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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从吴县五高到中国公学的经历

发布时间:2022-04-26     来源:《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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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祥先生去厦门集美大学教书了。他好像动了什么气,连夜雇了条船,一清早就把家搬回苏州安置。在码头上跟我父亲告别时,他只说两句话:一句是这样的结局,他早已料到;一句是怀仁堂二楼全让给我们家,他反正不会回来了。船离了岸,隐进了薄雾中,我父亲才想起王先生是说过,沈校长留住他们俩,就为他自己的宝贝儿子。如今两个儿子先后毕了业,进城念中学去了,他老人家就把什么教育改革抛到了九霄云外。老板不放在心上,叫我们这些梆梆匠能有什么作为呢?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越想越觉得不是味:沈校长的两个儿子,毕业的时候都算不错,进了中学以后怎样呢?谁也不能下保票,但愿他们自己熬好了。最可能的是他们进的那所中学,教学的方法和要求跟五高不同,使他们无所适从。老沈能跟着他们呵护他们一辈子吗?再想想别的孩子,在五高毕业了就各奔东西,能升学的占一小半。眼下的名牌中学大多只能算大专院校的预科,不是让孩子们回到死读书、训练攫取高分的老路上去吗?不能升学的,大抵是镇上小地主小业主的孩子,他们无非子承父业,早晚盘算着如何就本生息,将来好把一份体面的家产交给自己的儿子。这样周而复始,想想也可怕。可是要说改革基础教育的想法错了,几年的心血全归白费,我父亲是决不甘心的。只是太少的同情,太少的理解,实在出乎他当初的意料。独幕剧《恳亲会》的创作构思,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渐趋成熟的。

  诗人徐玉诺先生从河南来信,跟我父亲说他将要去浙江教书,六月初的某一天动身,算来火车将在某一天过苏州,他打算下车耽搁几天,到甪直跟通信已久的好朋友见上一面,问我父亲是否方便。王先生走后,住所扩大了一倍,还有什么不方便的。父亲立刻给玉诺先生回信说非常欢迎,到时候一定亲自在码头上接;叫他到了苏州住一宿,第二天一清早在齐门外的某个码头,乘上哪一班小火轮就成了。赶到邮政代办所发了信,我父亲找出徐先生的照片给我母亲看:一张全身的,穿的夏布长衫,踞坐在三块大石头之间;一张半身的,双目注视着环握在胸前的两只手,脸上都洋溢着虔诚的愉悦。父亲说:“来的客人就是这一位,河南人,想来是吃葱蒜的,还喝不惯黄酒。”甪直蒜头才上市,葱只有小葱,母亲去万盛酱园买了包糖蒜,打了一斤糟烧。到码头上迎接的情形,请看《记徐玉诺》,父亲自己写的,一定比我转述亲切。两位通信朋友现在面对面了,谈话还得借助于纸笔,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还有一篇《悲哀的重载》,记的是陪玉诺先生搭乘小火轮同游水乡的见闻。两位朋友没法聊天,同载的乘客虽然萍水相逢,却捉着对儿谈起家常来。父亲从旁听着,只觉得农村到了这个地步是非垮不可的了。亏得玉诺先生一句话也听不懂,他不断地嘘嘘作声,陶醉于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色中。

  学期快要结束,父亲突然接到中国公学中学部的聘书,请他去教国文,聘书是代理校长张东荪和中学部主任舒新城联署的。母亲看了问我父亲跟哪一位熟。父亲说:“都只闻名,也无人介绍。这是近来的风气,以为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文章的人一定会教国文,就把聘书寄来了。这中国公学在吴淞口,可以听海潮。你说我应不应呢?”母亲笑着说:“看着听海潮的面子,你就复信应聘吧!”父亲说:“也得先跟老沈打个招呼。”母亲忍不住大笑起来。“你呀,”她说,“跟伯祥真个难兄难弟。伯祥接到集美的聘书,也诚心诚意先去找老沈商量。老沈连虚留的话也没有一句,倒说他早料到了,庙小留不住真神,还带上一句,圣陶早晚也得走。”父亲急忙问:“这话当真?”母亲说:“可不是我编出来的。我看伯祥那天气冲冲跑回家,吩咐‘赶快收拾,明天一早就搬回苏州’,不知他发的什么火。趁灶间里没有旁人,问了王师母才明白。王师母叫我先别说,将来总有说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你别去自讨没趣。”父亲想了想,说:“就偷偷地溜了?”母亲说:“就算溜吧。你八月底边往上海一溜,耽他半个月别回来。老沈来问,我只说给几个老朋友拖住了,脱不了身。这点儿小事难不倒老沈,他随便找个谁填补上就是。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见了面道声歉就是了。他能把你怎么样?我还在女子部卖力气干,决不让人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父亲掂量了好一会儿,才说:“就这么办。只得让你再委屈一学期了。”

  在吴县五高,我父亲总共耽了九个学期,实足四个半年头。没想到在中国公学中学部,一个月课也没上满,就闹起风潮来了,部分学生反对新任命的校长和主任,兼及他们聘请来的所有新教员。据胡适先生的调查报告说,此次风潮“内容复杂,而旧人把持学校,攻击新人,自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风潮中,我父亲结识了生物学家陈兼善先生、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画家许敦谷先生;还有两位热心作新诗的朋友,刘延陵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父亲受了他们两个的影响,在这段时间内,新诗写得最勤。三位诗友还写信跟俞平伯先生商量,要创办一种专门发表新诗及其评论的刊物。经过艰难的游说,中华书局居然答应接受;条件可十分苛刻,书局不付编辑费,也不付稿费,只每期赠送百来册,由编辑者分发给作者和读者;写封套,贴邮票,包括一切杂务,当然全由编辑者无偿承包。如今谁能想到,我国的头一种新诗刊物《诗》,竟会在这样的栽培条件下萌发。风潮的结束看来还遥遥无期。十月廿一,中学的八位教员由我父亲领衔,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则澄清事实的声明,大家走散了事。朱自清先生是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来的,仍旧回到杭州去了。

  我父亲暂时留在上海,和刘延陵先生商量给《诗》的创刊造些声势。父亲用笔名在《文学旬刊》上,一连发表了四篇短论。《就是这样了么?》,说新文化运动不该像潮水似的出现低潮,不该才出了一两种杂志就感到满足。《盼望》,说在报纸上看到《诗》将创刊,盼望这个刊物能向人们解释清楚,什么是诗,能唤起许多新诗人,来供给人们精神上的必需品。《骸骨的迷恋》,据理驳斥了东南大学《南高月刊诗学研究号》对新诗的挑衅性攻击,他们反对博采新鲜的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认为只有搬弄旧辞藻,遵守老格律,拼凑出来的才可以称作诗。《对鹦鹉的箴言》,希望写诗的人,能唱出自己心底的真切呼声,不要跟着已经成名的少数新诗人鹦鹉学舌。四篇之中,以第三篇的火气最盛,犹如写《文艺谈》时驳斥《礼拜六》。

作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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