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专为小学生编纂的字典──《新编小学生字典》，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诞生了。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彩色版字典，书脊以十分庄重的黑色为底；封面以象征着希望的草绿色为底，上有天安门、大熊猫、长城、拉萨和刺向苍穹的火箭彩色图片，字典内页有许多手绘的彩色插图和精美的照片。字典定价为6．30元。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本可以说有点贵的字典，首印50多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了。到1990年第一次修订以前，曾先后加印超过13次。到目前为止，这部字典累计发行量已超过5000万册。

　　翻开《新编小学生字典》第4版扉页，清晰地记录着30年来版权信息的流变，可以看到在“编纂、修订工作人员”名单中，共有3人全部参与了从第一版到第三版的编纂及修订工作，分别是：叶立群、刘诗圣和刘永让，前两位都已作古，如今仍在世的只有刘永让了（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13年7月）。

　　6月8日晨，蒙蒙细雨中，笔者见到了年近90的刘永让和她的老伴程名荣先生，他们退休前都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两位老人尽管都年届耄耋、满头银发，但却思维敏捷、逻辑清晰，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当年参与编纂新中国第一本小学生字典的许多细节和故事。

　　政协委员的“字典”提案

　　霍懋征曾多次提到，成人用的字典不是很适合孩子，应该编一本适合小学生用的字典。而在当时的辞书市场上，人们能看到的只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社会通用工具书，品种少得可怜，更别说专为孩子们编的字典了。

　　1949年9月，刘永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了教育部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后改为教学指导司。这个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当时聚集了各个学科的同志。

　　“那时，霍懋征也在司里，因为我们小学语文组要编写教材大纲，因此借调了一些优秀教师，霍懋征算是来自北京的基层教师。”刘永让回忆，除了霍懋征，当时还有宋冰、吕敬先和田桂芝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是小学语文界的名师大家，我们在一起讨论、去学校听课，为编写小学语文教材大纲做准备。”

　　1953年5月前后，根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要加强基础教育教材编写队伍的指示，教育部教学指导司的所有人员都并入了人教社。就这样，刘永让来到了人教社。一起来的还有搞历史学科的苏寿桐、地理学科的陈尔寿、语文学科的陆静山、刘国正等，霍懋征也一起过来了。刘永让、霍懋征和吕敬先被安排在了小学语文编辑室。一年后，霍懋征回到学校继续从事教学。

　　霍懋征毕业于北师大数学系，后来却既教数学又教语文，并成长为新中国首批语文特级教师乃至著名的教育家，这让刘永让十分钦佩，“因为我一参加工作就和霍懋征认识，又有几年的同事关系，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好，这种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

　　这期间，霍懋征曾多次跟刘永让提到，成人用的字典不是很适合孩子，应该编一本适合小学生用的字典。没想到，这样的想法时隔几十年后，居然变成了现实。

　　当刘永让进入人教社时，这里正在编纂新中国第一部面向大众的白话语文工具书《新华字典》。1953年，首版《新华字典》在人教社正式出版了，后从第三版开始转由商务印书馆继续修订、出版，迄今已有60年。

　　从1953年到1966年，刘永让在人教社主要从事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老社长叶圣陶会时常要求编辑们到他的办公室来，由北京出生、普通话标准的刘永让来朗读每一篇课文文本，之后一字一句地共同修改，“他常说，要念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才算好文章。”在老社长的言传身教下，人教社编辑都习惯近乎苛刻地细究教材中每一个字词，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也影响了刘永让一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永让下放到了贵州大学附中，她的爱人程名荣则去了贵州大学化学系教书。整个人教社的编辑队伍陆续被解散了。

　　一晃10年过去，1977年刘永让和爱人回到了北京。人教社各编辑室的编辑们也陆续回来了。百废待兴，刚刚恢复不久的人教社全力以赴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刘永让也投身其中。这时候，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就要和辞书结缘了。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的霍懋征联合部分政协委员提出提案，郑重建议编写一本适合小学生使用的字典。刘永让回忆说，对于这个提案，她一点也不意外，“有时开会我和霍懋征见面，她总会提到学生们不会写作文。还举例子，有学生描写长城就只会写‘长城啊长城，真是长，真是太长了！’词汇单调、贫乏。她说，如果有一部真正适合孩子们用的字典就好了，他们可以通过查字典来丰富字词。”而在当时的辞书市场上，人们能看到的只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社会通用工具书，品种少得可怜，更别说专为孩子们编的字典了。

　　全国政协很快把这个提案转交给了教育部。教育部最终委托人教社承担这项编写小学生字典的任务。接到任务后，人教社领导很快决定成立“小学生字典编写组”，并迅速调集人马。社长兼总编辑叶立群直接领导并任主编，同时成立了编委会，制订字典的编辑方针、原则、规划等，编委会由当时主管各个学科的副总编和一些科室主任组成，包括刘国正、刘默耕、陈侠、陈尔寿、张志公、苏寿桐等各学科的知名专家。

　　“当时我们小学语文编辑室主任袁微子正在外地出差，他接到领导电话，说要调我和刘诗圣去编写小学生字典”，刘永让回忆说。除了她和刘诗圣，还有黄秀芬和张淑田，这4人成为主要编纂人员。此外，社里还从数学、历史、地理等各学科编辑室挑选了一些兼职编辑。同时从外地借调了一部分编写人员，从而使编写工作有人员上的充分保障。作为主要编纂人员，刘永让也是《新编小学生字典》第1版和第2版的唯一责任编辑。

