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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与《文艺谈》

发布时间: 202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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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泛论“文艺为人生”的《文艺谈》,这时候正好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我想,半淞园的那次集会,即使没作为专题提出来讨论,也大大激励了我父亲放胆写下去的勇气,并迫使他比较全面地考虑了还有哪些关目非谈不可。《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先生,也列名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他约我父亲每天供给他千把字的一段稿子,采取杂感的形式,阐发“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主张,兼及作品的功能和创作的要素;尽可能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别拘谨。如此约稿算得宽松了,千把字也不算多,只需第二天上午小火轮起锚之前付邮。父亲白天得上课,吃过晚饭才能动笔,夜工常常赶到十二点过后。我母亲只担心他身体吃不住,没想她自己倒担心出一场病来。父亲后来改头换面,把这件事写成了小说,题目就叫《小病》。

  四十则《文艺谈》共五万多字,没出过单行本。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时候,我还不识字。直到一九八〇年,欧阳文彬兄受上海文艺出版社委托,选编《叶圣陶论文艺》,我才有机会看到抄件。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不同意把他的《文艺谈》收进“论创作”。说实话,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写的四十则杂感,我父亲哪能记得清他当时都写了些什么。我于是仔细读了一遍,发觉这四十则杂感中有许多话,我父亲后来还在说,还在写。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些话题,父亲怎么在五十年前就提出来了呢?只可惜那时的白话文念起来颇吃力,不如我父亲后来写的顺畅明白。在陪父亲喝酒的时候,我只当作聊天,作了《文艺谈》的审读报告,当然是零零碎碎的。记得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开的头。因为父亲前两天正好跟我讲过陆放翁,说他作诗作到八十四岁,才悟到“功夫在诗外”,主要不在于辞藻和技巧。

  在《文艺谈》中,父亲说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所谓“写出来”,指的是记录了人生的真际。我问父亲是否还记得,抗战前他评曹禺先生的《日出》,用的题目本来是《成功的群像》,后来改成了《其实也是诗》,不正是因为这出戏记录了人生的真际吗?《文艺谈》中还有这样的话:充实的生活就是诗。谁的生活充实,谁就是诗人,至于写不写出来,看他本人的兴致了,当然应该怂恿他写出来。我说,我很喜欢这一段话,给诗下这样的定义,不知先前有谁提过没有。《文艺谈》说作品的功能,在于增进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唤起人们同情。我看也没有什么错。说作者都聚集在城市里不是件好事情,当时恐怕没有多少人赞同吧?像猎人搜寻野物一般,偶尔到乡村里走一遭,找了些零星材料就回家闭门创作,难道这种创作方法那时候已经开了端?……说着说着,杯里的酒就干了。父亲对我说:“要是你不提,我真还记不起来了。《文艺谈》用不用,让欧阳去决定吧。”

  《文艺谈》真个是杂感式的,四十则的主题没有逻辑的排列次序,我父亲好像哪一壶开了就提哪一壶,很自然地把心里想到的全写了出来。除了几段例文,没有引谁谁谁的话;这是我父亲作文的习惯,也可以说是脾气。那么我父亲的这么些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分门别类,有的话题来自书本,有的话题来自社会或自然界,也有来自城市或乡间的,也有就来自课堂的,恐怕最多的,得数跟好朋友聊天聊出来的。受到了点儿什么触发,他就追根究底想个没完,还要找好朋友聊聊,这也是我父亲的习惯。在《文艺谈》中,他说小说不该这样写,不该那样写,其实大半是他自己的失败经验总结;也是他戛然而止,不再写文言小说的原因。他不愿意读者去撞他自己撞过的壁,所以把这些也都写上。

作者: 叶至善
责任编辑: 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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