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姓胡，名墨林，字翰仙；生在杭州，跟着祖母和两位姑母，迁居苏州已经十来年了，当时是大同女学毕业班的学生。我父亲已经进言子庙小学当了教员。两人从未见面，只经媒人的手，交换了一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倒一直保存着。我母亲脸圆圆的，发式梳得有点儿像日本女人；站着照的全身，短褂和裙子都太肥，显得身材有点儿矮，有点儿胖。父亲的是穿长衫的半身照，面容瘦了些儿，胡子茬好像没刮干净，短发也乱蓬蓬的；才十七岁半，不免显得有些苍老。不知母亲当时看了做怎么想。就礼貌说，拍照之前也该把尊容稍加修饰呀！

　　母亲的祖上在杭州开的古董店，太平军时期可发了。在战乱中，一批人家败落了，要是有古董，一定先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古董；一批人家成了新贵，房屋家具都齐了，元宝还滚滚而来，买几件古董字画作摆设吧，既阔气，又风雅。古董店压价收进，抬价售出，哪有不兴隆发达的。就我母亲的祖父有点特别，他不愿意让后辈再干那欺蒙拐骗的营生，过世之前，把古董店交给两个徒弟去经营，让儿子，就是我的外公去读书，指望他改换门庭，光明正大走科举的道路。没料这位宝贝儿子书没念多少，就想做流芳百世的风流才子，天天三朋四友，在西湖边上饮酒赋诗。家里人没见过他作的诗，只知道他酒量天天见涨。据说有一夜轿子抬回家来，撩起轿帘却不见了少爷，原来他钻在轿座底下醉成了一团。外祖母只生了我母亲一个就过世了，外祖父续了弦。这位后母进门来第一件德政，就是给我母亲裹足。她二姑母听得我母亲痛得直喊，赶过来把缠脚布扯了个粉碎。后母说：“这双大脚将来嫁不出去，谁养她一辈子！”二姑母说：“你不养我养！”转身把我母亲拽到自己房里，从此不让这位后母再碰我母亲。

　　我母亲有三位姑母，嫁的都是读书人。大姑夫是苏州的举人章钰，可称了母亲的祖父的心；后来进京赶考中了进士，可惜老人家来不及见着。这位章老先生在史学和文字学方面都颇有成就，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前开明版《二十五史》的题签，就是他的手笔。这样的人才一般该进翰林院当编修的，不知怎的被分配到了刑部衙门。章老先生连杀鸡都不敢看，哪能受得了天天审批案卷，处决囚犯呢？幸而遇上废科举办学校这股风，他以奉养老母为由，请调回乡办学。到了苏州，他巡视了一批书院私塾，选定四十所稍为像样的，小加调整，分别挂出高等或初等小学的招牌，先行开学，待以后逐个整饬。把夏侯桥的一所作为实验学校，教员齐整，设备上乘，以取得办新式学校的经验。老先生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夏侯桥公高。那是一九〇六年，章元善先生成了我父亲的同学。没想到过了六年又成了亲戚。章先生那时已去太平洋彼岸留学了。

　　母亲的二姑夫姓甚名谁，中过举没有，从未听谁说起过，好像地球上不曾有过这么个人似的。母亲也只知道二姑母嫁过人，说那男人疯疯癫癫的，没法相处，就一个人跑回家来了，不知办妥了离婚手续没有。可能向她父亲，就是我母亲的祖父要了笔钱，一个人去日本留学了，“铮子”这个号可能是那时候她自己取的。母亲其实也是听人说的，算来她那时才两三岁。那个时代冲出家庭樊笼，争取人格独立的女子绝不止秋瑾一个。结局自然各不相同。母亲的二姑母从日本回来，一直在女学校教国文；偶尔也在报刊上发表些诗，当然是旧体。父亲给顾颉刚的信中曾提起过，在苏州的女诗人中，只她的几首还像个样。还有个特别处，按苏州习俗，我该唤她“婆婆”，她却定要我唤“公公”，在称谓上，也非得跟男子平起平坐不可。

