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得往回说了。妹妹至美不费力气跨进这个世界，她哪里知道，母亲和父亲先后为她扔掉了职业。谢六逸先生给我父亲来信，说待秋季开学，让他去上海爱国女学教国文。父亲和母亲商量，仍决定不妨去试一个学期再说；这个家，没有留在甪直的必要了，可也不能贸然搬往上海，不如先在苏州租几间房子住下，父亲每星期六回家就方便多了。商量停当，父亲去了苏州两天，回来说租定了钱保琮先生家的一排四间后屋，在大太平巷五十号，离卫前街不远。反正不急，慢慢地收拾起来，等稍稍凉快些儿再搬家。

　　徐玉诺先生在上一年初夏来的甪直，骤然间从家乡的黄土原野来到江南水乡，似乎觉得田畴云物，竹林茅屋，无一不是特地为他准备着的；他常常赤着脚独自在田塍上来来去去，敞开胸怀尽情领略。他小心地踩进插上秧没几天的齐膝深的稻田，有时偃卧在开着小花的坟头上，玩累了坐在门前小石桥的栏杆上还舍不得进屋。今年春间，他寄给我父亲一部新诗稿，题目叫作《将来的花园》。父亲说他写得不错，抒发了他对于将来的热望。可惜这部诗出版的时候我太小，还看不懂。又是去年的那个时节，玉诺先生从上海来信，说他切盼见我父亲，第二天傍晚就到甪直。我父亲按时去码头接，握手的时候，觉得他的手很冷，脸色干枯而黝黑，上下唇的胡子长到两三分，大有苍老之气。他从我父亲手里接过我的妹妹，大手抚摩着她胎发稀疏的头顶：“这就是你们的小姑娘！”他认识了想望中的我的妹妹。

　　我如今实际上在当文抄公，前面这一段中所有的句子，几乎全是变着法儿从父亲的散文《记徐玉诺》、短篇《火灾》中摘出来的，小说中的“言信君”，一望而知就是玉诺先生。第二回到甪直跟第一回很不相同，他不停地说话，向我父亲和母亲诉说他的好似陷在漫天大火中的故乡和乡亲，诉说他如何牵挂年老的母亲。我不忍再往下抄了，读者诸君如果想知道，请读我父亲的那篇《火灾》吧。他急于要赶回豫西去到他母亲身边，这一回只住了两夜。早晨正下着急雨，父亲母亲都留他。他说：“雨河上也新鲜，不如走吧。要见面是容易的。”一连三年，又是这个时节，玉诺先生又来看我父亲，我们家已搬到上海了。记得父亲去上班了，他就带我去骑自行车。车是从铺子里租来的。他让我侧身坐在车梁上，翻身跨上车，背着城市，向东北方田野里的小路乱闯，在大太阳下，好像一匹脱缰的马，有无形的鞭子在背后抽着赶着。

　　一九二二年仲夏接连下了两三天雨，天就凉了，父亲雇了一条大船，把家搬进了苏州城。那大太平巷如今成了友谊路的西段，路北的大宅都拆去了靠街面的一排屋子，已不是旧时模样。五十号后进我家住过的一排四间平房，大约为了疏浚河道也改动过了。记不清岁头还是年尾，苏州下了一场大雪，院子里积了两寸来厚，父亲拿了个大木盘，杵了一大盘回屋里，塑成了一个雪弥陀，带着我唱：