　　考证历史的珍贵资料

　　叶圣陶对辞书工作一直很重视，《新华字典》就是他提出来要编并担任审订的，当他知道人教社准备编写一本小学生字典时非常高兴，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听说刘永让要参与编写小学生字典了，霍懋征特别高兴，“她专门打过电话来跟我说，早就应该做这项工作了，还特别嘱咐我，以后评职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件事写上，因为功不可没，后来她还真的专门为我写了推荐信”。

　　在字典编写工作正式启动前，字典编写组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从1980年5月开始，编写组成员先后访问了社内外的许多老专家，包括叶圣陶、隋树森、蒋仲仁等，就如何编写适合小学生用的字典向他们请教，“叶老对辞书工作一直很重视，《新华字典》就是他提出来要编并担任审订的，现在知道我们准备编写一本小学生字典，他非常高兴，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此外，编写组还走访大量学校，召集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学语文教师开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编写稿完成后，相关学科带头人参加审订，最后由著名学者蒋仲仁、张中行和隋树森严格把关。

　　刘永让有写日记的习惯，关于编纂小学生字典的日记就有厚厚的一大摞。翻阅这些日记，可以看到日记总是用工工整整的小字，清晰地记录着每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和工作安排。而交流中每每遇到一些细节问题时，刘永让就会拿出当年的那段日记，帮助她来回忆。这些看似流水账般的记录，今天已然变成了考证历史的珍贵资料。

　　编写字典的“笨”办法

　　当时没有电脑，所以只能用“笨”办法来选字，主要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主，兼顾小学数学、常识、历史、地理等教材，并对发行量较大的《中国少年报》等儿童读物的用字情况作了统计。

　　刘永让回忆，当时没有电脑，所以大家只能用“笨”办法来选字，就是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主，兼顾小学数学、常识、历史、地理等教材，将其中的常用字挑选出来，并对发行量较大的《中国少年报》等儿童读物的用字情况作了统计，从中筛选出了编写小学生字典所需要的字头和词目。在此基础上，研究确定了编写体例和注释方法，写出注释样稿，同时提出编写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广泛征求社内外专家和教师的意见，又对注释样稿进行了多次反复的修改，最后才定稿。

　　刘永让说，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成人字典相比，《新编小学生字典》除了选字不同以外，所有的注释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和认知能力，逐字进行仔细推敲，在编写体例方面也作了许多创新性的改革。比如，为了帮助学生认清字形，每个字头后面都注明了部首和笔画；有的难写的笔画或者结构复杂的字，还会注明“笔顺”；对于学生容易读错写错的字，则通过辨析、比一比等方法，帮助学生进行对比。每个义项除释义外，还会举出例句，内容也尽量联系学生实际。

　　例如，孩子们很容易混淆的“拔”和“拨”，会在“比一比”中注明：拔（右边是“友”：拔草、选拔），拨（右边是“发”：拨款、拨电话）；对于“夸耀”和“夸奖”，“发奋”和“发愤”，“会合”和“汇合”等词汇，都有专门的对比注释。为了丰富学生的词汇，字头释义后还列出了由该字头构成的词语，包括字头在前和字头在后的词语。而所有这些有针对性的编写，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是找不到的。

　　为了增加学生的阅读兴趣，编写组还决定为这本小字典配上丰富的照片和手绘插图，插图内容有跟字头或词目相关的一些动物、植物、历史古迹、珍贵文物等。在第1版字典中，直接参与手绘插图设计的就有绘图科的5位同志，包括李惠乔、蒋德舜等，整个字典的照片和插图达到几百幅。

　　对于这本小字典是否首版要印成彩色版，当时有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希望能给孩子们编一本好看的字典；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成本问题”，最终，大家还是决定出彩色版，32开，定价6．30元。后来又出了32开的黑白版和64开的小版本字典，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荣誉和收获

　　《新编小学生字典》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国际出版界的关注。新加坡联邦出版社经人教社授权，把这本字典改编成了《时代学生辞典》，在新加坡出版；马来西亚上海书局又根据这本字典，改编成《新编小学生词典》重新出版。

　　《新编小学生字典》从1980年5月开始着手编写，到1983年1月付印，前后历经数年。其中的甘苦只有编写人员才能体会到。字典问世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读者的欢迎。在刘永让的日记本里，详细记录了当年《人民政协报》曾发表的相关文章及其短评，称赞这本字典是一本知识面广、字词例多、图文并茂、简明易懂的好字典。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也都作了相关报道。

　　1987年6月23日，全国优秀畅销书评选和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国家领导人胡乔木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发表讲话。122家出版社的129种图书入选，人教社编写出版的《新编小学生字典》名列其中，成为文化教育类25种获奖图书之一。

　　《新编小学生字典》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起国际出版界的关注。新加坡联邦出版社经人教社授权，把这本字典改编成了《时代学生辞典》，在新加坡出版；马来西亚上海书局又根据这本字典，改编成《新编小学生词典》重新出版。香港朗文出版亚洲有限公司也因看好这本字典，邀请人教社与其合作编写了厚厚一大本的《朗文中文高级新词典》，该词典已于1996年在香港出版，颇受读者欢迎。

　　1990年，《新编小学生字典》作了一次小的修订。1994年，又对字典作了一次较大的修订，此即1999年增订本，为第3版。2006年9月，第4版修订工作启动，2010年3月，第4版出版。

　　回首《新编小学生字典》从编纂到问世以来的30多年，最让刘永让感慨的是，编写字典是一项特别耗时和费力的工作，“除了需要知识面广，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工作中不能有一点点马虎，而对于字典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她的态度则是“零”容忍。她最后开玩笑地说道，如果要想“惩罚”一个人，就让他编字典去吧！

上世纪50年代人教社职工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文艺汇演。图中一排左一为刘永让，左六为霍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