　　母亲的三姑夫是个寒士，姓计字硕民，家里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也没有一个旁人。从我母亲的婚事足以推断，把三姑母嫁给他，也是二姑母的主意。先是大姑母听得杭州娘家经常吵吵闹闹，就派船接多病的老母到苏州将息，求个耳根清净。老太太索性把女儿孙女都带了去，免得两地牵挂，就住在阊门外章宅。二姑母仍旧在大同女学教书，我母亲由她自己教，稍大些跟在她身边上学。在教育界，二姑母见过的人不少，有位姓计的中学国文教员，人品学识都不错，只是落落寡合；因为家无长物，年过三十还是单身一人。穷也有穷的好处，可以省掉许多繁文缛节；家里又没有长辈要侍奉，正适合三姑母孤僻懦弱的生性。婚事居然撮合成了，在卫前街租了五大间的一个庭院。老太太带着二女儿大孙女，也搬过去住了。我在小学时代，几乎每年暑假都去苏州卫前街过。他们都喜欢我，尤其是母亲的三姑夫。他留着一小把疏疏朗朗的胡须。我叫他长胡子公公，父亲和伯祥先生则称他为“计髯”。

　　伯祥先生跟计髯是好朋友，相差十五岁，真个是忘年交。还有位王彦龙先生，年纪跟我父亲相仿，也是计髯的吃茶朋友；可能跟胡家沾点儿亲，我母亲的二姑母偶尔也去他家走动。他是伯祥先生的朋友，跟颉刚先生和我父亲都认识，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正月，四个人一同参加过社会党。二月初，他下帖子请吃喜酒。“秀才人情纸半张”，颉刚先生集宋明词句，作了副长联；我父亲照例，填了首《贺新郎》。两人各花了六七毛钱，去裱糊店挑了装裱现成的一个立轴一副对联，顾先生用楷书写上我父亲作的词，我父亲用小篆写上顾先生集的长联，两人亲自送到了他铁瓶巷府上。二月九日吃喜酒，朋友们都去了，母亲的二姑母也去了。她走进新房，见了挂在粉墙上的立轴和对联，激赏不已，问站在一旁的伯祥先生：“你这两位同窗都有了家室吗？”伯祥先生回答：“颉刚去年小年夜娶的亲，还没听说叶家有什么动静，只知道圣陶就要去言子庙上课了。计老先生在茶馆里都是常见面的。”才过了两天，王先生顾先生就来跟我祖父议亲了，说女方由姑母做主，什么财礼都不用；又说这位姑母待侄女在大同毕了业，就带她去北京念女子师范，婚事以后再谈。父亲这两位同窗都是我祖父祖母信得过的；问我父亲，父亲说但凭二老做主。换过庚帖，我母亲跟着她二姑母去北京了。父亲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花，像日后他自己在《过去随谈》的第四节中说的那样：无意中中了个头彩。

　　言夫子言游，名偃，是孔圣人的得意门生，七十二贤人中的一个。说是文学家，可没见过他的署名作品；有提倡礼乐的记载，似乎还兼做教育工作。庙在干将坊，规模跟他的声望太不相称。章钰老先生当初开办四十座小学，大概就有它，也挂上了公立初等小学的牌子。经过改朝换代，变化不大，全校只有三个课堂，三班学生，连我父亲一共三位教职员，其中一位兼校长；后来添了一个课堂、一班学生、一位教员：跟夏侯桥公高不可同日而语。那座公高在年前已迁进新建校舍，成了草桥中学的紧邻，不但声誉日隆，也为督视者和参观者提供了方便。一九七五年陪父亲回苏州怀旧，出于意外，言子庙小学仍在，据父亲说，从外表看不出什么改动，只是课堂内增添了一些桌椅，显得更挤了。那时候有些小学课堂不够用，实行了半日制，这儿是否也这样呢？因为是星期天，找不到可问的人，更没有人跟我们说以后的发展规划。想来改革以来大大变样，或者跟旁的什么小学合并了。

　　父亲写《圣陶日记》始于一九一〇年秋天。我摘取日记中五个长短不等的片断，编进了《叶圣陶集》第十九卷，五个中的“之二”、“之三”、“之四”，我以为颇可一看。片断之二正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年，也正是我父亲中学生活阶段的最后一年，可以约略窥见三吴少年，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片断之三，只摘录了日记一个月，已经可以以偏概全，反映我父亲在言子庙两年半的小学教师生涯，尤其对于基础教育的职业感情。这种忽冷忽热的情绪，初当小学教员的年轻人恐怕很难避免，但是在我父亲身上，似乎持续得特别长久；而且跟后来在甪直第五公高相比，反差又显得特别突出。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我想查找一下可能有些儿好处。片断之四是我父亲被炒了鱿鱼，从日记上看，可以肯定非关成绩，也不由于情绪，用不着我替父亲洗刷。至于为什么，待说完了这两年半再试作说明。

