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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至善:父母的婚事

发布时间:2022-02-15     来源:摘自《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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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姓胡,名墨林,字翰仙;生在杭州,跟着祖母和两位姑母,迁居苏州已经十来年了,当时是大同女学毕业班的学生。我父亲已经进言子庙小学当了教员。两人从未见面,只经媒人的手,交换了一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倒一直保存着。我母亲脸圆圆的,发式梳得有点儿像日本女人;站着照的全身,短褂和裙子都太肥,显得身材有点儿矮,有点儿胖。父亲的是穿长衫的半身照,面容瘦了些儿,胡子茬好像没刮干净,短发也乱蓬蓬的;才十七岁半,不免显得有些苍老。不知母亲当时看了做怎么想。就礼貌说,拍照之前也该把尊容稍加修饰呀!

  母亲的祖上在杭州开的古董店,太平军时期可发了。在战乱中,一批人家败落了,要是有古董,一定先卖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古董;一批人家成了新贵,房屋家具都齐了,元宝还滚滚而来,买几件古董字画作摆设吧,既阔气,又风雅。古董店压价收进,抬价售出,哪有不兴隆发达的。就我母亲的祖父有点特别,他不愿意让后辈再干那欺蒙拐骗的营生,过世之前,把古董店交给两个徒弟去经营,让儿子,就是我的外公去读书,指望他改换门庭,光明正大走科举的道路。没料这位宝贝儿子书没念多少,就想做流芳百世的风流才子,天天三朋四友,在西湖边上饮酒赋诗。家里人没见过他作的诗,只知道他酒量天天见涨。据说有一夜轿子抬回家来,撩起轿帘却不见了少爷,原来他钻在轿座底下醉成了一团。外祖母只生了我母亲一个就过世了,外祖父续了弦。这位后母进门来第一件德政,就是给我母亲裹足。她二姑母听得我母亲痛得直喊,赶过来把缠脚布扯了个粉碎。后母说:“这双大脚将来嫁不出去,谁养她一辈子!”二姑母说:“你不养我养!”转身把我母亲拽到自己房里,从此不让这位后母再碰我母亲。

  我母亲有三位姑母,嫁的都是读书人。大姑夫是苏州的举人章钰,可称了母亲的祖父的心;后来进京赶考中了进士,可惜老人家来不及见着。这位章老先生在史学和文字学方面都颇有成就,又写得一手好字,抗战前开明版《二十五史》的题签,就是他的手笔。这样的人才一般该进翰林院当编修的,不知怎的被分配到了刑部衙门。章老先生连杀鸡都不敢看,哪能受得了天天审批案卷,处决囚犯呢?幸而遇上废科举办学校这股风,他以奉养老母为由,请调回乡办学。到了苏州,他巡视了一批书院私塾,选定四十所稍为像样的,小加调整,分别挂出高等或初等小学的招牌,先行开学,待以后逐个整饬。把夏侯桥的一所作为实验学校,教员齐整,设备上乘,以取得办新式学校的经验。老先生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夏侯桥公高。那是一九〇六年,章元善先生成了我父亲的同学。没想到过了六年又成了亲戚。章先生那时已去太平洋彼岸留学了。

  母亲的二姑夫姓甚名谁,中过举没有,从未听谁说起过,好像地球上不曾有过这么个人似的。母亲也只知道二姑母嫁过人,说那男人疯疯癫癫的,没法相处,就一个人跑回家来了,不知办妥了离婚手续没有。可能向她父亲,就是我母亲的祖父要了笔钱,一个人去日本留学了,“铮子”这个号可能是那时候她自己取的。母亲其实也是听人说的,算来她那时才两三岁。那个时代冲出家庭樊笼,争取人格独立的女子绝不止秋瑾一个。结局自然各不相同。母亲的二姑母从日本回来,一直在女学校教国文;偶尔也在报刊上发表些诗,当然是旧体。父亲给顾颉刚的信中曾提起过,在苏州的女诗人中,只她的几首还像个样。还有个特别处,按苏州习俗,我该唤她“婆婆”,她却定要我唤“公公”,在称谓上,也非得跟男子平起平坐不可。

