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

　　回到巴黎后，刘海粟和家人搬回罗林旅馆（Hôtel Rollin）。10月28日，傅雷到索邦大学注册时填报新地址：巴黎第五区索邦大学街二十号（20 rue de la Sorbonne，Paris 5e），就在罗林旅馆隔邻。

　　这次注册也没有填报考试课程，理由倒是很充分的，文学不再是主要求学目标。他四处搜罗艺术书籍，第一本看中丹纳的《艺术论》（Philosophie de l'art），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在10月17日译完第一篇第一章。再越二十天，又以中文写成《塞尚》一文，这是他的第一篇艺术文章。

　　大约在此期间，他开始“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傅雷《傅雷自述》）。这间学校全名卢佛学校（L'École du Louvre），由卢佛博物馆在1882年创建，专门培养考古和美术馆人才，进校须通过严格考试，竞争激烈，傅雷不可能成为正式学生。但是该校从创立开始就设置校外课程，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无须文凭，不设考试，也没有学习或毕业证书。旁听生分两类，正规旁听生需要注册，攻读规定的科目，为期一年；第二种是自由旁听生，自选课程，只听一堂课也可以。法国国家档案局收藏了1920年至1930年的正规旁听生注册名录，登记内容很简单，只有学生的性别、名字和住址。1929年至1930年共有243人，没有找到傅雷的名字，因此，他可能属于自由旁听生。他把校名翻译成卢佛美术史学校，一方面暗示他不是正式学生，另一方面美术史是他听得最多的课程。卢佛宫近水楼台，学生常常有机会一面听课，一面由导师带领参观博物馆的对应藏品，这是任何学校都没有的优越条件，因此这个科目很出名，也最受欢迎。

　　瑞士四十三天的快乐假期把刘海粟这个小集体团结得更紧密，情绪更高涨。9月28日晚，他们被一场秋季沙龙的热烈交谈所激动，“（沙龙）内容的丰富，新生命的奔腾，愈鼓起我们鲜血的怒吼，傅君就在那时代我们填写着出品愿书。我就署名 H. S. Bai，因为我的乳名叫做‘磐’，Bai实‘磐’之译名而已。”（刘海粟《欧游随笔》）刘抗和陈人浩似乎也跟他一起报名，因为文内有“代我们填写”一语，另外根据法国出版的美术沙龙大辞典，可知“磐海粟”填报的地址在巴黎十四区杰尔戈维街75号，这不是刘海粟或傅雷的地址，应该是刘抗或陈人浩居住的地方。进入沙龙不容易，因为候选人太多。当刘海粟在10月20日接到寄给“磐先生”（Monsieur Bai）的入选通知时，可以想像如何兴奋。沙龙11月2日开场，12月22日结束，刘海粟说，“以后我是仿佛一星期终是要去一次的。每去一次，常觉低徊留之，不能去焉。”

　　入选只是第一道关，挤在数以千计的作品中，如何得到画评家的青睐，那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闭幕一个月后，1930年1月25日，刘海粟的古怪署名竟然出现在艺术月刊《真与美杂志》（Revue du Vrai et du Beau）一月号上。作者雷蒙·塞里格（Raymond Sélig）是艺评撰稿人，专门报道各种画展，这篇文章属于他写的秋季沙龙画家连载系列之一，标题Husog Bai，这个怪名是刘海粟和傅雷合演的好戏，不仅以别名“磐”代替姓氏，连“海粟”也隐身起来，H. S.不是Hai Su，而是瞎编的Husog的简写。幸好作者在展览会遇到刘海粟，详细了解他的过去，在标题下面加上他的真名字（Liu Hai Su）作为副题。这应该是法国报刊第一篇介绍刘海粟的文章，发表时附上两张插图《圣克鲁森林》（Le Bois de Saint-Cloud）和《秋》（L'Automne）。但刘海粟和傅雷从来没有提起这件事，这不会是故意的疏忽。因为作者除了大段照抄傅雷提供的刘海粟履历，还给予他的作品极高评价：