　　言子庙在干将坊，过草桥向西走一百多步就到了。父亲在日记上记着，开学之前约半个月，两位老教师约他一同去点数桌椅。从行文的语气看，他从前未曾瞻仰过这座圣殿，对课堂的湫隘和设备的简陋却在意料之中，因而只记了一句话：“唯光线不甚敞亮也。”初小四个年级，课堂只三间，注定了一二两个年级非合用一个课堂不可。这叫作复式教授，老师特别费劲，还得有一套特殊的教学方法。他们竟把这件棘手的事，推给了我父亲这个毫无经验的新手。我看到这儿真想替父亲挡一挡，父亲却若无其事地一口承诺了。功课只有三门：国文、算术、修身。修身只凭德目演讲，算术无非出些题目做加减乘除的练习，只国文有课本，大概是新出版的“人、手、足、刀、尺……”有时觉得孩子都自有可爱之处，苦于想不出办法来维护和引导，有时连课堂秩序也难以整饬，但愿早日离去这阿鼻地狱。一个月二十块大洋薪水，拿在手里，心上总不舒服！“我给了孩子些什么呀，值二十块大洋吗？”可是同学中间，也有几位当小学教员当得很带劲的。城里章君畴、尤秩臣两位带头办的那一所，乡下朱映娄、蒋企巩两位带头办的那一所，都有声有色，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感谢。我父亲在言子庙别说改进些什么了，连聊得上天的，也只有一位喜欢种植果树的中年人。大家相安无事，到时候领自己一份薪金就是了。

　　是职业呢，还是事业呢？两者似乎不可兼得，而职业又非常现实。伯祥先生为老太爷丧葬，落下了一屁股债，一家七八口，新近又添了位千金，都是要吃的。伯祥先生就是找不着一个职业，把家里可卖的几乎卖完了。许多天不见面了，去茶馆找找吧，却碰到了母亲的三姑夫计髯。两人都为伯祥先生唏嘘了好一阵。计髯最后告诉我父亲说：“墨林跟她姑母住进了学校：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北京女子师范。”我父亲想，计髯把地址交代得这般清楚，分明让他写封信去问候。写信容易，称呼可就难了：称“先生”，似乎冷冰冰的；称“姑母”，婚还没结又过于亲热。好在计髯不过暗示而已，只装作少不更事也就罢了。

　　我父亲正在犹豫，绿衣人送到章元善先生从美国写来的信，抽出信笺一看，是“蟹行”——英文写的。我父亲倒没被难住！开头第一句是“咱们俩现在是至亲了”，接着说他进的是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读的是化学系卫生化学专业；又说大学建筑恢宏，设备先进，院系众多。他希望表妹夫早点儿去，两人再一次成为同窗。父亲回信只能用汉文：祝贺他有出洋留学的福气，感谢他的热心邀约，说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非分之想；当小学教员也不坏，一个月有二十块钱的酬金呢。隔了两个来月，章先生又来函了，说可以先进清华学堂的预科补习班，在补习班里考试及格，就可以再读一年预科，然后留美；他和许多同学都走的这条路；从进补习班之日起，就用不着花家里一文钱。父亲回信说：要是进不了清华的那个补习班呢？要是补习了一年考不及格呢？这两百四十块大洋的进账，也不能不算一算。经过三四个回合，章先生在信上就不再提这回事了；寄给我父亲一张六寸的大照片，他一个人西装笔挺的，站在一座挂满了爬山虎的洋楼门前。

　　北京那边，铮子姑母也托便人用建议的方式，施加过一些压力。每逢暑期，北京各大学都在上海招生，她劝我父亲就近去投考。父亲在给颉刚先生的信上，几次托他如有机会碰着铮子先生，代向她解释一下，叶某不是不想上进，因为父老家贫，只能暂且这样过着。后来我父亲在言子庙受排挤失了业，用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言论和小说，想来顾先生如果有便，不会不向铮子先生通报的；虽则我父亲从来不曾拜托过他。