  母亲的三姑夫是个寒士,姓计字硕民,家里地无一垄,房无一间,也没有一个旁人。从我母亲的婚事足以推断,把三姑母嫁给他,也是二姑母的主意。先是大姑母听得杭州娘家经常吵吵闹闹,就派船接多病的老母到苏州将息,求个耳根清净。老太太索性把女儿孙女都带了去,免得两地牵挂,就住在阊门外章宅。二姑母仍旧在大同女学教书,我母亲由她自己教,稍大些跟在她身边上学。在教育界,二姑母见过的人不少,有位姓计的中学国文教员,人品学识都不错,只是落落寡合;因为家无长物,年过三十还是单身一人。穷也有穷的好处,可以省掉许多繁文缛节;家里又没有长辈要侍奉,正适合三姑母孤僻懦弱的生性。婚事居然撮合成了,在卫前街租了五大间的一个庭院。老太太带着二女儿大孙女,也搬过去住了。我在小学时代,几乎每年暑假都去苏州卫前街过。他们都喜欢我,尤其是母亲的三姑夫。他留着一小把疏疏朗朗的胡须。我叫他长胡子公公,父亲和伯祥先生则称他为“计髯”。

  伯祥先生跟计髯是好朋友,相差十五岁,真个是忘年交。还有位王彦龙先生,年纪跟我父亲相仿,也是计髯的吃茶朋友;可能跟胡家沾点儿亲,我母亲的二姑母偶尔也去他家走动。他是伯祥先生的朋友,跟颉刚先生和我父亲都认识,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正月,四个人一同参加过社会党。二月初,他下帖子请吃喜酒。“秀才人情纸半张”,颉刚先生集宋明词句,作了副长联;我父亲照例,填了首《贺新郎》。两人各花了六七毛钱,去裱糊店挑了装裱现成的一个立轴一副对联,顾先生用楷书写上我父亲作的词,我父亲用小篆写上顾先生集的长联,两人亲自送到了他铁瓶巷府上。二月九日吃喜酒,朋友们都去了,母亲的二姑母也去了。她走进新房,见了挂在粉墙上的立轴和对联,激赏不已,问站在一旁的伯祥先生:“你这两位同窗都有了家室吗?”伯祥先生回答:“颉刚去年小年夜娶的亲,还没听说叶家有什么动静,只知道圣陶就要去言子庙上课了。计老先生在茶馆里都是常见面的。”才过了两天,王先生顾先生就来跟我祖父议亲了,说女方由姑母做主,什么财礼都不用;又说这位姑母待侄女在大同毕了业,就带她去北京念女子师范,婚事以后再谈。父亲这两位同窗都是我祖父祖母信得过的;问我父亲,父亲说但凭二老做主。换过庚帖,我母亲跟着她二姑母去北京了。父亲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花,像日后他自己在《过去随谈》的第四节中说的那样:无意中中了个头彩。

  言夫子言游,名偃,是孔圣人的得意门生,七十二贤人中的一个。说是文学家,可没见过他的署名作品;有提倡礼乐的记载,似乎还兼做教育工作。庙在干将坊,规模跟他的声望太不相称。章钰老先生当初开办四十座小学,大概就有它,也挂上了公立初等小学的牌子。经过改朝换代,变化不大,全校只有三个课堂,三班学生,连我父亲一共三位教职员,其中一位兼校长;后来添了一个课堂、一班学生、一位教员:跟夏侯桥公高不可同日而语。那座公高在年前已迁进新建校舍,成了草桥中学的紧邻,不但声誉日隆,也为督视者和参观者提供了方便。一九七五年陪父亲回苏州怀旧,出于意外,言子庙小学仍在,据父亲说,从外表看不出什么改动,只是课堂内增添了一些桌椅,显得更挤了。那时候有些小学课堂不够用,实行了半日制,这儿是否也这样呢?因为是星期天,找不到可问的人,更没有人跟我们说以后的发展规划。想来改革以来大大变样,或者跟旁的什么小学合并了。

  父亲写《圣陶日记》始于一九一〇年秋天。我摘取日记中五个长短不等的片断,编进了《叶圣陶集》第十九卷,五个中的“之二”、“之三”、“之四”,我以为颇可一看。片断之二正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年,也正是我父亲中学生活阶段的最后一年,可以约略窥见三吴少年,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片断之三,只摘录了日记一个月,已经可以以偏概全,反映我父亲在言子庙两年半的小学教师生涯,尤其对于基础教育的职业感情。这种忽冷忽热的情绪,初当小学教员的年轻人恐怕很难避免,但是在我父亲身上,似乎持续得特别长久;而且跟后来在甪直第五公高相比,反差又显得特别突出。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我想查找一下可能有些儿好处。片断之四是我父亲被炒了鱿鱼,从日记上看,可以肯定非关成绩,也不由于情绪,用不着我替父亲洗刷。至于为什么,待说完了这两年半再试作说明。