　　雪花堆个雪弥陀，

　　袒着肚皮上座，

　　你在那里想什么？

　　为何向我笑呵呵？

　　我来对你唱个喏，

　　南无阿弥陀佛。

　　雪弥陀袒着个大肚子，对我咧着嘴笑，他在想些什么呢？我不明白，父亲也不明白。雪弥陀只是笑，不作声。他到底受不了屋里的热，胸口痒痒得支不住脑袋了。

　　都说我父亲是一九二三年三月进的商务，《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二号、三号的《卷头语》都是我父亲写的，想来他是正月里进的商务，否则就帮不上这个忙了。王伯祥先生在半年前已经到了商务，两位老朋友又把家搬到了一处，是离北火车站不远的永兴坊永兴里。这是一位姓倪的营造厂老板给自己造的，大概用的就是弄堂式房子的标准图纸，只是尺寸都放大了二成。五开间一排，好气派，左右两幢都带厢房。造完了一看，老夫妻和两房儿子媳妇，哪里住得了这许多。就改变原议，自家住楼下，二楼出租，房客一律后门进出。伯祥先生家和我们家各租带厢房的左右楼。其余的房客似乎都是熟人，有杨贤江先生、俞平伯先生，别的几位我叫不出来了。过了夏天，伯祥先生家和我们家一同搬到了宝山路顺泰里一号。因为永兴坊离商务实在太远，那时宝山路还没有公交车，上班下班太不方便。

　　顺泰里一号是文学研究会的会所，门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可除了看门的福建老头儿郑庸，没有一个脱产的专职事务员。振铎先生想房子空着不好，也不能随便招徕几个不相干的房客来住，于是把右边的楼房带假三层的分租给了我父亲，左边的带厢房的楼房分租给了伯祥先生，楼下的厢房租给了傅东华先生。客厅空着供开会用，桌子椅子都是全的，可我从没看到在这里开过什么会。文学研究会的几位热心兼核心的人物，都是商务的编辑，要商量什么有的是时间。以住家而论是比较局促一些，祖母和我只好睡假三层，吃饭又得到后门厨房对面的小间里。

　　半年里头一连搬了两回家，我只记了个大概，已经有点儿累了，想来读者诸君看得也挺累。真亏我母亲牵一个抱一个的，竟连续调度了这样两次大迁移。身子还没坐定，父亲又要出门了。郭绍虞先生突然从福州来信，说协和大学请我父亲教新文学，他已经代我父亲答应了，九月下旬必须赶到。父亲跟母亲说：“绍虞就是这样个老实人，他在报刊上看到我一会儿吴淞，一会儿杭州，一会儿北京，一会儿苏州，像个流浪汉似的，以为我又失业了。要不然，不会没商量一声，就贸贸然代我出主意做决定的。”母亲说：“换了我，也会这样想的。去还是不去，总只有两门。不去呢？辜负了郭先生夫妇俩的一片好意。去呢？商务的事怎么交代？”父亲说：“商务倒是有规矩可循的，允许留职停薪，请假半年。只是才来半年就请假，好像脚踏两只船似的。”母亲说：“你又不是卖给人家了。那边果真好，下学期我就跟你去。人家郭师母不就去了么？”父亲说：“那就再好也没有了。现在先去办请假手续；还得去跟振铎说一声，他的婚礼，我是赶不回来了。”

　　商务照章程办事，准了四个月的假。母亲又忙了起来，买了新布，跟祖母一起制了一副新铺盖；一叠替换衣服，整理得了放在床头上。父亲看了这些只是皱眉头叹气；桌上的书籍稿件也懒得整理，只一遍一遍地叮咛母亲说：“信要勤写，写得越长越好。”母亲笑着说：“有了两个孩子，还忙得过来吗？已经年把没写信了，只怕笔也提不起来了。”父亲动身那天，我闹着要跟去看大轮船。父亲硬是不许，跟母亲雇了两辆黄包车，一个带上藤箱，一个带上铺盖卷就走了，还说水果到码头上再买吧。我赌气坐在后门口等了老半天，母亲才回来了，给了我两只香蕉，说是父亲给的。“轮船开了吗？”我问。母亲没听见，急急忙忙上楼去照看妹妹了。