　　片断之四记的是一九一四年暑假，苏州“六腊斗争”中一个不起眼的浪花。“六”指的六月，“腊”指的腊月，按阴历算，这两个月都是学期结束的日子。一个学期好歹又敷衍过去了，下个学期的聘书可还悬着呢！尤其塾师出身的老教员，眼看着新式中学的毕业生一批又一批拥进小学，心里不由得不打战。于是老的少的各显神通，暗的不知道，明的就把战场摆在茶馆里。我抗战后期才混入教育界，以为这是世风日下闹的。看了父亲的日记，才知道公立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种下了“六腊斗争”的根苗。在苏州，一九一四年暑假并非头一次，而波及的范围，比以前几次都大。父亲却似从未知道有这样的事。头一次听校长说下学期有的小学可能换人，他还在日记上发表了一大段宏论，说教师不宜频频更换，全没觉察校长这是特地向他吹风。果然第二天在茶馆里就有他校的同行相告：言子庙将裁去一个课堂，而裁去的教员正是“吾兄”，请“吾兄”趁早想办法。我父亲当然得感谢说“承蒙关照”，至于想办法走门路，挤掉别个的饭碗，那是做不出来的。第三天，我父亲得便，把这件事跟那位喜欢种果树的钱君说了。他不说不知道，也不说已经听说，却不着边际地叹了一番苦经，说与同事相处也实在难。我父亲本来想待放了假就写辞呈，如今落了个“被裁”的名声总不太好听，又想反正是同一回事，何必计较那些，于是定下心来，判完学生的试卷。似乎应该跟孩子们告个别，可是说些什么好呢？难道再补上一课修身？父亲站起身来，走出了言子庙的门，身上好像轻松了许多。

　　然而事情还未了结。第二天，父亲领取了最后一个月的薪金，去茶馆闲坐，听人说某校被裁的某君已诉诸上峰。上峰叱学务委员荒谬，于是有学务委员辞职，被裁的教员将尽行复职之说。自己把握不了命运，将希望托之于包拯，亦复可笑可怜；父亲不遑再听，索性跟着颉刚先生又去杭州游湖，沪上听戏。浪游归来，爱种果树的钱君已候我父亲多日，一见面就说：言子庙的课堂今决定不裁，他受校长之托特来相告，只需学款董事或学务委员说一句话，就可以蝉联。父亲再一次感谢多蒙关照，推说“容再思之，当有善计”。第三天下午，我父亲又在茶馆中遇见钱君。校长不久也来了，走进了别一间茶室。钱君看校长坐定了，也跟了过去，并回头向我父亲示意，好像颇有把握相助似的。我父亲料到他至多去探探口气而已，没拉住他。果然他话没说上十句，看情景已碰了壁，懊恼地踅回来说：“只迟一步，他们已聘定人了。”我父亲还是谢了他，心里却不平静起来：这批家伙如此作弄人，真想写封信去狠狠地骂他们一顿。回信是肯定不会有的，他们或一笑了之，或装作根本没瞧见，岂不自找没趣，甚至反而被人看轻了，如此一想，不如作罢。我写到这里，片断之四还只说了一半。事件再简单不过，主要人物不满五个，都各有个性，各有想法。如果敷衍成小说，颇有点儿像果戈理的幽默短篇。请读者诸君看看，我这个主意有没有点儿可行性。

　　片断之四的后半，几乎一半的记载离不开孙家的伯南先生、树人先生。弟兄俩是我父亲的表兄，都古道热肠，为了替我父亲找个饭碗，不知花了多少邮票，磨了多少嘴皮子，结果却弗讨巧。说成功的也有一处，就是那个耗子夹似的农业学校，一踩上机关几乎脱不了身。我父亲当时很不愉快，表现很有些儿浮躁。结果让树人先生作难，系铃解铃，费尽了心思。原来教育界也是无奇不有的。

　　孙伯南先生是我父亲念草桥时的国文老师，据说在考据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有点功底。我父亲学写篆字的兴致，就是他给引起的。他同郭绍虞先生的老太爷是好朋友。我父亲念私塾的时候，常被他牵着去郭家，他跟鹭庼老先生谈天，我父亲就跟比他稍大的绍虞先生在庭院里玩，真个成了总角交。在家乡的老朋友中，没同过学的就郭绍虞先生一个人。

