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1932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鲁迅住在大陆新村，和我家有一定距离。据我母亲回忆，我父亲是经常去鲁迅那里的，而我母亲和孩子每周六都会去一次。三个孩子一起去怕太吵闹，父母每次只带一个。因此，我要三个星期才能见到鲁迅一次。海婴比我大三岁，我每次去鲁迅家，就是和海婴一起玩。当时我还太小，懵懵懂懂的，对事情没有什么记忆。鲁迅去世时我才4岁，对人的死亡似懂非懂。母亲抱着我去给鲁迅送葬，我认为鲁迅伯伯睡着了。但送葬时有许多挽联，放到家里，心里还是感到了一种与平时不同的气氛。有一天晚上做梦，梦里听到鲁迅伯伯正从楼梯上一步一步走上来，我害怕地惊叫，让爸爸快把我藏起来，藏到抽屉里。啊！光阴易逝，一晃85年过去了！想来今天世上亲眼见过鲁迅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
在上海我们搬过多次家，最后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我在那里上了小学和附近的培成女中。两个姐姐也在那里上过学。因为上海形势险恶，我们在学校里填写家长姓名时都用了假姓氏。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失业在家。有时会有一些朋友来，记得梅益、潘梓年来过我家，大人们具体谈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抗战胜利后，大姐（周晔）先是在之江大学读书，后来转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一所基督教会办的贵族学校，学费很贵，按我家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让她上这样的大学的，我现在猜想是党安排她去做学生工作的。1948年夏天她走了，也许去了解放区，一年后才得以重逢。
从黑暗走向黎明
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打得正酣，国民党惶惶不可终日，上海形势愈发紧张。大约10月的一天，我已经上学了，父亲赶到学校给我写了一个假条把我接了出来。父亲、母亲、二姐、我与艾寒松一家（夫妇二人和女儿）登上了去北方的海轮。我 们在海上漂泊了好几天后到了天津，父亲扮作了商人，住进一家旅馆。艾寒松联系到了党的交通员，一位年轻人，带我们两家人坐上一只渔民小船，到了台头镇渔民家里。路上曾遇到国民党士兵査问，我们就说是商人回乡探亲。那时形势相当混乱，这些士兵其实也知道我们要去解放区，不过已无心仔细査问，无非想要点外快。但我们匆匆离家，随身一无所有，艾寒松把仅有的一支钢笔给了他，总算放我们过去了。因为此地不安全，我们在渔民家大炕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就又急忙上路。带路的同志专门为我们雇了一辆带胶皮轱辘的大马车让我们坐在上面，我吃了一颗药就躺在铺盖卷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就这样也不知道颠簸了多长时间。一天到了泊头，听大人说这里较安全了。又在大车上坐了好几天才到了石家庄。中央交际处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是一所日本式的房子, 可能是日军占领时盖的，有拉拉门、榻榻米。艾寒松一家就在这里与我们分手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江西省教育厅长）。
在石家庄住了几天，说还是不太安全，傅作义的马队几小时就能到达。于是我们乘卡车到了平山县李家庄。那里是中央统战部驻地，离西柏坡有几里地，不少民主人士都住在那里，与我们同在的有吴晗、胡愈之、沈兹九等。1949年元旦，中央在西柏坡开联欢会聚餐，我们受邀到会，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就餐时我就坐在刘伯承旁边。有一次看戏，又见到了毛主席。二姐周瑾因为是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的，不久就被分配到军委卫生部。 我那年17岁，本来想在当地上学，但李维汉说：“北京马上要解放了，到北京去上学吧。”
周建人夫妇在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
走在光明的大道上
1949年1月底，北京和平解放了。我们一批民主人士家眷坐上一辆大卡车，走了两天，夜间住在一家大马车店上，大家都挤在一个大炕上。一路上看到整编下来的傅作义军队士兵，路上还很危险。1月30日晚上约10点到了清华大学，睡在一间教室里。1949 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我们清早赶到北京前门箭楼上观礼，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的壮观场面。北京市民对子弟兵表达出来的热烈真挚的感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进京后，我进入贝满女中（今166中学）上学。1951年毕业后，我本来已经考取清华大学经济系，后又被派到苏联留学。开始我被安排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但那里教的是俄文的编辑和出版，不适合我国的情况，所以第二学期我就转到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1956年学成回国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工作。1961年，教育系成立外国教育研究室，即现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的前身。翌年，我被调到该研究室工作，一直到1995年退休。
解放后，我母亲到上海旧居整理东西。居然在上海车站偶遇大姐周晔，真是喜出望外。至此全家才得以团聚。
进城后与许广平、周海婴在北京饭店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政府工作，直到196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宣布他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我们才知道他是1948年4月入党的秘密党员。他内心其实一直想做一名普通的教师，想到大学工作，最好做图书馆馆长，多读一些书。他骨子里还是读书人啊。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主席周建人之女、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