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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傅雷杂文创作的生成、选择与去向

——从一篇佚文《热锅上的蚂蚁》说起

发布时间:2022-05-27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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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近日在翻阅《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时,发现一篇署名傅雷的杂文《热锅上的蚂蚁》刊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的第二版《晨风》副刊上。结合傅雷生平,基于他一九四五年居于上海,创作出大量的杂文现实;兼同版面撰稿作者群(马叙伦、周煦良)正为《新语》半月刊同人;再加之该篇文章所体现的思想理念颇为符合是年的傅雷,可判断为傅雷的文章。此外,笔者查阅最新的《傅雷百年年谱(1908-2008)》(中西书局,2011年版)《傅雷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与《傅雷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皆未收录,可确认为傅雷佚文。

  《前线日报》于一九三八年创刊于安徽屯溪,后由于战乱编辑部多次转移出版,一九四五年发行淞沪敌后版,江西铅山出版部也陆续迁往上海,于八月二十四日刊印上海临时版。如此,《前线日报》江西版与上海临时版两份同时刊售。这时编辑部已有俟铅山同人全部到达后,商议将《前线日报》全部迁沪的出版计划。九月一日《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正式发布《本报启事》,介绍此事的来龙去脉。直至十一月十六日,《前线日报》江西版才正式停刊,单出上海版。《前线日报》上海版的运作较江西版而言较为困难,因为在这一时段,它不仅面临资金短缺,国民政府的言论压制的外部问题,内部还迎来了编辑人事代换的危机。总编辑宦乡的办报方针因与上海当局冲突,办刊受到掣肘,终于“在一九四六年初拂袖而去,加入了《文汇报》”。[1]而这一阶段的副刊编辑同样撤换: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晨风》副刊刊出文祺的《接编小言》,阐明自己的取稿趣向。文祺认为,好的文章不应作胜利八股,文章如何写任凭作者自己决定,评价文坛之前产生的“杂文与创作,言志与载道”[2]的争论之无意义,文章创作是开放的。可见新任编辑的文学主张是比较自由的,一改副刊往日较偏激进的文风。

  新编辑带来了新的作家团队,傅雷的《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刊登于《晨风》副刊。此外,九月二十日的副刊版面还一道刊登了马叙伦、周煦良等人的文章:马叙伦作了古体诗词《八月十夜闻日本允降》,周煦良贡献出杂文《午梦》与寓言《蛙的悲哀》。值得注意的是,《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晨风》副刊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的这场排稿本身,不止对于编辑来说,它是为刊物自身改头换面,期待为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的重要手段;对于撰稿者来说,它同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因为同在九月,傅雷就已经开始了创办个人刊物的想法并着手准备,这场《晨风》的亮相,不啻于《新语》半月刊同人(傅雷、马叙伦、周煦良)的提前预演。

  一九四五,在傅雷的杂文写作史上,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年份。在此之前,傅雷主要以翻译为主,撰写一些文学译介文章,偶尔也作文学评论文章。一九四五年,傅雷开始创作大量的杂文并达到一个最高峰值。这些文章大部分刊登在《新语》半月刊,向读者展示出一个与翻译家傅雷不同的杂文家傅雷形象。

  为什么傅雷的创作重心会于一九四五产生如此大的改变?这要从傅雷本身的文学活动说起。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傅雷以沦陷时期精神苦闷,曾组织十余友人每半个月集会一次的茶话会,集会以文艺科技为主题,每次谈话后必对国内外大局交换情报及意见[3],周煦良就为傅雷家茶话会的座上宾。这个茶话会不仅反映出特殊时期下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立场,客观上也为傅雷同人积累了为《新语》供稿的资源,促成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实践行动。八月,日本战败投降,国家百废待兴,对于傅雷他们来说,贡献自己能量的时机已经来到(《新语》半月刊的发刊词指明了这一点)。九月,傅雷与周煦良共同商议主编《新语》半月刊,对现实发声,而发声的最适宜的文学体裁便是杂文。

  《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上的《热锅上的蚂蚁》在整个傅雷杂文家族中的位置十分特殊。它不仅是现可知的在一九四五年,傅雷开始的第一篇杂文创作;其次,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杂文作品(如《我们的工作》《现代青年的烦闷》等)相比,创作风格也明显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傅雷对于其杂文创作是有明确的主观选择的。

  现将《热锅上的蚂蚁》附录如下,其漫漶不清处以*代替:

热锅上的蚂蚁

傅雷

  这是一幅熟悉的街头景象:绳子前面,洋车,自由车,笨重的木炭卡车,横七竖八搅做一堆,男女老幼伸头探颈的挤着拥着,在肉阵车阵里拣空隙钻,望前的也有,望后的也有,望前的重新倒回,倒回的重新望前,仿佛这样没头没脑的来回挤,便可找到出路似的。公事包,小提箱,成捆的卷烟,气味不寻常的菜篮,全变了累赘惹人厌的东西。有些人始终站在原位上不动,抽着烟,左顾右盼,满脸的好整以暇,其实心里跟挤挤攘攘的人一样像热锅上的蚂蚁:惦记股票的行市这时候是涨还是跌,担心抛空的条子铺不进,日子又逢着星期六,头寸还没有轧齐……

  空荡荡的电车一字儿躺在绳子那边的横路上。看惯是满坑满谷的大动物,一朝僵死,格外显得难看。都市的动脉暂时硬化了,渺小的个人便感到莫名奇妙的威胁。倘使有坐三轮车的,黑牌汽车的,拿出什么证件随手一扬绳子一掀,两旁的车和人便吓得倒退不迭,赶紧恭送贵人越过封锁线。那贵人——不论一品二品或从九品——眼睛直望着前面,踌躇满志的神气,十足表现了“亲善”“提携”的便宜。

  正当大家立得腰酸腿软,连拥挤也无力的时候,忽然叮铃铃一连串的铃声,这是小型的“解除警报”。热锅上的蚂蚁出*了。

  可怜!那铃声在那些人的耳朵里比如今的花爆声还可听。[4]

  《前线日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第二版

  即便将《热锅上的蚂蚁》放置在傅雷整体的杂文创作中审视,它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一方面它是傅雷为数不多的将目光聚集到人物身上,而不是规范(《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无照汽车》)、制度(《废止出版检查制度》《论警管区制》)与文化形态(《历史与现实》《所谓人道》《以直报怨》)的讨论文章;另一方面颇具鲁迅杂文之笔锋,辛辣讽刺地刻画出大众的趋利、冷漠与自私,以及特权阶级的伪善、无耻与傲慢,以速写的形式勾勒出一幅街头行状图。

  这篇文章并非是傅雷的一时兴起之作。《热锅上的蚂蚁》主题之一便是探讨中国人的精神。而这个问题早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傅雷就已经有所关注与表述。在一九三三的杂文《现代青年的苦闷》中,就曾提到中国人的精神是麻痹的;一九三四年《致罗曼·罗兰》的信对此有了更加详尽的论述:

  今日之民众,既不能效法尊奉孔老之先辈,于危险之激情预加防范,亦不能如欧洲狂热之基督徒,一旦摆脱羁绊,还我以更伟大、更完善、更纯洁之面目。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

  自三十年代起,傅雷就反复用麻痹一词来形容中国人的精神,其态度可见一斑。《热锅上的蚂蚁》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将其此抽象的思考予以具象化的表达出来,延续了傅雷三十年代的现实思考。他采用印象式的速写将观察镜面放大至大众身上,人物的麻木与渺小一以贯之。但十年的沉潜经历,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语境,笔触虽变得隐晦深邃,但态度依然不褪往昔风采,一目了然。

  对《热锅上的蚂蚁》,傅雷采取了一种隐喻化的叙述方式,并透露出深切的焦灼感。这种焦灼感除了来源于文本最表层的阅读感受——漫无目的的群众挤攘着寻找无出路的现实,虽也在不停地行动但力量依旧弱小得可怜;还有对人们只着眼于眼前的蝇营狗苟,却漠视真正威胁生存的危险的现实无奈。并且,这种危险还是双重的存在。