  言子庙在干将坊,过草桥向西走一百多步就到了。父亲在日记上记着,开学之前约半个月,两位老教师约他一同去点数桌椅。从行文的语气看,他从前未曾瞻仰过这座圣殿,对课堂的湫隘和设备的简陋却在意料之中,因而只记了一句话:“唯光线不甚敞亮也。”初小四个年级,课堂只三间,注定了一二两个年级非合用一个课堂不可。这叫作复式教授,老师特别费劲,还得有一套特殊的教学方法。他们竟把这件棘手的事,推给了我父亲这个毫无经验的新手。我看到这儿真想替父亲挡一挡,父亲却若无其事地一口承诺了。功课只有三门:国文、算术、修身。修身只凭德目演讲,算术无非出些题目做加减乘除的练习,只国文有课本,大概是新出版的“人、手、足、刀、尺……”有时觉得孩子都自有可爱之处,苦于想不出办法来维护和引导,有时连课堂秩序也难以整饬,但愿早日离去这阿鼻地狱。一个月二十块大洋薪水,拿在手里,心上总不舒服!“我给了孩子些什么呀,值二十块大洋吗?”可是同学中间,也有几位当小学教员当得很带劲的。城里章君畴、尤秩臣两位带头办的那一所,乡下朱映娄、蒋企巩两位带头办的那一所,都有声有色,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感谢。我父亲在言子庙别说改进些什么了,连聊得上天的,也只有一位喜欢种植果树的中年人。大家相安无事,到时候领自己一份薪金就是了。

  是职业呢,还是事业呢?两者似乎不可兼得,而职业又非常现实。伯祥先生为老太爷丧葬,落下了一屁股债,一家七八口,新近又添了位千金,都是要吃的。伯祥先生就是找不着一个职业,把家里可卖的几乎卖完了。许多天不见面了,去茶馆找找吧,却碰到了母亲的三姑夫计髯。两人都为伯祥先生唏嘘了好一阵。计髯最后告诉我父亲说:“墨林跟她姑母住进了学校: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北京女子师范。”我父亲想,计髯把地址交代得这般清楚,分明让他写封信去问候。写信容易,称呼可就难了:称“先生”,似乎冷冰冰的;称“姑母”,婚还没结又过于亲热。好在计髯不过暗示而已,只装作少不更事也就罢了。

  我父亲正在犹豫,绿衣人送到章元善先生从美国写来的信,抽出信笺一看,是“蟹行”——英文写的。我父亲倒没被难住!开头第一句是“咱们俩现在是至亲了”,接着说他进的是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读的是化学系卫生化学专业;又说大学建筑恢宏,设备先进,院系众多。他希望表妹夫早点儿去,两人再一次成为同窗。父亲回信只能用汉文:祝贺他有出洋留学的福气,感谢他的热心邀约,说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非分之想;当小学教员也不坏,一个月有二十块钱的酬金呢。隔了两个来月,章先生又来函了,说可以先进清华学堂的预科补习班,在补习班里考试及格,就可以再读一年预科,然后留美;他和许多同学都走的这条路;从进补习班之日起,就用不着花家里一文钱。父亲回信说:要是进不了清华的那个补习班呢?要是补习了一年考不及格呢?这两百四十块大洋的进账,也不能不算一算。经过三四个回合,章先生在信上就不再提这回事了;寄给我父亲一张六寸的大照片,他一个人西装笔挺的,站在一座挂满了爬山虎的洋楼门前。

  北京那边,铮子姑母也托便人用建议的方式,施加过一些压力。每逢暑期,北京各大学都在上海招生,她劝我父亲就近去投考。父亲在给颉刚先生的信上,几次托他如有机会碰着铮子先生,代向她解释一下,叶某不是不想上进,因为父老家贫,只能暂且这样过着。后来我父亲在言子庙受排挤失了业,用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言论和小说,想来顾先生如果有便,不会不向铮子先生通报的;虽则我父亲从来不曾拜托过他。

