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春天，五高成立四周年，开了个盛大的庆祝会。母亲抱了我去，让我看表演，结果反被人家看了去。我穿的是才从观前街买回来的海军装，方楞出角的大翻领拖到了肩头后边，没遮阳的平顶帽子后头却拖着两小段黑缎带，这身奇装异服倒引起了轰动。许多人逗着我玩儿，逗得我憋了满肚子气。章君畴先生从苏州带了一小队童子军来演示。他腰间挎着个小照相机，给我和母亲连拍了两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我满脸的不高兴，还有母亲脑后的发髻。

　　章先生还给我父亲母亲拍了张肩并肩的半身相，格局颇像结婚照。母亲团团的脸庞像用圆规画的，微微笑着；眉毛稀稀朗朗，正是父亲经常开玩笑说的，“淡淡春山有若无”。父亲也微微笑着，眉毛墨黑，头发也墨黑，又留得长了些儿，嘴唇上髭也墨黑。苏州那时有个规矩，也许别处也如此，男子死了父母，一年之内不得理发刮胡子。往往里边老人家快断气了，外边已经手忙脚乱，还得差人赶忙去唤剃头匠。拍这张相片的时候，我祖父过世还没满一年，父亲只好把唇髭留着。母亲当然穿的素，在黑白照片上不怎么显眼。

　　“游踪初印杭州”，没留下照片；“惜别通州”，更不必说了。在甪直，倒留下这么一张，可是跟《扬州慢》中的三句又不十分匹配。《扬州慢》说的是：“惯来去淞波卅六，篷窗双倚，甫里苏州。”“甫里”是甪直的别名。“淞波”指吴淞江上的波浪。这吴淞江从苏州到甪直，水程三十六里，再往东并入苏州河，流进上海的黄浦江。我家迁居甪直以后，父亲母亲经常一同进城访亲办事，所以说“惯来去”。乘小汽轮拖带的航船，得花五六个小时，两人闷在舱里遥望着窗外，只盼着能早点儿见到那三棵老银杏的树尖。要是身边带着我，要是我胸前又挂着个小“傻瓜”，只消咔嚓一下，不就把这个可纪念的场面锁定了，如今也后悔莫及。可是也不打紧，只要细细找，在我父亲的文篇中，类似这样的镜头还不少。如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他写的那个短篇《伊和他》里就有。

　　短篇只写了两个人：“伊”是我母亲，“他”就是我，还不足两岁四个月。那天吃过晚饭，母亲抱着我在窗口数天上的星星，忽然飞来一只蜻蜓。我拿握在手中的玻璃镇纸扔出去打蜻蜓。蜻蜓当然没打着，那沉重的玻璃球落下来，打在我母亲的左眼角上。母亲痛得流泪了，把脸埋在我胸前。我吓傻了，双手捧起母亲的脸，看到母亲的眼角又肿又紫，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满脸蒙着泪水。母亲吻着我的额角，脸上现出满足的微笑。故事到这儿就完了。也算是小说？这个我答不上来。只知道这篇《伊和他》曾经常被选进国文课本。

　　还有《地动》，那篇小说的小主人公，父亲也是比照着我写的，说我才两岁半，每天吃过晚饭就缠着他讲故事。他随口编，我都当成真的，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天，故事才开了头，地忽然震动起来，把故事打断了。第二天晚上，我照例摇着父亲的膝盖，央他“再讲一个”。他说：“好，今天就讲地动：有个地方有一座高塔，高得能碰着云。有一天地动了，动得比昨天厉害多了。高塔不停摇晃，倒下来摔成了六段，有个匠人走过看见了，觉得挺可惜，提来了一大桶糨糊，把塔一段接一段粘起来。太阳落山，那座高塔又站在老地方了。”我听得出了神，可是不满足，还要父亲“再讲一个”。母亲向着我，也说：“再讲一个吧，就讲地动时候的一个小孩。”题目都有了，父亲只好再讲一个。这个故事把我惹哭了，哭得伤心透了。

