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了草桥，也逐渐沾染上了当时苏州文人的习气。在日记中最显眼的，无过于泡茶馆，几乎无日不去，也有一天去几回的。苏州的茶馆规模都很大，门面格局，跟话剧《茶馆》第一幕的布置略相仿，只是沿街有个特大的铜壶，几口大水缸。大铜壶的中心其实是炉子，最上层的水老开着。铜壶盖上有个漏斗，漏斗管直通壶底。冲茶的伙计右手舀一勺凉水倒进漏斗，上层的开水就从壶嘴溢出来，灌进伙计左手提着的铜壶。这种设计巧妙的大铜壶是在沦陷期间消失的，被日寇征去铸成了炮弹壳。进门的大厅是专招待短打帮的，里头有几间大小不等的雅座，才是穿长衫的吃茶处所。我父亲把常去的几家称作“我们的俱乐部”。虽然海阔天空恣意放谈，各张桌子似乎会自然形成主题，大家相互诘难，唯求其真。也有些桌言不及义的，别走近去就是了。有人反对泡茶馆，以为这样荒时废日，只会造成怠惰。这么说未免有点儿偏激了。

　　父亲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中记着，他才六岁就跟我祖父学会了喝酒；每晚一斤绍兴，祖父喝十二两，他喝四两；不到两年父子俩就成了平手，祖父渐渐不能喝了，父亲只好小口抿着。进了草桥，他才有机会跟同学放开量喝，还以酒量自夸，经常喝醉；自己取了别号叫“泥醉子”，刻了颗石章，三个字歪歪斜斜，就像个踉踉跄跄的醉人。醉酒在醉的当时是乘兴，过后则非常难受，脑袋又涨又重，吃什么都不是味道。父亲就有了戒心，深知最好的境界是微醺，可是兴致一上来，又忘其所以。父亲的酒史也很长，以后还有谈的机会。

　　跟喝酒并列的是吟诗，两者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颉刚先生为《隔膜》作的序中说：“当时同学里差不多没有一个会作诗的，他（指我父亲）屡屡教导我们（指顾先生、王先生、吴先生几位好朋友），于是中学里就结合了一个诗会，叫作‘放社’。”不会作诗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同学们都是读经书出身。我父亲幼时经常跟我祖父去茶馆听评弹，平仄声韵，在耳朵里已经有了些儿底子；搬家时又从旧书堆里找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白香词谱》，正是作诗填词的启蒙读物。不管懂得不懂得，念起来顺溜的，我父亲都喜欢，也容易记住。自己试试，好像还成个样儿，这就算会作了。看放社先对对子、嵌字、联句，然后作咏物诗，分明是启蒙的路数。当时取名“放社”，用意在放浪形骸，直抒胸臆；又有辛亥以前各种革命思潮的激励，大家的进境一定都不慢。可惜除了父亲的少作，我只读到过顾先生的少数几首。顾先生在《隔膜》的序中接着说：“但别的人想象表出，总不能像他（指我父亲）那般的深细，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直率得很，所以我们甘心推他做盟主。”我一向以为顾先生所说的推我父亲做盟主，只是表示佩服他，愿意让他评改而已。最近才知道，一九〇九年，柳亚子、高旭、金山、陈去病等大名家，在苏州虎丘开南社成立大会，据说有千余人参加。草桥的同学受了这件新鲜事的冲击，纷纷想效学，于是要求加入放社。第二年春天，放社也开了个成立大会，推出干事二十来人，看来全校两百多同学都参加了，真个推举我父亲当了“盟主”。父亲从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圣陶日记》是那年秋末才开始写的，当然不必追记，可是以后的日记，并没提到这个放社有过什么活动。

　　第二十四卷的《给颉刚看》中，一九一二年九月初的几封信说起的是另一个“放社”。那一年八月初，苏州有人办《大声报》，请顾先生和我父亲担任副刊性质的《杂录部》主编。他们两位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想自己办报，如今有人上门来请，哪有不答应的，伯祥先生等也愿意相助。第一期的稿件版样都送去了，十六日《大声报》创刊，《杂录部》次序混乱，还抽换了文篇，插进了好些恶俗的笑料。顾先生和我父亲立时在茶馆里写了封信托人送去，大骂了一通，辞去了职务；另外发表宣言，以复兴放社的名义，拟出版《放社丛刊》（似为综合性学术月刊）。不知为什么，他们又请那位给同学们取号的沈先生给写了篇满纸古语，艰涩难懂又空洞无物的宣言。赞成两人主张的朋友不少，可很少交入社金的，连面额一元的股票也很难推销。顾先生热心于社会党的工作，跟陈翼龙先生上北京去了，急得我父亲团团转，一会儿想与南社合并，一会儿想请商务代出丛刊，一会儿想找个大大的知名人士做靠山……结果一事无成，这另一个“放社”就这样夭折了。

　　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二年年初到苏州发展组织，我父亲和同学颉刚先生、伯祥先生，还有彦龙先生，一同加入了。这段期间社会党在苏州的活动，父亲在日记上记得比较周详且有声色。据我猜测，很可能由于他十分敬佩支部组织者之一陈翼龙先生。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以看《叶圣陶集》第十九卷《圣陶日记》片断之二的最后两个月，可以约略知道翼龙先生是怎样一位胆识俱全、果敢豪爽的先行者。一九一三年，他竭力揭露袁世凯卖国称帝的阴谋，七月廿八，在北京以“倒袁罪”被拘，八月六日，被枪毙于宣武门外荒地。我父亲闻耗，设想临穴哭奠，作了一首七律：

　　元龙豪气今黄土，菜市相过倘不欢。

　　鲁连已遥秦欲帝，得臣犹在鬼奚安？

　　托心明月孤怀净，纵目清秋大象寒。

　　此意亦知真妙境，河山奈总泪痕看。

　　听父亲跟朋友们说过，诗词中用的典故好像密电码，知道的一看就懂，不知道的只好胡猜。这首诗的前四句就有这个毛病；我父亲是写给颉刚先生看的，并没想到九十年后还会公之于众。其实还不止用典故，《叶圣陶集》中的日记和部分书信的行文，如今念起来也觉得不太顺畅，间或还有不太好理解的，因为跟第一卷的《穷愁》一样，是文言文。我父亲决非跟读者故意为难，而是他从小念的就是文言文。国文课本中的选文自不待说，全是文言。所有其他课本，包括数理化，都是文言编写的，老师教课，等于当国文教员。允许学生看的书报刊物，上面全是文言文。学校出的公告跟官府的告示一个样，也是文言的。学生成年累月浸泡在文言的染缸里，写出来的自然带些文言。

　　五四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写在纸上的话脱离了嘴上说的话，大大阻碍了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交流，应该使写的尽快跟说的靠拢，写白话文，作白话诗。我父亲认为这些先行者说得对，就跟着宣传提倡，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写小说，写诗歌，并尖锐地抨击那些看不起白话文的顽固派。毫无疑问，胜利属于提倡白话的一派，因为他们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胜利的取得并不容易，已经沾染上的灰尘，并非是一朝一夕掸得干净的。这些灰尘除了不可能被白话文吸收的文言词汇和句法，有的还来自冷僻的方言，生硬的译文，以及没有根据的杜撰。所以父亲很不愿意重行发表他早年的作品。如果定要发表，他非得仔细修改一遍不可。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八十五岁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