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 比利时圣安德肋修道院

　　天主教办学生宿舍，虽然属于慈善事业，但并不讳言这也是传教的地方，因此每天都有风雨不改的早祷晚祷，每周都举行圣经讲座和宣道。傅雷到了这里，一下子栽进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虽说愿者参加，但很难完全逃避，加上年青人好奇心，以及心中烦闷未消，宗教不啻是排解出路之一。

　　在青年之家住了三个月后，他产生教徒那种静修冥思念头。雷鸣远神甫知道后，介绍他去比利时布鲁日见圣安德肋修道院的尼特神甫（Dom Neut Edouard）。他在1929年1月28日到达，三天后写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达尼埃鲁，

　　我真高兴在欧洲找到另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你是我在欧洲的唯一朋友，而这已是何等的运气！今天又找到一个。我今早与尼特神甫进行过知心的交谈，他是雷鸣远神甫推荐的，心地温和而善良，智慧非凡。他告诉我，青年时期几乎和我一样痛苦。他这样了解我，以至我不觉得他比我更年长，他不是教士，他不是外国人……他真正看到我的心病根源。啊！当两颗心互相理解，当两颗心互相接触，世间有多么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我感谢你，也感谢雷鸣远神甫，赐我良机结识一位朋友，一位兄长，一位父亲，一位……令我如此中意的人。

　　冬天森林的景象惨淡冷落，北国的季节比巴黎更阴沉。然而，我在这里重新获得内心的安宁，感觉很幸福。不过，居留时间不会像出发时所想那么长。一来现在不是旅游季节，二来过于荒疏学业，一打定主意就赶快回来。亲爱的朋友，我过着田园生活，但缺少你在身边。希望离开修道院之前，你能寄我几个字。

　　此颂安好，同时问候雷鸣远神甫和克里梅尔先生。

　　敬礼

　　傅怒安

　　于比利时，布鲁日，洛芬—普鲁日镇，圣安德肋修院

　　又及：向宿舍同学问好。

　　谈话的结果，他多住了两三天。到底他们谈了些什么？达尼埃鲁的书信档案有一封尼特神甫的信，记下交谈内容：

　　达尼埃鲁先生，

　　傅怒安先生可能已经告诉你对圣安德肋修院的印象。我希望给他留下一个愉快的记忆，希望他与僧侣这种接触有用和有益。

　　他星期一晚上到达，我接待了他，他的态度十分冷淡。第二天，我带他参观了一下，他更是如此。星期三，我避开他。星期四早上，他求我见面，向我辞行。我告诉他，这样来去匆匆令我十分遗憾，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他相信我的真心，于是向我敞开心扉，诉述过去的危机。我们开始了一场长时间的交谈。他接受我的建议，多住一两天。同一天晚饭后，我们第二次交谈。在此之后，我们的谈话再没有冷场情况，他变得很友好，很健谈。向我询问有关天主教的种种情况。他告诉我本笃会修道院给他的好印象，感谢我理解他。我得到一个印象，尽管这些句子里必然包含着礼貌成分，但有一种真正的好感。他问我能否与一个或多个朋友再回来，我告诉他随时欢迎。他问我认识什么样的中国人，我告诉他认识基督徒和非教徒。他接着问：“你认识共产党人吗？”“我试过与共产党人联络，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人。但是我的道袍阻止他们靠近我，每当我要和他们接触时，我都感到他们往后退一步，所以没有再试。”他又问：“你能让我带共产党人来吗？”当然可以，所有互相接近都有好处，因为可以让人相识相爱。我向他提起有一本对中国不友好的书，而且是一位教外人写的，我告诉他曾经为他的同胞辩护，反驳这位作者。他在离开时对我说：“你不仅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们的朋友。”——在开导方面，我劝他不要遇到危机发作就恼火，要耐心懂得等待，并且要对旁人友好，不管他是谁。我告诉他，只要对别人有好处，就会内心和平。他离开时说会来信报告消息，又预告下一个复活节假期再来。

　　我很想听一下你的印象。也许把我的印象告诉雷鸣远神甫也有好处，他的意见会很有用。无论如何，如果傅先生想和朋友同来，我们非常乐意接待。

　　与你同祷，并致主内兄弟敬意。

　　尼特神甫

　　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

　　这两封信更正了《傅雷自述》的一个日期：“一九三〇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一九三〇年应为一九二九年，这是记忆错误。

　　这家修院有一位特殊的修士陆征祥，这个浮沉在民国初期走马灯内阁的外交闻人，在他的比利时籍夫人去世后，放弃世俗生活，在1927年成为修士。不过，傅雷没有遇到他。

　　信中有“打定主意”之语，在后来通信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回应达尼埃鲁催促他“答复”，他们似乎在讨论皈依天主教的问题。在这点上，达尼埃鲁对中国青年的精神现状了解不深。他不知道中国留学生把留学西方看作一种爱国行动，希望为祖国找到治疗世纪痼疾的灵芝草。然而，他们在陈旧的生活模式中长大，饱读国学，古老的传统思想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几年后完成学业，大部分人都得出同一个结论，西方没有万应灵药，中国人只能以自己的传统来救中国。傅雷认同这种想法，虽然达尼埃鲁锲而不舍，最终未能动摇他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