  片断之四记的是一九一四年暑假,苏州“六腊斗争”中一个不起眼的浪花。“六”指的六月,“腊”指的腊月,按阴历算,这两个月都是学期结束的日子。一个学期好歹又敷衍过去了,下个学期的聘书可还悬着呢!尤其塾师出身的老教员,眼看着新式中学的毕业生一批又一批拥进小学,心里不由得不打战。于是老的少的各显神通,暗的不知道,明的就把战场摆在茶馆里。我抗战后期才混入教育界,以为这是世风日下闹的。看了父亲的日记,才知道公立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种下了“六腊斗争”的根苗。在苏州,一九一四年暑假并非头一次,而波及的范围,比以前几次都大。父亲却似从未知道有这样的事。头一次听校长说下学期有的小学可能换人,他还在日记上发表了一大段宏论,说教师不宜频频更换,全没觉察校长这是特地向他吹风。果然第二天在茶馆里就有他校的同行相告:言子庙将裁去一个课堂,而裁去的教员正是“吾兄”,请“吾兄”趁早想办法。我父亲当然得感谢说“承蒙关照”,至于想办法走门路,挤掉别个的饭碗,那是做不出来的。第三天,我父亲得便,把这件事跟那位喜欢种果树的钱君说了。他不说不知道,也不说已经听说,却不着边际地叹了一番苦经,说与同事相处也实在难。我父亲本来想待放了假就写辞呈,如今落了个“被裁”的名声总不太好听,又想反正是同一回事,何必计较那些,于是定下心来,判完学生的试卷。似乎应该跟孩子们告个别,可是说些什么好呢?难道再补上一课修身?父亲站起身来,走出了言子庙的门,身上好像轻松了许多。

  然而事情还未了结。第二天,父亲领取了最后一个月的薪金,去茶馆闲坐,听人说某校被裁的某君已诉诸上峰。上峰叱学务委员荒谬,于是有学务委员辞职,被裁的教员将尽行复职之说。自己把握不了命运,将希望托之于包拯,亦复可笑可怜;父亲不遑再听,索性跟着颉刚先生又去杭州游湖,沪上听戏。浪游归来,爱种果树的钱君已候我父亲多日,一见面就说:言子庙的课堂今决定不裁,他受校长之托特来相告,只需学款董事或学务委员说一句话,就可以蝉联。父亲再一次感谢多蒙关照,推说“容再思之,当有善计”。第三天下午,我父亲又在茶馆中遇见钱君。校长不久也来了,走进了别一间茶室。钱君看校长坐定了,也跟了过去,并回头向我父亲示意,好像颇有把握相助似的。我父亲料到他至多去探探口气而已,没拉住他。果然他话没说上十句,看情景已碰了壁,懊恼地踅回来说:“只迟一步,他们已聘定人了。”我父亲还是谢了他,心里却不平静起来:这批家伙如此作弄人,真想写封信去狠狠地骂他们一顿。回信是肯定不会有的,他们或一笑了之,或装作根本没瞧见,岂不自找没趣,甚至反而被人看轻了,如此一想,不如作罢。我写到这里,片断之四还只说了一半。事件再简单不过,主要人物不满五个,都各有个性,各有想法。如果敷衍成小说,颇有点儿像果戈理的幽默短篇。请读者诸君看看,我这个主意有没有点儿可行性。

  片断之四的后半,几乎一半的记载离不开孙家的伯南先生、树人先生。弟兄俩是我父亲的表兄,都古道热肠,为了替我父亲找个饭碗,不知花了多少邮票,磨了多少嘴皮子,结果却弗讨巧。说成功的也有一处,就是那个耗子夹似的农业学校,一踩上机关几乎脱不了身。我父亲当时很不愉快,表现很有些儿浮躁。结果让树人先生作难,系铃解铃,费尽了心思。原来教育界也是无奇不有的。

  孙伯南先生是我父亲念草桥时的国文老师,据说在考据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有点功底。我父亲学写篆字的兴致,就是他给引起的。他同郭绍虞先生的老太爷是好朋友。我父亲念私塾的时候,常被他牵着去郭家,他跟鹭庼老先生谈天,我父亲就跟比他稍大的绍虞先生在庭院里玩,真个成了总角交。在家乡的老朋友中,没同过学的就郭绍虞先生一个人。

