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 意大利的荣耀

　　1931年初，眼看中国艺术展览会无法实现，国内又需要他回去，刘海粟计划春天一到就回国。就在这个关节上头，他接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的邀请，去演讲中国艺术。这个意外事件不仅让他们重燃艺术协会展览的希望，而且想到把展览会扩展为欧洲多国巡回展出，可以增加影响。商量既定，刘海粟匆忙出发前往德国，傅雷晚一点动身，目的地意大利。

　　现在广泛流传的傅雷意大利旅行护照图片，就是这次旅行的见证。护照在1931年3月17日由巴黎中国公使馆发出，刘海粟此时已经到了法兰克福，正在准备19日的演讲。使馆发给傅雷一份公务护照（Passeport officiel），持有人“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进行艺术考察”。背面加签了法国外交部进出境和意大利大使馆入境签证，与护照发出同一天办妥，可知所有手续都由使馆代办。

　　根据护照留下的过关印章，傅雷乘搭火车出发，在3月23日经过法国边境的莫达讷镇（Modane）进入意大利，回程在5月7日，也是乘火车，从米兰经过布里格镇（Brigue）进入瑞士，在洛桑转车后，同一天由瓦洛布镇（Vallorbe）返回法国。傅雷绕道瑞士是既定路线，他利用这个机会，欣赏意大利和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风光。

　　这次长达四十四天的旅行，在《傅雷自述》中只有一句话：“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到了1963年10月14日写信给儿媳弥拉时，增加了很多细节，让人感觉到，意大利之行是他在欧洲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此外，我只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去过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岛，没能去佛罗伦萨及威尼斯。当时我很年轻，而学生的口袋，你们不难理解，时常是很拮据的。相反的，我反而有机会结识罗马的杰出人士，意大利的作家与教授，尤其是当时的汉学家，还有当地的贵族，其中尤以巴索里尼伯爵夫人（一位七十开外的夫人），以及她那位风度绰约的媳妇Borghese（博尔盖塞）公主，对我特别亲切。由于她们的引荐，我得以在六月份应邀于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及罗马扶轮社演讲，谈论有关现代中国的问题。我那时候才二十三岁，居然在一群不仅杰出而且渊博的听众面前演讲，其中不乏部长将军辈，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金圣华译文）

　　这的确是少见的经历，只有通过特殊途径才会实现，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有过他的体验和运气。他在旅途第二十六天，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让，

　　请原谅我，到意大利后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你。这些天在罗马很忙碌。谢谢你向我推荐你的朋友梅那斯。他是如此令人喜爱，对人如此亲热，以至我仿佛在他的身上找回了你。奇怪的是，他跟你非常相像，无论举止姿态，最微小的举动，更不用说谈话了，他以整个心灵参与其中。我很高兴认识他，他还把我介绍给了他的亲戚甘齐亚先生和夫人。他们对我这么好，把我介绍给许多重要的意大利人物。

　　由于他们对我的国家无限喜爱，听到我们正在巴黎筹组一个中国艺术活动，立即安排我和上层社会、艺术界和文学界接触，以便我能够知道概况，以及向他们演讲一次，让我能够稍后有机会在罗马举办中国艺术展览。我因此结识了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她的儿媳是博尔盖塞公主），她对我如此感兴趣，把我推荐给艺术部次长。我昨晚到她家里晚餐，与她长谈。她将设法让我到“罗马联谊会”发表关于中国的演讲。甘齐亚夫人还把我推荐给意大利元帅加维格里亚阁下，他到过中国，是一位最赏识我们国家的人。我很高兴这次罗马之行，未料到在意大利大受欢迎，这一切全靠你！

　　我在这里还要多逗留十来天。我已经去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前后八天。我很高兴参观了庞贝。西西里岛很美，但不太令人心醉，我们国家也有迷人的海岛，从上海到马赛的旅程中，我看过更美的海岛。我即将前往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三四周内返抵巴黎。

　　斯特拉帕蒂是一位记者，总是很忙碌。你告诉他的黑人同学德斯塔（如果我没记错名字的话）的悲哀消息，他转告我了。

　　我与梅那斯详细讨论过青年的精神忧虑和宗教意识问题。我相信自己现在进入了一种新的心态，更加合乎事实。尽管我在欧洲接受教育，而且跟像你那样虔诚的天主教朋友密切来往，我最终回归到我们固有的哲学观念。通过每天的自我分析，我发现我的心灵其实没有受到宗教忧虑引起的痛苦。中国社会和道德长期混乱，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浪漫主义，我经历了一场这种浪漫主义的狂热后，开始平静下来，与其从基督教信仰找寻和平，不如神游物外，超脱自我。这是我们的心理。伊扎尔说得对，无论如何我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以无比的顽强抵抗西方所有企图。混乱持续了一百年，仍在继续，就是明证。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像五十年前的日本那样，接纳了全盘现代主义（当然，日本也保留了固有的特性，但它迅速找到了一种方式，不必经过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激烈斗争），我们早就得到和平。但是我们的文化太深刻、太坚固，遇到西方精神潮流的时候，无法在短期内找到精神的平衡。与其他文明相比，佛教的哲学最接近我们的心理，因此很快被中国人接受。然而，必须知道，我们的灵活性还不至于完全采纳任何一种教条。中国的佛教与原来的完全两样。因此，固有的古老中国继续存在，并将存在下去。按照我的想法，中国迟早会经历一个第三次文明，以传统为基础，从西方新精神汲取养分。我很想知道你有关的看法。有暇请来信罗马。亲爱的让，谨致亲切问候。

