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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四处奔走: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始末

发布时间:2022-02-21     来源:摘自《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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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病逝后,许广平在萧军的协助下,搬入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64号。为防备搜查,鲁迅的几百万字手稿隐藏在厨房墙角煤堆里。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了“孤岛”,鲁迅手稿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尽快出版《鲁迅全集》迫在眉睫。

  鲁迅本人生前曾有汇集、整理和出版全集的想法,并亲自手订有两份著述目录,一是分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的总目,一是分为十部的总目。遗憾的是,斯人已去,鲁迅未能亲眼看到全集的出版。

  其时国民党一党专制,草木皆兵,对新闻出版控制非常严格,出版个人全集要报批,而鲁迅的一些作品集属于当局查封的对象,所以国民党内政部迟迟没有答应出版《鲁迅全集》。鲁迅逝世后第九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称,刊印《鲁迅全集》,当“有政治关系”,“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

  许广平乃四处奔走,寻求出版《鲁迅全集》的途径。

  出版《鲁迅全集》,拥有绝对版权优势和人脉关系的是上海北新书局。鲁迅生前的著作多由北新书局出版,一度甚至多达近10种。鲁迅逝世后,李小峰还有心出版《集外集拾遗》、《鲁迅书信集》(普及本)等,并对出版《鲁迅全集》也顾盼有意:“出版全集,似可与单行本并行”,并且“敝意鲁迅先生著作之在北新继续发行,与尊(许广平)示所云与政府接洽及加以整理两点,固毫无抵触。”但北新书局与鲁迅生前有过版税纠纷,许广平于是不愿再由李小峰经手出版全集,便以“鲁迅先生生前原有汇集全部著作交与一家印行之意,此次为实行此意,已商经各书局同意,将出版权完全收回”为由,向李小峰提出收回版权的意见。对此,李小峰的态度是“以鲁迅先生生前对北新之关系及十余年之苦心维护,及北新对鲁迅先生始终保持最高之版税及最近沪平两地版税之按月致送,并无脱期及拖欠等项而言,论情度理,想(许)女士亦决不出此”。言下之意,仍想继续得到全集的出版权。

  鲁迅著作的版权在现代文学史上比较复杂,鲁迅逝世后,上海几家曾出版过鲁迅著作的书局大多已妥善解决了版权问题,如生活书店将鲁迅几本译作的版权按契约办理了解除手续,天马书店也妥善办理了《鲁迅自选集》和《门外文谈》的版权事宜,只有北新书局不肯放弃出版鲁迅若干著作的版权。于是,现代作家悉数出马与北新书局密切接触斡旋,现代文学的公共关系在这里集中展现,显得蔚为大观。如郁达夫说服李小峰“允交还一部分著作之单行出版权”,章廷谦等也参与了居间调停。但各方努力并未使李小峰完全让出版权。北新如此不顾情理,使鲁迅的朋友“殊觉不快”。

  既然北新书局因版税纠纷曾与鲁迅对簿公堂,此次出版《鲁迅全集》已“必不可靠”,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便希望其时中国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促成好事。如杨霁云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称:“全集出版处,鄙意以为商务馆为最好,如不成,只好自己设法影印而托内山先生计划发售。”

  许广平于是请蔡元培出面与商务印书馆接洽、推荐,又请马裕藻、许寿裳两人通过胡适转请于王云五。胡适在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之后,许广平致信谈及鲁迅遗作的出版计划,即鲁迅“生平译著约50种,其中惨淡研术,再三考订之《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对于中国旧学,当有所贡献”,“然此等大规模之整部印刷,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之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等。同时,马、许二人请胡适“鼎力设法”,胡适也“慨予俯允”,完全没有因为鲁迅生前与他门墙分列而作壁上观,民国学人的这种气度着实让人仰慕。

  许广平手持胡适给王云五的亲笔函与王云五商洽,王云五是胡适交往圈中的重要成员,见信如见人,当即表示“极愿尽力,一俟中央批下,即可订约,进行全集付梓”。当时计划将鲁迅的全部文字(200万字)分为10册,采取精装本、普及本的方式出版,并表示“在稿件交出后四个月或六个月内,即可出书”,对许广平要求“影印及排印二部亦完全同意”。许广平于是致信胡适表示感谢:“以商务出书之迅速、完备,规模之宏大,推销之普遍,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书能得早日呈献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唯先生实得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但由于前述北新书局拒绝让出版权,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的计划落空了,这不能不引为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一大憾事。