  伯南先生是个老实人。他给父亲说了个在杭州的东家,当家庭教师讲国文。问他酬金多少,他回答“眉数”,眉就是八,一月八块大洋。父亲说“为了这几个钱作客他乡,不合算”。伯南先生想倒也是,就说“可以叫他加上英文、算术,合在一起可以得‘弱冠’了”。弱冠是二十,一个月二十块大洋。我父亲说:“人家恐怕不肯吧?”伯南先生想了半天,说:“姑且去说说看。”不知他真个去说了没有,下文自然不会有了。

  父亲还跟我讲过一段伯南先生的趣事。草桥中学南边是实验小学,小学南边有个属于草桥中学的球场。球场东边是座衙门,辛亥革命前,是长洲县的衙门。衙门正中间的大厅上,供着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两座牌位。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太后、皇帝相继驾崩,灵堂就设在这里。每天限时限刻,老师要带着学生去哭拜,排着队面对牌位跪下,叩了头还得哭出声来,掉不掉眼泪随便,“嗄嗄嗄”的哭声可一定得有,时间好像不短,反正听从赞礼的。有个顽皮的同学正好排在伯南先生后边,闲得没事干,悄悄地把他的两只鞋抽脱了,还轻轻地搔他的脚底。伯南先生没处躲,只得提高嗓门“嗄嗄嗄”。回到学校,伯南先生把那同学叫到房里,好像脚底还在痒痒,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呀,”他说,“连轻重也勿得知。我那时不死劲忍住,你的小命也得赔上。不要在同学中逞能了,欺侮老实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走吧。”

  孙家两位老伯很可能把我父亲看作阿斗:大家替他着急,他自己倒全不在意。他们可能忘了,我父亲也会加减乘除的。当时有几种刊物愿意登载我父亲的小说,一般千字两元。如那篇《穷愁》,就得稿酬“眉数”。十天写一篇,腾出时间来正好自学。我父亲早就写信给正在念北大的颉刚先生,请他代订一个自学计划。在我的印象中(当然是后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世),顾先生喜欢给人出主意,订的计划必然庞大。如今在父亲的日记和书信中,又证实了他年轻时候就如此,计划分经史子集,都选出若干必读的本子,甚至把哪一天,在什么时候,读哪一本的某些篇章,都规定好了。父亲在日记上也记下他的执行情况,头几天果然一点儿不落,渐渐地就保不住了;除了责备自己,还加上些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总是层出不穷,责备自己的话翻来覆去地却也厌烦了。只好把计划搁在一边,自己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吧。可惜了顾先生的一番苦心和好意。

  我父亲开始写文言小说,就在离开言子庙的前后,一连写了二十多篇。我在一九八六年开始编《叶圣陶集》第一卷时才读第一遍,好像看到父亲一边在模仿,一边在试探。有模仿《聊斋志异》的,林琴南译述的欧美短篇的,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的,也有模仿当时所谓社会新闻的;试探着摸清各种刊物之不同要求:看样子都颇为自得。后来看了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内心的矛盾。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晨起绝早,餐已,握管作小说,以之售去亦可以得微资。文而至于卖,格卑已极。矧今之稗官,类皆浅陋荒唐之作。吾亦追随其后径相效颦,真无赖之尤哉。”第二天又说:“既而续撰昨之小说,信口开河,唯意所之。村头巷角,有手击小竹自为节拍而口唱歌词以娱人者,其词皆临时杂凑,初无丘壑,余之小说乃仿佛类之,亦可笑也。”在十一月十三日给颉刚先生的信中,他说:“吾今弄些零用,还必勉强写几句。然我却也自定宗旨:不作言情体,不打诳语……总之,吾有一言誓之君前曰,我决非愿为文丐者也。”难怪他一进尚公即戛然而止,不再写文言小说了。

  郭绍虞先生给我父亲介绍过两回教席,这是头一回。他在尚公学校教高小语文,进步书局请他去当总编辑。他跟尚公的校长说,他的课得由叶某接下去教,才能让他放心离去。校长居然答应了,那是一九一五年四月初的事。尚公学校是商务印书馆办的实验小学,就在商务的印刷厂东南角上,操场课堂都很宽敞,尤其难得的,凡是商务出版的书籍挂图,制造的标本仪器,尚公都有一份。所谓实验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试用本馆的各种教学用品,最主要的是教科书。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正式使用之前也在尚公试验过。二是实验国外传进来的教学主张和方法,如远足参观旅行,举办游艺会、恳亲会和成绩展览,让学生自己管理图书馆以及商店银行。还出版一种不定期刊物《尚公记》,让教职员交流经验和心得。我父亲在尚公不足一年,好像为以后在甪直五高开展教学改革做了准备。