　　傅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于罗马

　　傅雷带着达尼埃鲁给他的两个地址去罗马。第一个是记者劳斯特拉帕蒂（Strapati），没有特别神通，只找来一些画家朋友。幸好还有另一个地址，梅那斯（Jean de Menasce，1902—1973）是一位埃及出生的犹太青年，出身银行世家，天资过人，谙十七种语言，后来成为著名的神学家和世界有数的伊朗学家。他在1926年二十四岁时皈依天主教，傅雷到罗马的时候，他正在多明我会当修生，这个教派的总部在罗马。他本人不熟悉美术界，但他知道堂姑妈姑丈交游很广，把他们介绍给傅雷，傅雷一下子就得到他们的欢心。

　　堂姑妈戴安娜（Diane de Menasce，1882—1961）跟梅那斯一样，在埃及出生，1921年再婚，丈夫是意大利人甘齐亚（Adolfo Gancia，1891—1966）。他长期担任罗马扶轮社分会秘书，日常工作不离和名流巨贾打交道。在他引见下，傅雷拜会了加维格里亚元帅（Enrico Caviglia，1862—1945）。这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军人，1919年出任过国防部长，1926年获元帅衔。他在1904年至1911年担任过驻东京及北京使馆的武官。

　　同一时间，他又被介绍给马利亚·巴索里尼伯爵夫人（Maria Pasolini Ponti，1857—1938）。这位名门贵族有很高文化教养，既是慈善家、妇权运动的先驱，又是作家。当她知道中国艺术展览计划后，立即为傅雷策划了一连串活动，以促成展览会在意大利举行。她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和傅雷见面，获得官方对展览的支持。为了提高傅雷知名度，方便和其他人打交道，她安排傅雷去罗马联谊会（Cercle romain）演讲。这个组织单看名字会误为俱乐部，实际却是历史悠久的政治团体，在政坛上有重大的影响力。后来改变计划，改由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举办，这个高山仰止的学术殿堂更适合傅雷的书生身份。甘齐亚知道后，毫无困难地在扶轮社安排了另一场演讲会，作为配合。

　　地理学会成员都是教授和学者，傅雷甚至不够资格当他们的学生，但他的名字居然留在该会的官方刊物上。这一年五月号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Bolletino della R. 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a），在“会务栏”下面，按日期列出过去四个月的四场演讲会，最后一场是傅雷的演讲：

　　五月一日，在学会本部，由瓦加教授（prof.Vacca）主持，傅怒安学士（dott.）报告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状况。

《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刊登傅雷演讲会消息（1931年）

　　傅雷是否第一个在地理学会和扶轮会演说的中国人，尚未做过考查，但是他的胆色教人敬佩。以一个来去匆匆的旅人身份，一个没有拿过任何大学文凭的非正规大学生，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竟然敢于接受这场挑战。难怪他多年后回忆，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他能够在社会高层来去自如，谈笑自若，吸引了一个又一个人对他发生兴趣，就可以知道他的才气在此时尽情发挥出来，他的焕发风姿给意大利人一个崭新的中国人形象。

　　傅雷在意大利的交谈和演讲内容，令人很感兴趣，他在1934年致罗曼·罗兰信中，长篇复述了加维格里亚元帅的谈话，却对自己说话一字不提。经过多次搜索后，最近发现他的演说稿不仅仍在，而且在离开欧洲前，已经整理成文留在法国，由《精神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在1932年1月号发表。这本法文天主教月刊在1928年由多明我会一位神甫创办，在巴黎出版，1956年终刊。梅那斯是多明我会修生，马里丹和这本杂志编辑部关系密切，傅雷的讲稿必定由他们其中一人转交。

　　杂志的开本不算大，跟普通图书差不多，傅雷的文章占去20页。标题很形象，《十字路口的中国》（La Chine au carrefour），作者身份“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编辑为他的文章撰写了一段提要：

　　中国遭到不幸。文章的标题已经引起我们的关心。它将以何种方式挣脱目前的无政府状态？它能否在自己内部找到力量？或者尽管经历过一次失败，它会不会苏维埃化？这个严重的问题如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见证。

傅雷《十字路口的中国》（1932年）

　　文章首先介绍慈禧以来中国的分裂与统一的痛苦过程；傅雷以参加学生运动的亲身经历，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中国革命图画；他没有粉饰现实，如实地叙述了革命带来的残酷代价。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能够随口说出一些统计数字，就像一个职业政治宣传家那样。这篇时政文章和他的象牙塔书生形象不一致，这是另一个傅雷，一个忧国忧民、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

