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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欧洲岁月(之七)

发布时间:2022-03-10     来源:摘自《新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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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 九一八轮船

  刘海粟个展结束后,傅雷开始收拾行囊,准备一起返国。他写信向欧洲朋友道别,包括瑞士圣扬乔而夫的房东夫妇。中国公使馆在1931年8月4日为他办理返国手续,在意大利之行的护照上增加目的地中国,第二天又派人到法国外交部和英国大使馆加盖沿途签证。

  8月14日,他和刘海粟夫妇从马赛登上法国邮船舍农索(Chenonceau),经过一个月旅程后,在到达上海前一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达尼埃鲁:

  亲爱的让,

  非常对不起,几乎不敢请你原谅。出发前没能履行诺言到拉瓦尔见你,现在后悔莫及。旅程中也没有写信,因为过于懒散。天气闷热,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无精打采。明天就抵达上海,无论如何也要在上岸前写好信。因为到达之后,亲戚和朋友会令我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来,我的沉默就会无限期延长。

  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如你所知,我和刘(海粟)一家同行,船上还有友人拉卢瓦先生,他身负官方任务,前往中国考察中国古代音乐。这位非常友好的汉学家,喜爱中国文学和哲学,并且理解颇深。刘先生和我打算帮助他,在中国办理必要的手续,让他能够听到孔庙祭祀大典才会演出的中国古代音乐。

  近乡情哀,洪水和无休止的内战造成重重灾难。我在法国被娇纵了三年,享受过多的太平,对家乡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但我有一点引以自豪,没有数典忘祖。相反地,在欧洲三年之后,我对我们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从未像今天那么热爱。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年轻人诅咒它,但与试图从海外输入那一套比较,它显得无比优越。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无法改变。植物胚芽撒到异国土地,不可能像在原产地那样生长。一百年来,我们只想抄袭这种或那种不适合这个古老国家的系统。革命者犯了错误,没有研究中国本身,对辉煌的过去一点也不懂得珍重。我这样说,并非因为我反对现代化改革,而是我认为抛弃本身的文明和文化,全盘借用西方是非常危险的。我最担心在拥有物质文明之前——姑且承认这是二十世纪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文明。这才是真正的野蛮行为。我们船上大约有十位同学,在欧洲各国留学,我非常难过,看到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既对自己的优良传统一无所知,又没有深入认识西方。你们法国人,你们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推动了法国大革命,但你们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苦难。中国从未有过这种先驱者的思想,而我们却希望在几个月内就把君主政体改成共和。这太美了,我们没有成功。今天受到这些可怕的混乱局面的严厉惩罚,实在咎由自取。

  这是我回到中国时的感想。我想深入研究古代的东方,以及当代和历史上的西方。

  为了谋生,我会进入上海美专,担任一些艺术史课程。也许我们能够创办一份艺术杂志。

  看到自己已经忘记了很多法语,心中不免难过。我会尽力和你这位欧洲最好的朋友保持联络。

  问好。

  傅怒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

  于舍农索邮船,抵达上海前夕

  这次旅程与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的不期而遇,留下了刘海粟那张拉卢瓦速写像,长篇的题词教人想象联翩。拉卢瓦曾为刘海粟展览作序,不会不记得这两位中国人,他从中国回来后,在1933年发表了游记《中华镜》(Le Mirroir de la Chine),书中很多中国人的名字,独缺傅雷和刘海粟两人。最近看到他的旅华日记,才发现没有名字不等于没有记叙,他灵巧地使用代名词,一个“画家”,一个“长人”(long),一个“中国人”,知者自知,不知者不知。可能他身居要职,外出时事事小心,养成这种习惯。何况《中华镜》提到船上“中国朋友”时,只讲过一件晦气事,更有道理不透露名字,以免予人难堪。

  傅雷的信说在船上过着“牲畜般日子”,这是实话,拉卢瓦在8月14日第一天日记也使用类似的比喻:

  我的中国朋友住在三等舱,每个房舱住四个人,你叠我,我叠你,直角排列,好像鲱鱼罐头。我会每天早上十点和晚上五点去看望他们,闲谈一下。长人的眼镜掉进一个洞里,无法取出来。

  想象一下,双层卧铺,L字形排列,我头接你脚,要睡一个多月,实在难受。傅雷运气不好,第一天就丢失眼镜。

  但是傅雷的信又说:“我们的旅程总算极好”,那是全靠拉卢瓦。邮船等级森严,旅客各有活动地方,从高等去低等没有人理会,倒过来就要小心。傅雷上过头等舱找拉卢瓦,穿得“衣冠楚楚”。拉卢瓦是明理人,主动下去看他们,每天两次,大家坐到甲板上,以中文交谈,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除了他们,还有一个留学伦敦的中国学生参加。

  第五天,邮船抵达第一个港口,位于苏伊士运河进口的埃及塞得港。停泊妥当后,乘客纷纷下船去松动,拉卢瓦带着傅雷上了岸:

  我认识一个中国人,住在三等舱,第一个晚上就丢失了眼镜。他睡在上层床位,睡觉前把眼镜放到身后,以为是一块平板。其实是两堵隔墙之间的空隙,必须拆墙才能找回眼镜。人家安慰他,已经有过不止一件东西从这里掉进去,全都留在里面。他以他们国家那种好脾气告诉我这件事,说话时差不多跟法国人开心时那样。但是他的两颗黑珍珠,夹在眼皮之间,不够应用。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引起我的同情,应承帮他。我们去的第一家商店的掌柜是一个高傲的德国人,不过很认真。他们没有这种货,但知道何处能找到。他叫人带我们去,这是一个黑人,一声不哼,却很英俊,土耳其帽歪到后边,延伸了脸部的曲线,一件蓝色棉质无袖阿拉伯长衫,像喇叭一样罩着宽阔的肩膀。他轻松地大步前进,我们在后面追赶。

  配镜师明白我们的解释,动手调校镜片,我趁机走出门口,以为偏僻的小巷没有人。一个阿拉伯人突然冒出来,拿着一大筐东西,要卖给欧洲野蛮人,嘴着叽里咕噜,夹杂几个法文字。我不理会。他一再开始,杂入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甚至俄语,没有用。他开始不耐烦了,这时候我的同伴出现,小贩嘴里嘟嘟囔囔:“噢!中国人!”他离开了,心中想:还要学一种语言!(拉卢瓦《中华镜》)

  傅雷接受了拉卢瓦的帮助,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道谢,为他上汉语课,如果这件事由他主动提出,那就有点不识泰山。拉卢瓦专攻音乐史和理论,罗曼·罗兰1906年辞去索邦大学音乐史教席,就是由他接替。他从1900年开始学习汉语,不出数年工夫,专著源源而出,《中国音乐》(La Musique chinoise)、《淮南子与音乐》(HoaÎnân Tzè et la musique)、法译马致远《汉宫秋》(Le Chagrin dans le palais de Han)等。他能够以中文和中国人交谈,而《中华镜》开章第一页就引用了屈原《招魂》两节诗,用得很恰当,法国人早已视他为汉学家。同样,傅雷说与刘海粟商量,协助拉卢瓦去听中国古乐,其实拉卢瓦身为巴黎歌剧院秘书长,又是代表政府来考察,早已通过外交途径,以及中国老朋友的关系,安排好一切,不必像他们初到法国时那样盲碰盲撞。

  1931年9月18日,法国邮船进入黄浦江。傅雷回到分别了三年九个月的上海。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于巴黎

作者:刘志侠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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