　　伯南先生是个老实人。他给父亲说了个在杭州的东家，当家庭教师讲国文。问他酬金多少，他回答“眉数”，眉就是八，一月八块大洋。父亲说“为了这几个钱作客他乡，不合算”。伯南先生想倒也是，就说“可以叫他加上英文、算术，合在一起可以得‘弱冠’了”。弱冠是二十，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我父亲说：“人家恐怕不肯吧？”伯南先生想了半天，说：“姑且去说说看。”不知他真个去说了没有，下文自然不会有了。

　　父亲还跟我讲过一段伯南先生的趣事。草桥中学南边是实验小学，小学南边有个属于草桥中学的球场。球场东边是座衙门，辛亥革命前，是长洲县的衙门。衙门正中间的大厅上，供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两座牌位。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太后、皇帝相继驾崩，灵堂就设在这里。每天限时限刻，老师要带着学生去哭拜，排着队面对牌位跪下，叩了头还得哭出声来，掉不掉眼泪随便，“嗄嗄嗄”的哭声可一定得有，时间好像不短，反正听从赞礼的。有个顽皮的同学正好排在伯南先生后边，闲得没事干，悄悄地把他的两只鞋抽脱了，还轻轻地搔他的脚底。伯南先生没处躲，只得提高嗓门“嗄嗄嗄”。回到学校，伯南先生把那同学叫到房里，好像脚底还在痒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呀，”他说，“连轻重也勿得知。我那时不死劲忍住，你的小命也得赔上。不要在同学中逞能了，欺侮老实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走吧。”

　　孙家两位老伯很可能把我父亲看作阿斗：大家替他着急，他自己倒全不在意。他们可能忘了，我父亲也会加减乘除的。当时有几种刊物愿意登载我父亲的小说，一般千字两元。如那篇《穷愁》，就得稿酬“眉数”。十天写一篇，腾出时间来正好自学。我父亲早就写信给正在念北大的颉刚先生，请他代订一个自学计划。在我的印象中（当然是后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世），顾先生喜欢给人出主意，订的计划必然庞大。如今在父亲的日记和书信中，又证实了他年轻时候就如此，计划分经史子集，都选出若干必读的本子，甚至把哪一天，在什么时候，读哪一本的某些篇章，都规定好了。父亲在日记上也记下他的执行情况，头几天果然一点儿不落，渐渐地就保不住了；除了责备自己，还加上些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总是层出不穷，责备自己的话翻来覆去地却也厌烦了。只好把计划搁在一边，自己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吧。可惜了顾先生的一番苦心和好意。

　　我父亲开始写文言小说，就在离开言子庙的前后，一连写了二十多篇。我在一九八六年开始编《叶圣陶集》第一卷时才读第一遍，好像看到父亲一边在模仿，一边在试探。有模仿《聊斋志异》的，林琴南译述的欧美短篇的，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的，也有模仿当时所谓社会新闻的；试探着摸清各种刊物之不同要求：看样子都颇为自得。后来看了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内心的矛盾。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晨起绝早，餐已，握管作小说，以之售去亦可以得微资。文而至于卖，格卑已极。矧今之稗官，类皆浅陋荒唐之作。吾亦追随其后径相效颦，真无赖之尤哉。”第二天又说：“既而续撰昨之小说，信口开河，唯意所之。村头巷角，有手击小竹自为节拍而口唱歌词以娱人者，其词皆临时杂凑，初无丘壑，余之小说乃仿佛类之，亦可笑也。”在十一月十三日给颉刚先生的信中，他说：“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我却也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总之，吾有一言誓之君前曰，我决非愿为文丐者也。”难怪他一进尚公即戛然而止，不再写文言小说了。

　　郭绍虞先生给我父亲介绍过两回教席，这是头一回。他在尚公学校教高小语文，进步书局请他去当总编辑。他跟尚公的校长说，他的课得由叶某接下去教，才能让他放心离去。校长居然答应了，那是一九一五年四月初的事。尚公学校是商务印书馆办的实验小学，就在商务的印刷厂东南角上，操场课堂都很宽敞，尤其难得的，凡是商务出版的书籍挂图，制造的标本仪器，尚公都有一份。所谓实验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试用本馆的各种教学用品，最主要的是教科书。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正式使用之前也在尚公试验过。二是实验国外传进来的教学主张和方法，如远足参观旅行，举办游艺会、恳亲会和成绩展览，让学生自己管理图书馆以及商店银行。还出版一种不定期刊物《尚公记》，让教职员交流经验和心得。我父亲在尚公不足一年，好像为以后在甪直五高开展教学改革做了准备。