  在日寇入侵、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上海出现新闻出版控制缝隙的情况下,许广平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当机立断,由上海复社以民间的方式运作出版全集。“复社”是一家有明显左倾倾向的“地下书店”及出版团体,上海沦陷后,为方便出版如斯诺《西行漫记》之类的红色书籍,由胡愈之牵头成立,社址设在胡愈之家里,成员有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张宗麟任总经理。

  1938版《鲁迅全集》由胡愈之、张宗麟总揽全局并筹措经费,许广平与王任叔(巴人)为编校,黄幼雄、胡仲持负责出版,徐鹤、吴阿盛、陈熬生分别联系排版、印刷与装订事宜,陈明负责发行。从1938年初起,许广平与王任叔一道,以霞飞坊的亭子间为编辑室,日夜忙于编校,并找出原稿或初版本进行订正。同时,又随时与胡愈之、张宗麟以及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在底楼客堂碰头,就筹款、出版、发行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议。所做工作大致有四类:一是集稿,将先生单行本之外的散佚者集中起来。二是抄稿,王贤桢抄录《集外集拾遗》、《月界旅行》、《山民牧唱》,邵文镕与家人共同抄录《嵇康集》,郑振铎、吴文祺标点《会稽郡故书杂集》,王贤桢、单亚庐等抄录《古小说钩沉》。三是编辑,参照鲁迅生前为自己文集编的体例,精心设计。这一部分是全集的核心,郑振铎、王任叔做了主要工作,既考虑到了创作部分,也兼顾了译文,可以说基本反映了鲁迅文化活动的全貌。四是校对,金性尧、唐弢、柯灵、王任叔等一大批人参加这一工作。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事实上也参与到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中,最盛时参与编辑的有近百人,堪称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第一号工程。

  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为了筹集出版这部600万字巨著的款项,纪念委员会采取预收书款和募集捐款相结合的方法。如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领导人宋庆龄、蔡元培等署名通函向各界征求预订,引起热烈反响;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许多单位参与了筹款;在茅盾、巴金、沈钧儒、陶行知的热心号召下,还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的很多定金。至于全集的发行,王云五表示商务印书馆可以代售,但他估计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届时国人俱在颠沛流离之中,购买力实非平时可比,所以坚决不代收预约,这是对《鲁迅全集》在战争状态下出版缺乏信心的表现。所以《鲁迅全集》的出版,是复社一家单独完成的。

  1938年6月至8月,在禁出红色书籍的上海孤岛,仅四个月时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复社出版的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陆续出版。《鲁迅全集》包括著作、翻译和辑校古籍三部分,由蔡元培作序,许广平题跋。分为纪念本和普通本,纪念本又分为乙种和甲种,乙种用重磅道林纸精印,32开本,真金滚顶口,深蓝丝绒封面,外套为楠木双层书箱,阴文镌刻“鲁迅全集”,编号印制200套,定价200元。这套书目前的身价已逼近普通宋元版本,弥足珍贵。甲种纪念本也是32开,红漆布封面,红色涂顶,书籍纸印,售价50元。普及本的开本与正文和纪念本相同,封面大红纸面布脊精装,正文报纸印刷,售价为8元。由于普及本是通过预订的方式发售的,定价8元属价廉物美,其时许多新文学作家都预订购买了普及本的《鲁迅全集》,以示学习和纪念,无意间也收藏了一种珍贵的新文学版本。

  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据周海婴回忆,“这套全集的纸型,更成了我们在孤岛赖以生存的依靠。”当然也有借此谋利的,许广平在1940年1月3日写给郁达夫的信中说:“《鲁迅全集》虽出了,但头两版因要普及,殉朋友之情,每部(二十册)只受版税一二元,其中便宜了托总经售的书店,他们费国币十一二元买下(名为读者预约),再在香港南洋卖外币若干元,转手之间,便大发其财。”足见鲁迅著作强大的艺术感召力和“票房”号召力。

  1938版《鲁迅全集》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效率之高,在今天看来亦颇不容易。而其影响广大,至今无与伦比。“复社”在出版史上留下的这一功绩,已成为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而引人深思的是,1938版《鲁迅全集》居然是上海复社这样一家“地下”和“民间”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这对现代文学及其出版史而言,多少暗含几多讥讽。

作者: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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