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泛论“文艺为人生”的《文艺谈》，这时候正好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我想，半淞园的那次集会，即使没作为专题提出来讨论，也大大激励了我父亲放胆写下去的勇气，并迫使他比较全面地考虑了还有哪些关目非谈不可。《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先生，也列名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约我父亲每天供给他千把字的一段稿子，采取杂感的形式，阐发“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主张，兼及作品的功能和创作的要素；尽可能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别拘谨。如此约稿算得宽松了，千把字也不算多，只需第二天上午小火轮起锚之前付邮。父亲白天得上课，吃过晚饭才能动笔，夜工常常赶到十二点过后。我母亲只担心他身体吃不住，没想她自己倒担心出一场病来。父亲后来改头换面，把这件事写成了小说，题目就叫《小病》。

　　四十则《文艺谈》共五万多字，没出过单行本。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时候，我还不识字。直到一九八〇年，欧阳文彬兄受上海文艺出版社委托，选编《叶圣陶论文艺》，我才有机会看到抄件。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不同意把他的《文艺谈》收进“论创作”。说实话，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写的四十则杂感，我父亲哪能记得清他当时都写了些什么。我于是仔细读了一遍，发觉这四十则杂感中有许多话，我父亲后来还在说，还在写。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些话题，父亲怎么在五十年前就提出来了呢？只可惜那时的白话文念起来颇吃力，不如我父亲后来写的顺畅明白。在陪父亲喝酒的时候，我只当作聊天，作了《文艺谈》的审读报告，当然是零零碎碎的。记得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开的头。因为父亲前两天正好跟我讲过陆放翁，说他作诗作到八十四岁，才悟到“功夫在诗外”，主要不在于辞藻和技巧。

　　在《文艺谈》中，父亲说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所谓“写出来”，指的是记录了人生的真际。我问父亲是否还记得，抗战前他评曹禺先生的《日出》，用的题目本来是《成功的群像》，后来改成了《其实也是诗》，不正是因为这出戏记录了人生的真际吗？《文艺谈》中还有这样的话：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谁的生活充实，谁就是诗人，至于写不写出来，看他本人的兴致了，当然应该怂恿他写出来。我说，我很喜欢这一段话，给诗下这样的定义，不知先前有谁提过没有。《文艺谈》说作品的功能，在于增进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唤起人们同情。我看也没有什么错。说作者都聚集在城市里不是件好事情，当时恐怕没有多少人赞同吧？像猎人搜寻野物一般，偶尔到乡村里走一遭，找了些零星材料就回家闭门创作，难道这种创作方法那时候已经开了端？……说着说着，杯里的酒就干了。父亲对我说：“要是你不提，我真还记不起来了。《文艺谈》用不用，让欧阳去决定吧。”

　　《文艺谈》真个是杂感式的，四十则的主题没有逻辑的排列次序，我父亲好像哪一壶开了就提哪一壶，很自然地把心里想到的全写了出来。除了几段例文，没有引谁谁谁的话；这是我父亲作文的习惯，也可以说是脾气。那么我父亲的这么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分门别类，有的话题来自书本，有的话题来自社会或自然界，也有来自城市或乡间的，也有就来自课堂的，恐怕最多的，得数跟好朋友聊天聊出来的。受到了点儿什么触发，他就追根究底想个没完，还要找好朋友聊聊，这也是我父亲的习惯。在《文艺谈》中，他说小说不该这样写，不该那样写，其实大半是他自己的失败经验总结；也是他戛然而止，不再写文言小说的原因。他不愿意读者去撞他自己撞过的壁，所以把这些也都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