不管校门上挂的什么牌子，总管这里的学校叫作“草桥中学”，甚至简称“草桥”，看来绝非贪懒图省事，而是包含有历史渊源的亲昵。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和妹妹弟弟三个，陪八十又半的父亲回故乡苏州怀旧，“草桥”自然是个重中之重的怀旧点。我们特地挑的星期天。推进那虚掩着的面向西南的木板大门，见前面有石阶的四扇二门还在，门上镶着的刻花厚玻璃居然也完好如初。走进二门，四四方方一大圈平房，当年的礼堂教室等，也还是老样子。被圈在中间的操场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顺着走廊来到东北角，看到藏在后面的那座小洋楼，当年作为图书馆的，也还在。有位女同志看见了，招待我们上楼休息。至美至诚从未来过，父亲和我熟悉而又陌生，一时想不出有什么可谈的。坐了一小会儿，下楼走原路出来。回到走廊上，那位女同志总算想出一句话来了，兴奋地对我们说：“隔两年请再来看看，平房就全都改建成一排排三四层的新教室了。”父亲赶忙说：“不要挨得太紧，各排之间要种些花木才好。”说着就到了二门口，父亲问：“这座二门呢？”“当然也得拆掉。”她笑着回答。父亲默不作声了。民国元年，他的全班同学簇拥着可敬可爱的监督（就是现在的校长）袁俶畬先生，来到这座二门前，分排站在台阶上，摄过一张毕业留别照片。六十三年前的那很可回味的一咔嚓，这位年轻的女同志当然不可能知道。

　　民国元年就是一九一二年，那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俶畬先生是参事，又是江苏省代表，当然非参加不可。八日下午，有同学听说袁监督才回来，就要走的；政府尚需议定宪法，他正忙着呢。第二天一清早，同学一齐赶来了，都说要跟袁监督留影纪念。有同学说：而今已是民国了，还按逊清定下的满洲规矩，穿着长袍马褂，到底算哪一出呢？大家说这话不错，一致同意统统换上西服革履，却忘了先做个统计，全班二十个同学，有几位已经置备了这全套外国行头。大家赶出赶进，像一群掐了脑袋的苍蝇，结果还是借了大围巾和长大衣来充数的居多，十一点钟二十人按时集齐，照相馆已把照相机扛来。趁日头正好，让西装革履的几位站在前排，陪着唇上留髭的西装革履的袁监督。我父亲是围巾大衣派，站在后排，照片右边的犄角上。

　　袁俶畬先生名希洛，去日本留学时加入的同盟会，回国前已剪去了辫子。一九一〇年年初，他接替蒋韶九先生任“草桥”的监督，暗地里仍从事革命活动。在“草桥”，他除了向同学宣传孙中山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等主张，还特别注意军事训练。顾颉刚先生曾在文篇中回忆说：“先生欲以我辈为革命干部，假提倡体育为名，向抚署（苏州巡抚衙门）请领枪支实习；巡抚程德全允之，遂排队至军械局，领前膛枪约百支。学生数目倍于枪，一枪二人共之。”父亲在《掮枪的生活》中叙述了同学们全副武装，兴高采烈行军打野外，掮的却是可以连发五响的后膛枪，不是淘汰下来的老式前膛枪，也许是袁监督设法弄来的另外一批了。不管前膛后膛，操练就为的献身革命。武昌起义看看已成气候，西南诸省已纷纷响应。同学们天天看报天天着急：我们这里怎么还不见风吹草动呢？没想到“一夜城头旗尽白”，苏州的革命就来得如此神速，同胞尚在梦里，巡抚程德全连座位也没移，在左右的拥戴下公然改称都督，还觍着脸说自己早怀此心。人们说，苏州到底是天堂，一滴血没流革命就成功了，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又有人说，学生嘛，开庆祝会列队入场喊喊口号就可以了，何必风吹日晒练什么兵操？读书要紧。青年们谁不想在革命中一显身手呢？听着心里都凉了。尤其着急的是眼看就快毕业了又无力量升学的那几位，只得伺机缠住袁监督坦诚诉说。袁先生回答说：“政界不是你们去的地方，还是教育界吧，要紧的是培养国民意识。”他设法把十来个有就业要求的学生，分别安排在城里和四乡的小学校里。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被安排在言子庙小学。

　　一九一二年一月廿八，草桥中学举行毕业典礼。我父亲说是十八岁，实数只是十七岁三个月整。那时中学生年龄一般偏高，大都在毕业前就结婚了。一同毕业的同学中，顾颉刚先生比我父亲大一岁，这一天正巧是新婚一周年纪念。王伯祥和吴宾若两位都大四岁，同学们都等着吃他们子女的汤饼宴了。父亲真个落后了，在这一年四月十八的日记上挂了一笔，“又：今日为余订婚之期，坤宅为浙江胡氏，由颉刚、伯祥、彦龙、烈裔、张昌熙等作伐者。”没记我母亲的名号，尤其前头那个“又”，显得根本没当回事，不过备忘而已，实在叫我感到奇怪。在给顾先生的信函中，我也只找到一处，是订婚的第二天夜里写的：“臻郊已晤，朕爻姻事大致成功，唯请勿在外声扬，恐其索糖索糕，多一宗烦恼也。”“臻郊”是王伯祥先生的号，“其”指得到消息的朋友们。顾先生跟王先生同是媒人，又经常碰头，有什么特地通知的必要呢？如果说有必要，肯定在后半句，不管怎么说，要是让替我母亲做主的二姑母看见了，心里一定会很不痛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