　　在他的杰出的中国风格中间，还能找到我们大师的一些痕迹，令人想起塞尚、凡·高和莫奈。

　　不对，他就是Husong Bai，独树一格，刚劲有力，坚实而和谐，不模仿任何人，但浸透了所有人的美。

　　如此褒语，何须避讳，可能的解释是刘海粟小集体这一次消息失灵，没有读到文章。

雷蒙·塞里格《海粟·磐 —— 刘海粟》（1930年）

　　中华留法艺术协会原定1929年底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展览，没有实现。刘海粟成功参展沙龙，信心大增，旧事重提，决定次年5月举行。这时只剩下半年左右，正是动手筹备的时候。傅雷当仁不让，挂上协会秘书的名衔，负责与法国人打交道。1930年1月9日，他使用印着法文Association des artistes chinois en France（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的信笺，写了一封半公半私的信给一位著名学者马里丹：

　　敬爱的先生，

　　我很荣幸得到布里昂先生的介绍，致函先生，希望能够认识你。由于我的朋友达尼埃鲁经常谈到阁下，很久以来，我已经知道你不仅是一位大哲学家，而且对中国这个最遥远的种族很友好。

　　我是住在巴黎的文科学生，对美术很感兴趣。我参加了中华留法艺术协会，担任秘书之职。我们将在今年五月份在巴黎组织一次中国艺术展览会，目的在于把这种正宗艺术介绍给欧洲。我认为，参观过日本人在此之前在巴黎举行的几场展览后，欧洲人能够看一下日本艺术的源头不无好处。

　　希望有幸见面，长谈这个问题。我本人喜欢探讨我们艺术的本质和来源。如先生所知，中国艺术全部来自中国哲学，尤其受老子的影响。这是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差别的基本原因。比较一下古代文物，立即就看出埃及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中国人完全没有前者的宗教情绪。我们的文化一开始，就立即理解构成宇宙观的哲学思想。

　　敬希回复，并告可到访日期，先此感谢。

　　此致诚挚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于巴黎

　　地址：巴黎第五区，索邦街二十号

傅雷致马里丹信及名片（1930年及1931年）

　　信笺的纸质不如普通的西洋信纸，幸亏傅雷的法文书法很悦目。信中提到的介绍人莫里斯·布里昂（Maurice Brillant，1881—1953）是天主教作家和艺评家。收信人名字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是天主教哲学家，二次大战后曾由戴高乐将军派驻梵蒂冈大使。他的妻子拉依莎（Raïssa Maritain，1883—1960）是诗人和作家，两人相识于索邦大学求学时期，跟傅雷一样，经历过寻找真理的“烦闷”，后来旁听法兰西公学的哲学讲座，向天主教靠近，找到他需要的人生真理，夫妇两人在二十五岁和二十三岁同时受洗，成为虔诚的教徒。他们去世后，个人档案交给斯特拉斯堡大学手稿部收藏，里面有傅雷三封信。这是第一封，主要目的想请马里丹出面主持展览，但对方从来没有研究过艺术，不是理想人选。由此观之，到这时为止，傅雷小集体与法国美术界还没有任何联系。

　　达尼埃鲁在青年之家关闭后不久，加入了耶稣会。1929年10月29日在巴黎，应傅雷之邀到拉丁区一家中国餐馆进餐，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月后，他离开巴黎，前往外省拉瓦尔修道院。七个月后，1930年6月7日，傅雷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

　　亲爱的达尼埃鲁，

　　请原谅我长时间的沉默，尤其不要以为我对你最后那么亲切的来信无动于衷。相反地，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以你的真挚友情为骄傲。只不过，由于你向我提出的问题很严肃，必须仔细思考才能回答。我不知道多少次开始回答，却又半途而废，因为始终没有找到准确的语调，跟一位我最信任和最尊重的朋友说话。

　　我们初认识的时候，也就是1928年的冬天，我立即把你当作我生命中的好朋友。我一直很钦佩你的学识，你的光明磊落心地和崇高的灵魂。我们之间进行的有意义交谈在我的记忆中刻下多么美好的回忆！我们常常利用空闲的时间，或者在子夜弥撒之前，或者在某一次散步里，谈论我的国家，谈论它的现状和往昔的荣耀。当我向你倾诉我的痛苦时，有多少次得到你的百般抚慰！要知道，在某些时候，你是我最强大的精神支持，未来也一样，永远一样！正是得到你的举荐，我才能去比利时，在圣安德肋修院度过八天。我回来的时候，你发现我的脸色更好，精神更清朗。所有这一切，我今天多么向往，多么怀念，我们分开已经六个多月了。