  《倪焕之》是小说,决非我父亲的自传,只举一例就足以证明:倪焕之和金佩璋是先恋爱后结婚的,我父亲和母亲正好跟他们俩相反。小说开头一章,小船在吴淞江上逆风晚航,却极像我父亲头一次到甪直的情景。可是来接的既非伯祥先生,又非宾若先生,而是一位虚拟的小乡绅金树伯;他的谈吐又颇似伯祥先生,尤其是评蒋校长的那两段,还说得极准。蒋校长是由前后两位校长拼凑起来的。不拼凑也不成呀,谁叫前一位不幸遇上车祸死了呢?小说中没提这件事,可能因为动手写《倪焕之》的两年前,已经写过一篇《好友宾若君》了。

  宾若先生和伯祥先生一般年纪,一九一二年,和我父亲同在草桥毕业,他在虎丘丁公祠初级小学当校长。不问暑天腊月,刮风下雨,他上班下班,总是分秒不差,山塘街上的居民都称他为“自鸣钟”。这个亲昵的绰号,无意中表现了对他的敬业精神的钦佩。两年之后他害了一场病,在家休养了一年半。吴县第五高等小学在甪直筹建,又把他请了去,他拉上伯祥先生。一九一六年初,他们俩在《尚公记》上看到了《国文教授之商榷》,是陈文仲先生和我父亲合写的,都说“怎么把圣陶给忘了呢?”立刻写了封信给我父亲,讲了许多改革小学教学的设想。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好朋友的邀请呢?立刻回信应诺。可惜的是我们没法看到这两封信了,连日记也在半年前中断了。想来都是抗战时期,留在青石弄的那所房子里丢失了;除了一九一六年四月以后的所有日记,至少还丢失了两册自存的印蜕,两册自录的诗词稿。

  父亲在《好友宾若君》中自己说:“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至是苦的;但自到甪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有甜津津的味道。”刹那之间,前后的反差竟如此之大。在有些场合他甚至说:“我的教学生涯,实际上是从甪直开的头。”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到了甪直五高,他才摆正了职业和事业的位置。教育本身需要不断革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决非小学教员应持的态度。既然吃了这碗饭,就应该对孩子们的成长负全面的责任。可惜离开了夏侯桥公高,再没见过这样的老师了。可是话也不能说绝,君畴兄他们几位接的是旧学校,不也办得有声有色吗?看起来头一件要同事精诚团结,有点儿事业上的自主权;第二件是学校最好是新办的,少点儿必须清除的陈年垃圾;当然还有第三第四。如今的五高正是新创办的,校长又是宾若兄,还有好朋友伯祥兄,最主要的有利因素不就全了?到第一学期结束,我父亲的信心已经初见颜色。学校放假,一些琐事请住在镇上的同事照看,三位好朋友就一同乘船回城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吃过早餐,我父亲穿上夏布大褂,打算去两家熟悉的茶馆走一遭,找找老朋友;没想到伯祥先生比他还早,已经找上门来了,见了面就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那位就要回苏州了?”我父亲一时接不上茬,伯祥先生已经不耐烦了,说我父亲也做不了主,他有要紧事跟我祖父、祖母说。原来他昨天下午就见到了计髯。计髯告诉他说,我母亲已在北京女子师范毕业,同铮子先生都接受了南通女子师范的聘书,过几天就回苏州;铮子先生的意思,不如在暑假中先把婚事办了。计髯托他先来探个信。他是打定主意,送佛送上西天了,所以一早就赶了来。祖父、祖母自然高兴,可是又有点儿为难。伯祥先生说:“铮子先生是个爽快人,自己选中的侄女婿,决不会过分挑剔的,完全可以放心。”父亲没作一声,在一旁听着。他可能想,女大当嫁,男大当婚,是躲不过的;自己曾经主张过的“无金钱、无家庭、无政府”的“三无世界”,简直是痴人说梦。

  为了让我母亲过了在娘家的最后一个生日,好日子定在阴历七月十四,换算成阳历,是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二。别看这个简单的数目字,在《万年历》上,我还核对了好几遍呢。在濂溪坊举行的婚礼,新房就是我父亲原来的卧室,那间带个小天井的厢房,这些都可以想见。用的什么仪式,请了几桌酒席,找不到文字记载,也没听谁说起过。宴席上闹酒是免不了的;新官人大概没被灌醉,还能看清新娘子丰腴的脸庞上,那缕掩盖不住的又喜又怯的微笑。可惜那时还不兴拍婚纱照,来客中也没有谁带着照相机的。