　　傅雷在5月7日返回法国，立即忙个不停：

　　前日（5月11日），法国美术学校校长倍斯南德（A.Besnard）邀请刘氏举行茶话会，招待政府要人及当代文艺学术界等名流，一一相与介绍，并报告刘氏之历史，参与者莫不交口称誉。我国公使亦定5月19日在公使馆与刘氏举行宴会，遍邀外交界教育界巨子宣扬我国文化及刘氏艺术。（上海《申报》1930年5月30日）

　　刘海粟在法兰克福的小型展览出人意料地成功，乘着浪头，取得高鲁公使的支持，不等傅雷归来就开始准备一度放弃的巴黎个人画展。两个茶话会为展览造势，傅雷作为艺术协会秘书和刘海粟的翻译，担当很重要的角色。幸好他经过罗马的洗礼，熟悉这些场面，应付起来游刃有余。但事情实在太多，出了一个小岔子。他回来后不久写了一封信给马里丹：

　　敬爱的大师，

　　久未修书，至感抱歉。由于中国艺术展览会没有办成，有一段时间心事重重。但是我们现在准备提出一个更大的计划。一个月前，我们的展览会主席去过柏林，与德国政府商定在1934年举办一次中国展览会。我本人上星期四从罗马回来，也得意大利人的同意，在1933年展览。巴黎的展览则在1933年冬天举行。

　　我认识了罗马知识界一些受人注目的人。人家让我到扶轮社演讲，另一次在皇家地理学会，以“现代中国”为题。

　　我也遇见梅那斯先生，他要我转达敬意。

　　请告能否日内一个星期天来默东拜访？希望七月份返回中国之前，能够再次见到你。谨向大师致意，并候尊夫人大安。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又及：

　　现在地址：马尔尼河诺让市，大街四十号，傅怒安

　　电话：特兰布莱区 04—74

　　得到对方同意后，他选择月底星期天见面。但信发出后第二天，他发现日期冲突，连忙去信更改约会：

　　敬爱的大师，

　　我得到拉卢瓦先生的应允，为我们的画家刘（海粟）先生写展览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刘先生住的旅馆，观看他的画作。

　　我昨天考虑不周，约了星期天三十一日见面，这一天是刘先生画展开幕的前夕，我肯定抽不出时间来访。敬请将见面日期延至六月七日星期日。如不反对，我将与我的朋友萨尔一起来。我曾提过这位意大利青年诗人，他很高兴能认识你，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钦佩你。

　　很想拜读大作《最高权位与教权》（La Primauté et le spirituel），尚祈通过出版社赐寄一册，最好有亲笔签名。

　　先此感谢，并致敬意。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

　　6月1日，刘海粟展览会（Exposition Liu Hai Sou）在第六区塞纳街四号克莱曼画廊（Galerie Kleinmann）开幕。这次和上两次沙龙大不相同，多份报刊报道了消息，大部分加上简短介绍，有些使用“著名画家”的说法，好像法国人已经认识这个人；还有新词组“上海画派”（l'Écolde de Shanghai），把刘海粟画作纳入法国当代美术的组成部分。所有报刊都指出他的作品模仿西方大师，但自成一格，技巧不差，给人美感。展览会为期两星期，至6月15日结束，画廊租金不菲，但有中国公使高鲁赞助，顺利完成。

　　画展时间本来不合适，与6月11日开幕的杜乐伊沙龙冲突，刘海粟有四张画参展。但是七月份就要动身返国，别无选择。不过，他不会后悔，因为个人画展的推广活动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网球宫博物馆（Le Musée des Jeux de Paume）馆长德札鲁阿（André Dezarrois，1889—1979）到杜乐伊沙龙参观时，选购了他的油画《卢森堡之雪》，这是法国博物馆第一次收藏中国当代油画。这张画展出时题名《风景》（Paysage），与另外一张画相同。

刘海粟画展海报（1931年）及法国政府选购的《卢森堡之雪》（1931年）

　　这件事能够实现，傅雷功劳至大，他在《傅雷自述》少有地自我表扬，因为他明白其中重要性：“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刘之作品一件”。当时法国政府没有美术部或文化部，博物馆归教育部管理。傅雷的“活动”集中在五月份的两次官方茶话会，他努力向到场官员推荐，最重要说服他们到画展观看。事前应该没有和刘海粟商量过，一方面没有把握，另一方面他心目中宣传的目标不是刘海粟本人，这是他的第一篇法语文章指导思想的延伸。他跟其他中国画家那样，不服气日本作品占尽风头，要向法国人展示中国当代新生绘画的美好形象。如果说运气，那天到场的官员是网球宫博物馆馆长。法国公立博物馆数以千计，但分工明确，这家博物馆专门收藏“外国画派”的作品，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纯艺术角度来说，“上海画派”远未自成一家，但西方艺术开始进入中国艺术却是事实。法国人明白他们购买的不仅是一张中国作品，也是一件历史的见证物。

　　这一年的11月18日，网球宫博物馆按照规定，展出本年入藏作品，教育部副部长是所有博物馆最高主管，亲临揭幕。展场上日本画家泛滥，小国寡民，竟有九人入藏，其中一个是女画家，而中国只有刘海粟一个人，傅雷活动的重大意义，在此显现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