　　不过，你不觉得我们两颗相知的心灵中间，总是矗立着一道障碍吗？我呢，我感觉到的，我在一年多前在自己身上发现，感到很痛苦。

　　因为这个障碍不是别的，正是信仰。你生来就健康，正常，在充满善良、温柔和慈悲的环境中长大，你自然能够一直走在正常的道路上。而我呢，我的心灵太过幼小就被家庭悲惨事件所伤害，我在童年时代保存了人生最悲惨的形象，永远无法抹去。我由一个曾经受苦受难的母亲抚养长大，她感情用事，反复无常，性情固执，我在不知不觉中全盘接受了她的好与坏的品性。人性的丑恶面貌过早向我暴露出来，我不可避免变得生性多疑。自懂事开始，我对所谓正义一直仇视和恐惧，对我来说，善良只在意识中存在。加上我们种族的心态，只知道按照固有的道德规则生活，我的灵魂中没有任何奥秘的信仰，可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绝望之时带领自己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祈祷。我们不相信神，只能以本身的凡人力量来对抗烦恼和诱惑，唉！可是凡人的力量不足以抵抗一切。

　　而且，科学的观念和理性的发展不允许我们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人。我常常说：“在我看来，现实已经那么模棱两可，如何还能够去相信更模糊、更神秘的超现实事物？”

　　因此，我只能从伟大的灵魂去汲取希望和勇气，比如贝多芬、歌德、托尔斯泰，他们是不知疲劳的战士。对我来说，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榜样。这些伟人的爱心和对人类的奉献缓解了我的痛苦，他们的神圣工作和无休止的痛苦给我勇气。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从烦恼中恢复过来。

　　你在宗教中生活，因为它拯救了你。我却想自我拯救。（亲爱的朋友，你会说我太自负了吧？）你有你的主内信仰，你有你的主内救赎；我也有我的信仰，但在命中注定里；我有我的救赎，但在人类痛苦内！

　　我因为多疑而无法了解真理，你不要因此失望。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就算存在，没有人真正了解。每个人领会真理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就以为真理在握。我们两个人，寻求真理的道路不同，但目标一致，只有一个目标！但有什么办法呢？人的视觉总是或多或少染上颜色，即使两个灵魂的行动朝着同一个方向和同一个理想，他们也常常以为互不相同，甚至互为敌人，因为所走道路不同。

　　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我，尽管我们称呼真理的句子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我们并肩前进，我们的信仰同样地热烈，同样地虔诚。我完全理解你，我一直热爱你。我已经准备好倾听你的教导，你的慈爱圣歌跟伟大的交响乐一样，振动我的心弦！

　　这一年来，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我和朋友刘（海粟）结成知己，他厌倦了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交生活。他一步一步教给我一种智慧，让我终于平静下来。然后，我坠落到一场放荡的生活中，这带给我诸多物质麻烦，还留下一种脏病，至今未能完全摆脱。

　　今年初的两个月，我的身体和精神全垮了。后来我安慰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一场冒险，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对未来有好处。”最近两个月，爱情使我振作起来。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小小的年纪已经承受过不寻常的痛苦（她只有十七岁），但是我们两人的心灵美妙地融合为一，很快热恋起来。这时候，我的朋友再次介入，教会我在爱情方面小心谨慎。老实说，我现在很快乐，很奋发。我希望焦虑不安青春期的狂热慢慢平息下去，迎来一个勤奋时期，学会更多学识。你以前跟我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应该扎实地读好古典文学。我希望你替我找一位老师，能够解释作品和批改作业。我的艺术史课程有相当进展。我有机会到过法国当代大师贝纳尔（Albert Besnard），阿曼－让（Aman Jean）的画室。稍后会去见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

　　刘先生目前去了意大利。回来后可能在七月初前往列日，因为他接到列日国际展览会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邀请，参加展品评审委员会。不过，我们至少七月底才会最终离开巴黎。可能的话，我出发前来看望你。

　　马里丹先生去了瑞士一段时间，举行演讲会。回来时病倒了，还没有完全复元。

　　我也会改天去拜见令慈，已经那么久没有见过她了。

　　我们的展览会推后了（以下缺页）

　　这封信现存前面八页，虽不完整，却包含重要信息。前一部分解释他的“决定”，这个过去只有他们两人明白的字词，现在很清楚了，就是皈依天主教的决定。达尼埃鲁一直在尽传教士的职责，傅雷一直在拖延，现在才正式回答。

