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大会，到会廿一人。我父亲是十二个发起人之一，他没到会，躲在甪直一门心思作新诗。其中一首是受了我的触发，我认为是他最好的一首教育诗，题目是《成功的喜悦》：

　　儿欲爬上凳子，

　　玩弄桌上摆着的，

　　积木、摇鼓、小锡船，耍孩儿。

　　他右膝支着凳面，耸身屡屡，

　　可是力量不济，

　　不能成就他的尝试。

　　老太太看见了，

　　把他抱起来，让他坐上凳子。

　　伊的动作十分轻易。

　　但是，这使他十分失意，

　　啼声乍发，身子一溜，

　　两脚又站在地。

　　为什么啼泣？

　　要发展你独创的天才？

　　要锻炼你奋发的潜力？

　　要祈求你意志的自由？

　　要享受你成功的喜悦？

　　他不作什么说明，

　　只是继续他的尝试。

　　忽然身子一耸，两脚离地，

　　他又坐上了凳子。

　　玩具在他的手里，

　　笑容浮上他的两颐。

　　诗中的“儿”就是我，那时才两岁九个月。要爬上凳子，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太太可能是我的祖母，也可能是我祖母的母亲。新诗当时还在草创阶段，父亲用了不少文言字眼，技巧也不成熟，这些都不用我说。第三节有两个词得作个注：“天才”相当于“本能”，前边的“独创”只是自个儿去闯的意思，并非夸我有什么过人的才干。父亲母亲都说，我从小又憨又笨，脾气又犟。老太太为了满足我的心愿，把我抱上凳子，我却放声大哭，身子一扭，溜下了凳子。这股犟劲儿，引起了父亲的思索，就是第三节的一连五句提问。“为什么啼泣？”我当时没作说明，直到如今也想不明白。紧逼着的四个问题，更不是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所能回答的。父亲显然不是问我，而是他自己在思索。思索的结果如何，问题本身已经表达明白了：应该让孩子发展自己去闯的本能，应该让孩子锻炼奋发的潜力，不要阻挠孩子祈求意志的自由，不要剥夺孩子享受成功的喜悦。我知道，父亲是不主张把我抱上凳子的。

　　父亲没去北京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会，想来还有个原因：同列为发起人的十一位先生，只郭绍虞一位是他的总角之交，其余的都没见过面，近年来通信的也只四五位，在会上叫他说些什么好呢？他觉得很为难，最好路上有个伴。写信到上海问沈雁冰先生，回说编《小说月报》正忙着，抽不出工夫，邀我父亲去上海见面。那是三月初的一天，我父亲在二十四年后写的《略谈雁冰兄文学工作》中清楚地记着：“到了上海，就到他鸿兴坊的寓所去访问他。第一个印象是他的精密和广博，我自己与他比，太粗略了，太狭窄了。……还遇见他的弟弟泽民，一位强毅英挺的青年。振铎兄已经从北京到上海来了。”第二天，“我们同游半淞园，照了相片。后来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拟订译本的目录，各国的文学名著由他们几位提出来，这也要翻，那也要翻，我才知道那些名著的名称。”看父亲的记载，这不是一次扎实的工作会议吗？振铎先生和我父亲，和雁冰先生兄弟俩，真个一见如故。

　　振铎先生在北京，念的是铁路管理学校。一条钢铁铸就的锦绣前程，平展展地伸展在他面前，他硬是不肯走，定要献身于文学事业。在《新潮》月刊上看到了我父亲的小说，两人就成了亲密的通信朋友。雁冰先生革新《小说月报》，振铎先生尽心竭力相助，单说革新号的创作部分，推出的七个短篇全都是他组织来的。我父亲还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可以说主要是振铎兄的功绩。我参加文学研究会，为发起人之一，完全是受他的鼓动，好几位其他成员也跟我相同。有时候我曾经这样想，如果没有振铎兄这样一个核心人物，这一批只会动笔而不善处事的青年中年人，未必能结合成这个文学团体。”这一回振铎先生到上海，是在铁路管理学校毕了业，被派到上海西站当实习员的。他似乎没去报到，五月初就进商务当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