　　父亲说：有一天地动，也比昨天厉害，屋里的东西全在地上打起滚来。有个孩子在场上玩，也身不由己打起滚来。他滚过了昆山，滚过了上海，再滚过去就是大海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滚得格外快了。滚过了大海，滚到了外国，才让一座高墙挡住。这时候来了一个人，看到他躺在墙边，拾起来放在上衣口袋里。那个人回到家里，吃了晚饭，看他的报，写他的信，读他的书，后来解开上衣要睡了。孩子在口袋里大声喊，那个人才想起口袋里还有个拾来的孩子，把他取了出来，问他喊个什么。孩子说：“我还没吃饭，我要我的母亲……”听到这儿，我已经受不住了，眼眶里含满了泪水。父亲还接着往下讲：那个人对孩子说：“你的家远着呢。饭，我给你吃；母亲呢，隔几天再回家去看吧。”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退到了母亲身边。孩子见不着母亲，这样可怕的事儿，我从来没想到过。母亲抱起我，亲着我说：“你的母亲在这里呢。”祖母也安慰我说：“你的母亲在这里呢！”都没有用，我哭得气都喘不过来了。父亲的故事不得不草草收场。他说：那个人对孩子说：“你要马上回去也可以，先唱支歌谢谢我。”孩子唱了一支《种田牛》，唱得真好听。那个人拿一张邮票贴在孩子的额角上，带他到邮局去一寄，邮差当天夜里就把他送到了家。母亲站在大门口等着他呢，把他搂在怀里，娘儿俩都快活得要酥了。

　　娘儿俩快活得酥了，我可抽抽噎噎，还哭个没完。可是尽管我伤心成这样，尽管我的脑袋又大，对那个晚上也没留下一丝儿印象；真亏得父亲写下这篇《地动》。倒是那孩子唱的《种田牛》，我至今还记得：“一只种田牛，站在田横头，拉起犁头，‘咯吱咯吱’走。”“咯吱咯吱”是牛蹄子踩在水田里的声音。母亲唱着，父亲弯着腰，两只胳膊背在身后，拉住我的双手，按着拍子，一步一摆朝前走；我这个犁头就一步一摆跟在后头，跟着母亲唱。在甪直，母亲教我唱会了多少支歌呀，至今还能唱全的，数来不满五支了。

　　写满十段，已过了五四，文学研究会即将成立。我回转头去检查了一遍，最放心不下的是“时间差”，或者升格称作“世纪差”。事情发生在多少年前，用一个数字就足以交代清楚，可是那时人物的装束、谈吐，以及所处的环境，经过这许多年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光从一个数字是看不出来的。譬如我母亲到甪直是五四之后，她不可能穿旗袍，也不可能穿对襟短袄，斜襟衫上的纽扣一颗颗都得扣上；这是时尚，不这样做别人就看不惯。

　　我不过举个例子而已，如无必要，这些过了时的规矩当然用不着再啰唆。可是没给皇废基加上句必要的说明，我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读者。如今在苏州的老城圈里，皇废基也是个数得上的热闹繁华去处。年轻的读者恐怕很难想象，我父亲上草桥的时候，那儿却是一片荒凉，不见一处人家，甚至难得有人走过。那时候城里非常之静，太阳当头，隐隐听得“蓬蓬蓬”三声炮响，连老太太都知道那是皇废基放“午时炮”；皇废基究竟在哪儿，她也许一生也不会知道。“午时炮”是便民的报时举措，炮架在一座小山似的瓦砾堆上。这样的高墩在皇废基有好几座，可以说是朱元璋打垮张士诚，最后夺取天下所树的丰碑。高墩上流下来的雨水，汇成长满菰蒲的野塘。此外就是又高又大，长条拂地的老柳树。景色四季转换，朝晚更迭，父亲在日记中星星点点，记下了不少，还有专写同学们在这儿做野外战斗演习的。父亲把这儿唤作“亲爱的皇废基”，说跟同学们在校门口迎风站一会儿，也觉得心头无比舒畅。谁要是绘辛亥前后草桥学生的群像，可不能忘记把当时的皇废基作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