  第一张合影从身上穿着看,是那年寒假里拍摄的。四个人站在照相馆绘制的大幅布景前面,新婚夫妇站在两旁,中间站着我的铮子公公,相间各一米许,公公牵着个五六岁的女孩,是我的阿姨,长胡子公公的女儿。父亲在十四年后写的《过去随谈》上说:“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头等大事。”一年中两度分离,新婚加上小别,也不必再为从未写过情书而抱憾了,汩汩如溪流,一封又一封,真有说不完的话。到第二年暑假,他们俩还把蜜月旅行给补上了。

  父亲和母亲一同出门旅行,头一回去的杭州。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母亲患癌症亡故,父亲彻夜未眠,促成了已构思多日的一支《扬州慢》,还把此时此刻的心情注在后头:“略述偕墨同游踪迹,伤怀曷已。”《扬州慢》开头就是:“山翠联肩,湖光并影,游踪初印杭州。”既然到了杭州,母亲一定领新姑爷去拜见了她的后母,去老坟上祭奠了她的父亲母亲,此外也没有别的应酬了。大概乘划子游湖的日子多,不知去了多少名胜古迹。只有一处,他们肯定去过,就是白云庵右首边的月下老人祠。这是母亲亲口跟我说的;还说求了张签,签条上写的“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第二年果真生下了我。母亲还讲了那副名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世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一年来,新夫妇的相互感觉如此良好,真该去谢谢这位在冥冥之中替他们着力的月老。

  父亲那支《扬州慢》,接下去是“怅江声岸火,记惜别通州”。原来游罢杭州,新夫妇没折回苏州,而是在上海登上江轮,我父亲把我母亲一直送到了通州。当时的“江声岸火”,父亲从未忘怀。一九三一年暑假里,父亲带着我游罢普陀,乘小火轮到宁波。船晚点了,掉头往回开,天已经断黑。我白天玩累了,一进房舱就睡着了。忽听得一阵喧哗,“沈家门到了!”我跟父亲出舱门去看,只见海面上一片灯笼。轮船放慢了,可是并不下锚,仍向前开。许多小划子争先恐后地围上来,用头上装着铁搭钩的长篙,勾住甲板的栏杆。划子随着浪头颠簸,灯笼随着划子摇晃,客人提着掮着行李,低头看清脚底,在颠簸摇晃之中上上下下。父亲对我说:“你看看,当年我送你母亲到南通天生港,就是这个情景。真个是‘风灯零乱……’”后头那四个字没听清楚,又来不及问。直到近年来读周美成的词,才知道父亲那时说的,是周词《琐寒窗》的两句:“风灯零乱,少年羁旅。”因为他当夜把我母亲送到了学校,独自回到码头上,在小客栈里等到天明,好搭头班渡轮过长江,赶上回甪直的内河航船。

  山翠湖光,常现脑际。湖光在甪直随处可见,只可惜山太远了,远在太湖西畔。在给母亲的信中,父亲一定都提到过;说不定还连带提到唐明皇在《长生殿·小宴》中,对着杨贵妃唱的那一句:“只待借小饮对眉山。”母亲的兴致却没有这么高。她信上说近来感到秋乏;从来没有过的疲倦,吃什么都变了味。父亲看了她的信,先还将信将疑:真会这么巧?可是事实就有这么巧。父亲在信上跟母亲说:看来只好这样了,勉强支持到寒假,辞去明年的教职;挺着个大肚子怎么走上讲坛呢?在家里好好休息吧。铮子姑母一定会同意的,好让大家都放心。一九一八年四月廿四,我出生在苏州城里一家私营的产科医院里,医生叫冯哲文。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是个难产,脑袋太大。那位留日的女医生直叫她憋住气,她全身力气都使完了,我就是不肯出来。后来动用了钳子,才把我硬拔了出来。她乏得一闭上眼就睡着了,好像不多一会儿才想起,似乎有过这么回事,迷迷糊糊睁开眼,护士已经把我的小脸,贴在她的脸庞上。母亲一定轻轻地吻了我,可她没说,也没介绍还有谁站在床边上。

作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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