　　好像没隔多少天，我闯了个祸。妹妹才会咯咯咯笑出声，我老爱逗她。那一天下楼吃晚饭，母亲抱着她走在前面，小脑袋搁在母亲的肩头上；我紧跟在后头，高她们一个阶级，伸手恰好拨着她的下巴，拨得她笑个没有完。没想到脚下一步踏空，一骨碌滚向楼底，左额角直砸在邦硬的水泥地上。我眼前一阵黑，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到听得母亲连连唤我小墨，我才感到脑袋涔涔地痛。昏黄的灯光下，桌上一大堆沾血的棉花。血还出得不少呢，看来止住了，包扎的纱布只隐隐地渗出些儿红色。王伯祥先生帮我母亲把我搀上了楼，王师母送来了一碗藕粉。都说明天得上医院去，请医生消消毒，看看有没有伤着骨头。去哪个医院呢？最近的那所东方医院，三层楼洋房，看样子不错。明天一早就去挂个号吧！他们的谈话越来越轻，原来我又睡着了。半夜里醒来，灯还亮着，母亲给父亲的信还没写完呢。后来我每一回看到丰子恺先生的漫画《第三张信笺》，总会联想起母亲伏在桌上的那个寂静的夜。

　　第二天，母亲带我先寄了信，才去东方医院。医生用药水洗了伤口，说没问题，脑壳没开花，疤拉就留着吧，果然留到了如今。他当时在伤口上盖了涂满黄色油膏的一方纱布，又给我缠了一头纱布条，把我打扮得像个印度巡捕。回到家里，郑振铎先生正从王先生家出来，见了我一把拉住：“小墨，你成了红头阿三了。”我说：“不对，我是白头阿三。”母亲说：“郑先生的喜事，只好不带他去了。”振铎先生说：“去，去，所有的小囡统统去。小墨，到时候我要点名的：白头阿三来了没有？你就大声喊：到！”郑先生原来是亲自上门邀请吃喜酒的；星期天，他就要和高阿姨结婚了。母亲想了好一会儿，去百货商店买回来一团红毛线，比着头寸，给我打了顶红帽子。我戴上了还真像个印度巡捕。可惜那天婚宴上客人太多，新郎官郑先生被拥过来拥过去的，没顾得上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点名，也没瞅见我这个红头阿三。

　　十二月初，父亲从福州回来了。看他带着藤箱和铺盖卷，我才定下心来，知道他在信上给我母亲的承诺是当真的。父亲轻轻地抚着我包着纱布的脑袋，问还痛不痛。母亲说：“痛倒不痛了，伤得实在太深，还有指甲大的一块没结拢。”父亲笑着说：“亏得骨头硬，没砸破。”一连几个晚上，我又靠在父亲膝盖上听他讲崭新的经历。他说闽江水也好山也好，就可惜听不懂闽南话。郭师母不得不跟当地人打交道，倒学会了，说得很流利。偶尔进一次城，三个人连成一串，只怕丢失了一个。他说在学校也语言不通，教师除了他和郭先生，一色都是美国人。又说他也讲过《圣经》。每星期天做礼拜，指定一段请一位教师讲。他只得像上国文似的讲了，全场除了郭先生，恐怕没有哪一位听得懂的。校舍全是木结构，在闽江北岸的魁岐，福州到马尾之间。江面弯曲，山头白云缭绕，四季草木葱茏。白天跟夜晚一样静，浮动着晚香玉的清香，只听得潮涨潮落。偶尔有小火轮经过，一声汽笛在山谷之间回荡，惊起了一丛水鸟。真个跟天方夜谭似的，我一直记在心里。十多年前去福建出差，汽车驶进闽江北岸的公路上。我请司机同志过魁岐停一下，在江边的沙滩上坐了一会儿，回头看山上，有几栋石建的洋房。我问司机那些洋房原来可是木建的，回说他从来没见过木屋。真个是“舟人指点到今疑”了。

　　那一年冬天，我们一家老小又回了一次苏州，住的护龙街天来福旅馆。姑母叶绍铭在南通女子师范才毕业，男家就来催了。姑夫叫江红蕉。这门婚事是我祖父在的时候做主定下的。姑母要出嫁，祖母自然舍不得，可也无可如何。我左额上的伤那时还没全收口，戴着那只红帽子在人丛中钻出钻进，不知道大家在忙些什么，只记得得了许多盒喜果，许多盒蜜糕，包装都非常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