　　《倪焕之》是小说，决非我父亲的自传，只举一例就足以证明：倪焕之和金佩璋是先恋爱后结婚的，我父亲和母亲正好跟他们俩相反。小说开头一章，小船在吴淞江上逆风晚航，却极像我父亲头一次到甪直的情景。可是来接的既非伯祥先生，又非宾若先生，而是一位虚拟的小乡绅金树伯；他的谈吐又颇似伯祥先生，尤其是评蒋校长的那两段，还说得极准。蒋校长是由前后两位校长拼凑起来的。不拼凑也不成呀，谁叫前一位不幸遇上车祸死了呢？小说中没提这件事，可能因为动手写《倪焕之》的两年前，已经写过一篇《好友宾若君》了。

　　宾若先生和伯祥先生一般年纪，一九一二年，和我父亲同在草桥毕业，他在虎丘丁公祠初级小学当校长。不问暑天腊月，刮风下雨，他上班下班，总是分秒不差，山塘街上的居民都称他为“自鸣钟”。这个亲昵的绰号，无意中表现了对他的敬业精神的钦佩。两年之后他害了一场病，在家休养了一年半。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在甪直筹建，又把他请了去，他拉上伯祥先生。一九一六年初，他们俩在《尚公记》上看到了《国文教授之商榷》，是陈文仲先生和我父亲合写的，都说“怎么把圣陶给忘了呢？”立刻写了封信给我父亲，讲了许多改革小学教学的设想。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好朋友的邀请呢？立刻回信应诺。可惜的是我们没法看到这两封信了，连日记也在半年前中断了。想来都是抗战时期，留在青石弄的那所房子里丢失了；除了一九一六年四月以后的所有日记，至少还丢失了两册自存的印蜕，两册自录的诗词稿。

　　父亲在《好友宾若君》中自己说：“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至是苦的；但自到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有甜津津的味道。”刹那之间，前后的反差竟如此之大。在有些场合他甚至说：“我的教学生涯，实际上是从甪直开的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到了甪直五高，他才摆正了职业和事业的位置。教育本身需要不断革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决非小学教员应持的态度。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应该对孩子们的成长负全面的责任。可惜离开了夏侯桥公高，再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了。可是话也不能说绝，君畴兄他们几位接的是旧学校，不也办得有声有色吗？看起来头一件要同事精诚团结，有点儿事业上的自主权；第二件是学校最好是新办的，少点儿必须清除的陈年垃圾；当然还有第三第四。如今的五高正是新创办的，校长又是宾若兄，还有好朋友伯祥兄，最主要的有利因素不就全了？到第一学期结束，我父亲的信心已经初见颜色。学校放假，一些琐事请住在镇上的同事照看，三位好朋友就一同乘船回城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吃过早餐，我父亲穿上夏布大褂，打算去两家熟悉的茶馆走一遭，找找老朋友；没想到伯祥先生比他还早，已经找上门来了，见了面就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那位就要回苏州了？”我父亲一时接不上茬，伯祥先生已经不耐烦了，说我父亲也做不了主，他有要紧事跟我祖父、祖母说。原来他昨天下午就见到了计髯。计髯告诉他说，我母亲已在北京女子师范毕业，同铮子先生都接受了南通女子师范的聘书，过几天就回苏州；铮子先生的意思，不如在暑假中先把婚事办了。计髯托他先来探个信。他是打定主意，送佛送上西天了，所以一早就赶了来。祖父、祖母自然高兴，可是又有点儿为难。伯祥先生说：“铮子先生是个爽快人，自己选中的侄女婿，决不会过分挑剔的，完全可以放心。”父亲没作一声，在一旁听着。他可能想，女大当嫁，男大当婚，是躲不过的；自己曾经主张过的“无金钱、无家庭、无政府”的“三无世界”，简直是痴人说梦。

　　为了让我母亲过了在娘家的最后一个生日，好日子定在阴历七月十四，换算成阳历，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二。别看这个简单的数目字，在《万年历》上，我还核对了好几遍呢。在濂溪坊举行的婚礼，新房就是我父亲原来的卧室，那间带个小天井的厢房，这些都可以想见。用的什么仪式，请了几桌酒席，找不到文字记载，也没听谁说起过。宴席上闹酒是免不了的；新官人大概没被灌醉，还能看清新娘子丰腴的脸庞上，那缕掩盖不住的又喜又怯的微笑。可惜那时还不兴拍婚纱照，来客中也没有谁带着照相机的。