　　后半封信报告最近七个月的个人情况，一是与刘海粟的关系，显示了刘海粟已经取代达尼埃鲁，担当起兄长的位置；二是傅雷的情感生活，在这几个月间大起大落，先下地狱，后上天堂。

　　信中谈到最秘密的个人隐私，使用令人诧异的坦率语言，但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傅雷从瑞士归来后，“他（刘海粟）一步一步教给我一种智慧，让我终于平静下来”，摆脱了困扰多年的精神束缚，找回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却不防点燃起沉睡在二十二岁躯体里的青春烈火。他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女性，最初半年住在外省小镇，民风保守；来到巴黎，青年之家全部男性，天主教宿舍管理严格；直到搬进罗林旅馆隔壁，他才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环境。巴黎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大都市，傅雷对女性的好奇心此时爆发，拉丁区风情万种，在这里不难得到满足，却因此差点陷入泥淖。幸亏他悬崖勒马，经过两个月的挣扎，没有走上敬隐渔的歧途。当他写这封信时，已经离开罗林旅馆，搬到刘抗居住的巴黎十四区，这里属蒙巴拿斯区，聚居了很多画家，文化气息浓郁。就在这里，他认识了马德兰，在信中以热烈的语言叙述和她的初恋，把他的青春快乐拿出来和达尼埃鲁分享。

　　马德兰的出现让傅雷振作起来，奋发读书和工作。在这两个月内，除了陪同刘海粟拜访了两位法国画家，还写成第一篇法文作品《中国艺术在欧洲艺术里——刘海粟的使命》（L'Art Chinois， dans l'Art Européen ——La Mission de M Liu Hai-Sou），发表在《大使馆与领事馆》六月号，署名F.N.E.。

傅雷《中国艺术在欧洲艺术里》（1930年），右为高鲁公使

　　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刘海粟生平，文字和《真与美杂志》的塞里格文章相应部分完全相同；第二部分介绍中国艺术的过去和现况，强调中国画向西方艺术开放；最后一部分陈述刘海粟此行目的及各种活动。这是一篇很出色的宣传文章，目的不是替刘海粟吹捧，而是以鲜明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光彩熠熠的中国当代画家，以他来代表生机勃勃的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说傅雷扬长避短，这是因为环境需要。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被打开，西方旅行者回国后，带回的信息和以前传教士的书信南辕北辙，全是中国的黑暗面。几乎同一时期，日本明治维新，西方发现一个新东方，日本热迅速代替了中国热。刘海粟和留法画家对日本人以东方艺术正统自居极度不满，这是他们要举行展览会的主要理由，傅雷的文章表达了当年海外中国人要“为国增光”的爱国情怀。

　　文章可能通过中国公使馆交给杂志编辑部，这是一本报道巴黎外交界动向的半月刊，同一期还刊登了上任不久的中国公使高鲁的官式肖像，占去一整版。刘海粟与法国人联络，全靠傅雷一人，但在法国未能找到他与美术高层来往的记录。相反地，在已知的中文史料里，高鲁这位学者出身的公使与刘海粟来往密切，对他的活动支持至力。这篇文章和拜会画家贝纳尔两件事同在五月份发生，不是巧合的事情，高鲁在两件事上都起过穿针引线的作用。

　　和贝纳尔见面的具体日子至今未能确定，只知道在五月份。除了傅雷的信，还有瑞士房东保存的画室五人照可参考，这张傅雷赠送的照片背面有两段题字：

　　送给贝格尔朗伉俪留念

　　傅雷

　　一九三〇年五月

　　摄于贝纳尔大师画室

　　贝纳尔先生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院长，很赏识我们的青年画家刘（海粟）先生。为纪念我们的交往，允许我们在他的巴黎威廉·退耳街十七号画室合照。

　　这次会面很重要，为刘海粟打开了与法国美术界的交流，贝纳尔介绍给他们另一位老画家阿曼·让，两人同是杜乐伊沙龙的创办人，曾分任正副会长，于是傅雷的文章出现这句话：“他接到杜乐伊沙龙今年展览的邀请，将送出数张新作参展”。由创办人介绍，所以有“邀请”之说。实际上这个沙龙和其他的一样，任何画家都可以参加，但要通过初选。杜乐伊是邻近卢佛宫的公园，展览会以此为名，实际不在该处举行，而是在巴黎布罗涅树林的“森林宫”（Palais de Bois），一座木头临时建筑物。这一年参展画家过千，作品总数三千余张，刘海粟送出四张作品参加，法国有两份报纸分别刊登过他的名字和一张作品，能够留下痕迹，已属难能可贵。

