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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至善:父亲在草桥的一些经历

发布时间:2022-03-21     来源:摘自《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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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进了草桥,也逐渐沾染上了当时苏州文人的习气。在日记中最显眼的,无过于泡茶馆,几乎无日不去,也有一天去几回的。苏州的茶馆规模都很大,门面格局,跟话剧《茶馆》第一幕的布置略相仿,只是沿街有个特大的铜壶,几口大水缸。大铜壶的中心其实是炉子,最上层的水老开着。铜壶盖上有个漏斗,漏斗管直通壶底。冲茶的伙计右手舀一勺凉水倒进漏斗,上层的开水就从壶嘴溢出来,灌进伙计左手提着的铜壶。这种设计巧妙的大铜壶是在沦陷期间消失的,被日寇征去铸成了炮弹壳。进门的大厅是专招待短打帮的,里头有几间大小不等的雅座,才是穿长衫的吃茶处所。我父亲把常去的几家称作“我们的俱乐部”。虽然海阔天空恣意放谈,各张桌子似乎会自然形成主题,大家相互诘难,唯求其真。也有些桌言不及义的,别走近去就是了。有人反对泡茶馆,以为这样荒时废日,只会造成怠惰。这么说未免有点儿偏激了。

  父亲在《略述我的健康情况》中记着,他才六岁就跟我祖父学会了喝酒;每晚一斤绍兴,祖父喝十二两,他喝四两;不到两年父子俩就成了平手,祖父渐渐不能喝了,父亲只好小口抿着。进了草桥,他才有机会跟同学放开量喝,还以酒量自夸,经常喝醉;自己取了别号叫“泥醉子”,刻了颗石章,三个字歪歪斜斜,就像个踉踉跄跄的醉人。醉酒在醉的当时是乘兴,过后则非常难受,脑袋又涨又重,吃什么都不是味道。父亲就有了戒心,深知最好的境界是微醺,可是兴致一上来,又忘其所以。父亲的酒史也很长,以后还有谈的机会。

  跟喝酒并列的是吟诗,两者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颉刚先生为《隔膜》作的序中说:“当时同学里差不多没有一个会作诗的,他(指我父亲)屡屡教导我们(指顾先生、王先生、吴先生几位好朋友),于是中学里就结合了一个诗会,叫作‘放社’。”不会作诗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同学们都是读经书出身。我父亲幼时经常跟我祖父去茶馆听评弹,平仄声韵,在耳朵里已经有了些儿底子;搬家时又从旧书堆里找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白香词谱》,正是作诗填词的启蒙读物。不管懂得不懂得,念起来顺溜的,我父亲都喜欢,也容易记住。自己试试,好像还成个样儿,这就算会作了。看放社先对对子、嵌字、联句,然后作咏物诗,分明是启蒙的路数。当时取名“放社”,用意在放浪形骸,直抒胸臆;又有辛亥以前各种革命思潮的激励,大家的进境一定都不慢。可惜除了父亲的少作,我只读到过顾先生的少数几首。顾先生在《隔膜》的序中接着说:“但别的人想象表出,总不能像他(指我父亲)那般的深细,做出来的东西总是直率得很,所以我们甘心推他做盟主。”我一向以为顾先生所说的推我父亲做盟主,只是表示佩服他,愿意让他评改而已。最近才知道,一九〇九年,柳亚子、高旭、金山、陈去病等大名家,在苏州虎丘开南社成立大会,据说有千余人参加。草桥的同学受了这件新鲜事的冲击,纷纷想效学,于是要求加入放社。第二年春天,放社也开了个成立大会,推出干事二十来人,看来全校两百多同学都参加了,真个推举我父亲当了“盟主”。父亲从没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圣陶日记》是那年秋末才开始写的,当然不必追记,可是以后的日记,并没提到这个放社有过什么活动。

  第二十四卷的《给颉刚看》中,一九一二年九月初的几封信说起的是另一个“放社”。那一年八月初,苏州有人办《大声报》,请顾先生和我父亲担任副刊性质的《杂录部》主编。他们两位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想自己办报,如今有人上门来请,哪有不答应的,伯祥先生等也愿意相助。第一期的稿件版样都送去了,十六日《大声报》创刊,《杂录部》次序混乱,还抽换了文篇,插进了好些恶俗的笑料。顾先生和我父亲立时在茶馆里写了封信托人送去,大骂了一通,辞去了职务;另外发表宣言,以复兴放社的名义,拟出版《放社丛刊》(似为综合性学术月刊)。不知为什么,他们又请那位给同学们取号的沈先生给写了篇满纸古语,艰涩难懂又空洞无物的宣言。赞成两人主张的朋友不少,可很少交入社金的,连面额一元的股票也很难推销。顾先生热心于社会党的工作,跟陈翼龙先生上北京去了,急得我父亲团团转,一会儿想与南社合并,一会儿想请商务代出丛刊,一会儿想找个大大的知名人士做靠山……结果一事无成,这另一个“放社”就这样夭折了。

  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二年年初到苏州发展组织,我父亲和同学颉刚先生、伯祥先生,还有彦龙先生,一同加入了。这段期间社会党在苏州的活动,父亲在日记上记得比较周详且有声色。据我猜测,很可能由于他十分敬佩支部组织者之一陈翼龙先生。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以看《叶圣陶集》第十九卷《圣陶日记》片断之二的最后两个月,可以约略知道翼龙先生是怎样一位胆识俱全、果敢豪爽的先行者。一九一三年,他竭力揭露袁世凯卖国称帝的阴谋,七月廿八,在北京以“倒袁罪”被拘,八月六日,被枪毙于宣武门外荒地。我父亲闻耗,设想临穴哭奠,作了一首七律:

  元龙豪气今黄土,菜市相过倘不欢。

  鲁连已遥秦欲帝,得臣犹在鬼奚安?

  托心明月孤怀净,纵目清秋大象寒。

  此意亦知真妙境,河山奈总泪痕看。

  听父亲跟朋友们说过,诗词中用的典故好像密电码,知道的一看就懂,不知道的只好胡猜。这首诗的前四句就有这个毛病;我父亲是写给颉刚先生看的,并没想到九十年后还会公之于众。其实还不止用典故,《叶圣陶集》中的日记和部分书信的行文,如今念起来也觉得不太顺畅,间或还有不太好理解的,因为跟第一卷的《穷愁》一样,是文言文。我父亲决非跟读者故意为难,而是他从小念的就是文言文。国文课本中的选文自不待说,全是文言。所有其他课本,包括数理化,都是文言编写的,老师教课,等于当国文教员。允许学生看的书报刊物,上面全是文言文。学校出的公告跟官府的告示一个样,也是文言的。学生成年累月浸泡在文言的染缸里,写出来的自然带些文言。

  五四之前就有人提出来了,写在纸上的话脱离了嘴上说的话,大大阻碍了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交流,应该使写的尽快跟说的靠拢,写白话文,作白话诗。我父亲认为这些先行者说得对,就跟着宣传提倡,从我做起,身体力行,写小说,写诗歌,并尖锐地抨击那些看不起白话文的顽固派。毫无疑问,胜利属于提倡白话的一派,因为他们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胜利的取得并不容易,已经沾染上的灰尘,并非是一朝一夕掸得干净的。这些灰尘除了不可能被白话文吸收的文言词汇和句法,有的还来自冷僻的方言,生硬的译文,以及没有根据的杜撰。所以父亲很不愿意重行发表他早年的作品。如果定要发表,他非得仔细修改一遍不可。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八十五岁前后。

作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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