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翠湖光，常现脑际。湖光在甪直随处可见，只可惜山太远了，远在太湖西畔。在给母亲的信中，父亲一定都提到过；说不定还连带提到唐明皇在《长生殿·小宴》中，对着杨贵妃唱的那一句：“只待借小饮对眉山。”母亲的兴致却没有这么高。她信上说近来感到秋乏；从来没有过的疲倦，吃什么都变了味。父亲看了她的信，先还将信将疑：真会这么巧？可是事实就有这么巧。父亲在信上跟母亲说：看来只好这样了，勉强支持到寒假，辞去明年的教职；挺着个大肚子怎么走上讲坛呢？在家里好好休息吧。铮子姑母一定会同意的，好让大家都放心。一九一八年四月廿四，我出生在苏州城里一家私营的产科医院里，医生叫冯哲文。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是个难产，脑袋太大。那位留日的女医生直叫她憋住气，她全身力气都使完了，我就是不肯出来。后来动用了钳子，才把我硬拔了出来。她乏得一闭上眼就睡着了，好像不多一会儿才想起，似乎有过这么回事，迷迷糊糊睁开眼，护士已经把我的小脸，贴在她的脸庞上。母亲一定轻轻地吻了我，可她没说，也没介绍还有谁站在床边上。

　　好像谁都喜欢我。父亲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小墨”，因为大家都说我长相像母亲。最见于形色的莫过于祖父，有亲戚朋友来，就把我抱出来给他们看，还一边说：“你是知道的，我四十七才生的儿子，没指望还能抱上孙子。”祖父虚岁已过七十，牙齿掉得差不多了，晚上常用蒸猪脑下酒。我还没断奶，祖父就吩咐说：“买猪脑就带条脊筋，一起蒸了喂给小墨吃。”脊筋就是脊髓，一条才一个铜板。晚上，祖父让我坐在他左膝盖上，左臂搂住我，右手拿筷子把脊筋掐成小段，耐着性子喂我，把手边的酒都放凉了。我一周岁，母亲抱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照，穿的袍子，双手捧着只小白兔，模样儿颇像如今过年贴在门上的那个男孩。祖父看了，高兴得胡子笑开了花，带着我的照片上茶馆向朋友们显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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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节写到祖父带着我的照片，去茶馆向朋友显宝去了。老人家没把我抱去，我趁此掉转笔头，把父亲在甪直头四年的生活做了概括的交代。我周岁后的整十天，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父亲他们在甪直，大概七日晚，才看到上海报上刊登的消息。大家激愤异常，直怪自己把全部心力放在了这个小小的学校之内，却把国家的生死存亡全部推给了别人。只懊悔是无补于事的，得赶快商量，赶快行动起来。正在这时候，父亲接到电报：“家父病危速归墨。”父亲赶回家，祖父下半身都肿了，是肾脏病，中医西医请了好几位，都不见效，于五月廿七亡故。我到底还小，丧事是怎么办的，一点儿印象也没留下来，只记得父亲不久就又去甪直了；临走之前对我说过，他到甪直安排好了就来接我们。

　　原来宾若先生已跟我父亲说定，暑假后聘我母亲任五高女子部的教员，兼预备班的主任。可见当时的乡村小学，是男女分班的；预备班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还不用管什么男女之大防。五高教学改革没把取消男女分班制列为一条，恐怕不是没想到，而是暂且不去捅这个马蜂窝。草桥开办时就不收女生，连教职员工也没有女的，好像没瞅见头上还有那半边。一九三一年，我在草桥念过一个学期，还是老样子。是哪一年受了什么冲击才男女都一样的呢？修校史很值得带上一笔。我老怕年轻人没见过那些旧事物，不免岔出几句废话来。原先只想说：一九一九年暑假，我们全家带上全部动用家具，雇一条大船迁到甪直。伯祥先生把他租的那所楼房分了一半给我们，我们住楼下，他们住楼上。房主姓陈，这座楼也叫“怀仁堂”。

　　秋季才开学，五高就发生了那件莫大的不幸事件。我不忍复述，请读者诸君翻看《叶圣陶集》第五卷中，我父亲的《好友宾若君》吧。那篇回忆写在七年之后，又都是亲历，有的细节读者都不大知道。回忆中着重写了宾若先生的二哥致觉先生，他正是我父亲一九二六年写的中篇《英文教授》中的那位教授的原型。既然如此，小说中为什么不写上这一段呢？这问题提得未免有点儿蠢。蠢在哪儿呢？让我想一想。——写到这儿，我不知怎的走了神，又回到二十几年前陪父亲喝酒的状态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