　　从六月份开始，傅雷和刘海粟很少见面，因为后者先去意大利，游历一个月，返回巴黎稍作休息，又于七月上路，前往比利时参加列日博览会，刘抗与陈人浩同行。前面的傅雷书信说过，刘海粟并非接到大会邀请，而是中国代表团请他去评判，可能范围只限于中国馆。评判很快结束，他到比利时各地周游，流连不归。傅雷一个人留在法国，难得清闲，差不多回复到正常的学生生活，一面谈恋爱，一面勤于读书。虽然他转向学习艺术，但只限于美术史和美术评论，对艺术理论兴趣不高。他的文学爱好也在此时复苏，但眼光从浪漫主义转向近现代文学，贝多芬、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他的书信中。他翻译了比利时戏剧家梅特林克的作品《亨利·皮杜》（Henri Bidou）和屠格涅夫几首散文诗。大约也在这一年，“是时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傅雷自述》），这是指他读到《贝多芬传》，并且开始试译。

　　几个月之后，他写信给达尼埃鲁报告近况：

　　亲爱的让，

　　今晚，我的心充满了爱，不断想念你，因为我常常把友情与爱情混为一谈。我以同样的忠贞，同样的温柔去爱我的朋友。伊扎尔告诉我，你在那边称心如意，我听了很开心。你真的是为这种健全圣洁的生活而生！祝福你，亲爱的朋友！

　　冬天已经回来了，而夏天并不愉快。今天早上我去巴黎，看望昨夜刚刚回来的刘海粟一家。我觉得空气就是冬天的空气。雾蒙蒙的天空一片苍白灰色，这一切使我愁绪萦怀。自然变化如此迅速，而我的变化更快！

　　几个月以来，我饱受物质困难的折磨，开始要为自己的生存奋斗。外币兑换率对中国人变得过于昂贵。刘（海粟）先生将于一九三一年春天返回中国，他劝我跟他一起离开。但我一想到回国就不能不发抖。首先，我在法国这两年半时间学到了什么？然后，这个国家只有屠杀和贫困，去那里自讨苦吃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在欧洲远没有能力挣钱糊口。如果留下来，很有可能要过穷日子。我的母亲现在寄来的膳宿费，不得不比我初抵法国时多两倍，不可能长此以往，她已经来信要我回去。然而，我太爱巴黎，我太爱你们的国家赐予的自由而安静的生活。

　　伊扎尔跟我说过，要是能用法语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他会助我发表。他人真好，时常鼓励我，他的榜样引起我奋发的反应。只不过，我这样年轻，学未有成，思想杂乱，法语工具软弱无力……最后，我动手起草一部自传体小说，未知能否完成，自己没有信心。最可怕是我对宗教，对人性，对其他人相信的一切缺少信仰。我怀疑自己的性格，怀疑生存的本身。

　　我多么希望到拉瓦尔见你，要是我有办法就好了。我经常几个星期不去巴黎，也真够难受的。好吧，希望你不时来信，你是我的精神支柱。尽管我不信教，但总觉得你的灵魂里有一种力量，能够安慰我，温暖我！啊，要是有一天我能去看你，被你责骂，正如你的妹妹伊扎尔夫人所说那样，我会高兴得流泪！

　　傅怒安

　　于塞纳省，马恩河诺让市，大街四十号，小塔楼大楼

　　这封信没有日期，根据内容，大约写于十一月初，这是巴黎冬季即将开始的日子，也符合刘海粟《东归后告国人书》所记的“是年冬间归法京”之语。

　　寄信人地址与前信不同，变成诺让市。留学生迁居是平常事，这是傅雷第三次搬家，他说了一大堆经济困难的话，显示搬家与此有关。这个市镇在巴黎东北郊，交通不很方便，房租便宜很多，傅雷住的大楼有一个名字，“小塔楼”（Les Tourelles），与刘抗同一地址：