　　第一张合影从身上穿着看，是那年寒假里拍摄的。四个人站在照相馆绘制的大幅布景前面，新婚夫妇站在两旁，中间站着我的铮子公公，相间各一米许，公公牵着个五六岁的女孩，是我的阿姨，长胡子公公的女儿。父亲在十四年后写的《过去随谈》上说：“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头等大事。”一年中两度分离，新婚加上小别，也不必再为从未写过情书而抱憾了，汩汩如溪流，一封又一封，真有说不完的话。到第二年暑假，他们俩还把蜜月旅行给补上了。

　　父亲和母亲一同出门旅行，头一回去的杭州。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母亲患癌症亡故，父亲彻夜未眠，促成了已构思多日的一支《扬州慢》，还把此时此刻的心情注在后头：“略述偕墨同游踪迹，伤怀曷已。”《扬州慢》开头就是：“山翠联肩，湖光并影，游踪初印杭州。”既然到了杭州，母亲一定领新姑爷去拜见了她的后母，去老坟上祭奠了她的父亲母亲，此外也没有别的应酬了。大概乘划子游湖的日子多，不知去了多少名胜古迹。只有一处，他们肯定去过，就是白云庵右首边的月下老人祠。这是母亲亲口跟我说的；还说求了张签，签条上写的“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第二年果真生下了我。母亲还讲了那副名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世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一年来，新夫妇的相互感觉如此良好，真该去谢谢这位在冥冥之中替他们着力的月老。

　　父亲那支《扬州慢》，接下去是“怅江声岸火，记惜别通州”。原来游罢杭州，新夫妇没折回苏州，而是在上海登上江轮，我父亲把我母亲一直送到了通州。当时的“江声岸火”，父亲从未忘怀。一九三一年暑假里，父亲带着我游罢普陀，乘小火轮到宁波。船晚点了，掉头往回开，天已经断黑。我白天玩累了，一进房舱就睡着了。忽听得一阵喧哗，“沈家门到了！”我跟父亲出舱门去看，只见海面上一片灯笼。轮船放慢了，可是并不下锚，仍向前开。许多小划子争先恐后地围上来，用头上装着铁搭钩的长篙，勾住甲板的栏杆。划子随着浪头颠簸，灯笼随着划子摇晃，客人提着掮着行李，低头看清脚底，在颠簸摇晃之中上上下下。父亲对我说：“你看看，当年我送你母亲到南通天生港，就是这个情景。真个是‘风灯零乱……’”后头那四个字没听清楚，又来不及问。直到近年来读周美成的词，才知道父亲那时说的，是周词《琐寒窗》的两句：“风灯零乱，少年羁旅。”因为他当夜把我母亲送到了学校，独自回到码头上，在小客栈里等到天明，好搭头班渡轮过长江，赶上回甪直的内河航船。

　　山翠湖光，常现脑际。湖光在甪直随处可见，只可惜山太远了，远在太湖西畔。在给母亲的信中，父亲一定都提到过；说不定还连带提到唐明皇在《长生殿·小宴》中，对着杨贵妃唱的那一句：“只待借小饮对眉山。”母亲的兴致却没有这么高。她信上说近来感到秋乏；从来没有过的疲倦，吃什么都变了味。父亲看了她的信，先还将信将疑：真会这么巧？可是事实就有这么巧。父亲在信上跟母亲说：看来只好这样了，勉强支持到寒假，辞去明年的教职；挺着个大肚子怎么走上讲坛呢？在家里好好休息吧。铮子姑母一定会同意的，好让大家都放心。一九一八年四月廿四，我出生在苏州城里一家私营的产科医院里，医生叫冯哲文。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是个难产，脑袋太大。那位留日的女医生直叫她憋住气，她全身力气都使完了，我就是不肯出来。后来动用了钳子，才把我硬拔了出来。她乏得一闭上眼就睡着了，好像不多一会儿才想起，似乎有过这么回事，迷迷糊糊睁开眼，护士已经把我的小脸，贴在她的脸庞上。母亲一定轻轻地吻了我，可她没说，也没介绍还有谁站在床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