　　1930年秋天，刘抗和傅雷一起住在位于巴黎东郊的马恩河畔诺让的一座大公寓楼。刘抗住在二楼，傅雷住在三楼。他们常常一同听音乐会，看展览，友情与日俱增。几十年后，刘抗在给傅雷儿子傅敏的信中写到当时的情境：花园很大，到处栽满了鲜花。花园的后面种着几棵大树。花园的一边是网球场，我们常常在那里打球。公寓的一日三餐都很丰盛。只要有外国学生来，欢快的气氛就会升腾。这栋楼里租住着十七八位长期租客，包括一对德国来的母女，一对埃及夫妇，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法属殖民地的学生。（葛月赞《刘抗的“上海时光”》）

　　虽然不知他们同时或者先后迁入，但这段生活让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持续到生命最后日子。

　　诺让市是一个理想的居住地方，但不到两个月，1931年1月8日，傅雷从这里发出另一封信，一封绝望呼喊的信：

　　亲爱的让，

　　非常感谢你的明信片。我犹豫了很久才回复，真的不知怎么写才好，心乱如麻。我的情况越来越坏，还要加上失恋，完全心灰意冷了。不仅手头拮据，更伤神的是陷入一个东西方危机中。我太过中国人了，无法完全变成欧洲人。反过来，我又太过欧洲人了，无法在古老的民族传统里生活。在法国度过这三年接近结束之时，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精神上的冲突，每天都遭受其恶果。我失去了爱情，过去七个月生活在爱情中，没有太多的情绪消沉。现在一切都完结了，既无法工作，又无法玩乐。我知道告诉你这一切令你难过，但有什么办法呢？我生来就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

　　你的妹妹和伊扎尔对我都很好。伊扎尔一直努力替我找点东西，但这很困难，而且，首要原因是我想回老家一段时间。不过，如果刘［海粟］先生不回去，我也不想离开，在中国会更加烦恼。即使能够在那里找到职位，一定要靠刘的关照。我在那里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一场无休无止的角力。而且，我太倔强了，不会强迫自己稍为顺从于社会的荒谬，尤其像我们那种社会！

　　我厌恶了生活，但不能不生活，悲剧就在这里。如果能够决心做一件事，一切将一了百了。但我不能够。

　　我的真正拯救将是我的死亡！我心急等待。我仍然打算改天来见你，但要等到有一百法郎可用。感谢你为我祈祷，以圣经的话来安慰我。但是……我不想冒犯你，告诉你这些精神努力对我毫无作用。请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不过这是事实，面对你的善良和无限的友谊，我感到自己不可原谅，负德背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于诺让市

　　对不起，这封信将会很晚才能到达你那里，因为我写好了，但在等待一张邮票寄出。

　　傅雷提到多种绝望原因，真正的祸端是失恋，而失恋根源在迁居。诺让市与巴黎相距只有二十公里，那个时代的交通不如今天方便，加上阮囊羞涩，无法天天进巴黎。法文谚语“眼远情疏”（Loin des yeux，loin du cæur）在这里找到具体例子，不出两个月，马德兰开始疏远。刘海粟晚年的回忆文章详细叙述过他们爱情触礁的故事，看似夸张的叙述在这封信里得到证明，傅雷的绝望信和他的买枪行动同出一辙。刘海粟欧游不属本文研究范围，但他与傅雷这段人生道路难分难解，所以也顺带收集了他的一些法国资料。他同期所写的《欧游随笔》和晚年回忆《情思不尽忆故人》《傅雷二三事》，尽管有些错误，但主体都能在法国找到旁证，因此，他留下的见证是可信的。

　　傅雷是一个纯情的年轻人，这件事对他的伤害之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一个小集体在身边，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渡过难关。刘海粟是过来人，除了以个人的社会经验去开导他，还和其他朋友一起，设法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外面世界，让他“在广泛的艺术气氛里，在生动的艺术生活中振作起来”。（刘海粟《情思不尽忆故人》）

傅雷《现代中国艺术的恐慌》（1931年）

　　在小集体关心下，风暴来得猛，去得快。傅雷迅速平息了对马德兰的激情，把爱情转回到未婚妻朱梅馥身上，生活恢复了正常。刚好艺术杂志《活艺术》（L'Art Vivant）在二月份向他约稿，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状况。他撰写了一篇长文《现代中国艺术的恐慌》（La Crise de l'art chinois moderne），发表在当年九月份“中国专号”上。回国后在1932年自译为中文，刊于《艺术旬刊》第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