  其一,警报声中,人与人之间格外显眼的身份悬殊所带来的生存冲突。文末“贵人”的两三着墨并非是无意的。三轮车、黑牌汽车、证件等一系列物象的选择暗喻出人物的阶层差距,甚至更为集中到官员身份的指认。随后一品二品的品级分类更是加强了这一判断,将对象从不知名的“众”转移到某一类特殊身份的“类”。傅雷聚焦的身份描写,不仅暗讽了警报声中格外显眼的身份悬殊所带来的生存冲突,在解除警报后又复归平静的滑稽,显然大众对威胁自己生存的真正危险“铃声”并未有所警醒。普通人只着眼于眼前的挤攘推阻,着眼于看得见的危险,庆幸于解除警报,充满劫后生还的愉悦。但傅雷却指出了更大的危险却被人所忽视,他将这种危险具象化的呈现在读者面前:面对同样的危险警报,有权有势者能带着踌躇满志的神气先行一步,而无助的大众只能在望前望后中推攘竞争,争先恐后的找出路。显然,真正的战争远远未曾结束。至此才能明白,为什么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与同期马叙伦所登的带有喜悦之情的《八月十夜闻日本允降》不同,傅雷抛出的,却仍是一幅战争时期街头的大众速写,一个充满着忧虑、无奈与讽刺的杂文作品。不可否认,傅雷对时局是敏感的,他企图以具象化的方式使读者意识到这种危机的悄然迫近。但是也正如他文中所描绘的,解除警报后所有人是满足与欢愉,他们仍然沉浸在短暂的胜利氛围(抗战胜利)之中,这与傅雷的期望恰恰是相反的。

  其二,在对街头匆忙的一瞥中,傅雷抓住了人对于自我生存的漠视。

  首先,战争剥夺了人对自我存在感的指认,人行走于虚空中,唯一可以激发起人存在感知的,并不来源于内在的生命体验反而是现实生活的物质。傅雷将人动物符号化的表现方式——人是热锅上的蚂蚁,是满坑满谷的动物——是熙熙攘攘,没头没脑的来回挤的行动客体,人已变为非人。战争中,人的麻木与盲目被放大,颇像胡风所说“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i]的生存状态。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萧红的《生死场》与鲁迅笔下无声的中国,但是却又大不相同。《生死场》中毕竟还存有生命的强力,即鲁迅所说对生的坚强的追求,面对生的拼死一搏;鲁迅笔下的中国虽然无声,但却总有发声者的存在,虽然有失败的悲哀。但《热锅上的蚂蚁》与其相比,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生的强力没有了,原始的动物本能也消亡了,只如行尸走肉一般;有声者没有出场,或许隐匿在人群中,总之未可视。可视的只有菜篮、卷烟、小提箱、公事包这种生活化的东西,人被生活消磨了。更为可怕的是,这“东西”还能激发起“累赘惹人厌”[ii]的感觉。这也是在逃向封锁线整个推攘的过程中,人表现出的唯一感觉。与之相对比,战争却无法激发起人任何情绪化的表现,无所谓恐惧,只有行动本身,甚至在逃亡的过程中,有的人还有心思想着股票的行情。在傅雷的笔下,对人已为数不多的有情感波动的情境,“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不堪忍受的生活”[5]。

  其次,当死亡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时,逃避死亡也不再具有了情感的波动,反而是解除警报铃声响起的一瞬,热锅上的蚂蚁才重生为人,有了人的激情体验。虽都写到大众精神死亡的存在状态,鲁迅的大众面对的是启蒙者死亡的无所感,而对自身价值的麻痹存在无所感;而傅雷表现出的是战争情境下,人对于自己精神的戕害,而不是受文化影响的“他杀”。正如日后傅雷自己所说:

  这种人生观是战争最大罪恶之一。它使人不但失去了人性,抑且失去了兽性。因为最凶恶的野兽也只限于满足本能。他们的胃纳始终是凶残的调节器。赤裸裸的本能,我们说是可怕的;本能灭绝却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本能灭绝的人是什么东西,简直无法想象。[6]

  《傅雷全集》《傅雷文集》中现存有的一九四五年写作的杂文创作,与《热锅上的蚂蚁》相似的行文风格未见第二篇。傅雷“一九四五年十月至次年五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论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二篇;为《周报》写政论二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7]《热锅上的蚂蚁》的写作风格的确别具一格,傅雷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政论杂文创作。要解开如此“厚此薄彼”的行文之谜,便不得不考虑三方面因素:

  其一,发表的阵地已有所不同。《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处于在上海立足的初创阶段,受各方面限制较多。傅雷的政论杂文即便欲有所言,也需隐晦行笔。所以,《热锅上的蚂蚁》,看似是承接了五四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题,其实另有所指,即重在表现战争形态下面对死亡的个体精神的变化悲剧,与五四的传统文化麻木的精神悲剧内核已迥然不同,形成的是一个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双重叙述空间。与其说是傅雷选择了《热锅上的蚂蚁》的浮光掠影式的、带有朦胧感的留白叙述,不如说是这种叙述方式向傅雷递出了必要的邀约。到了《新语》半月刊,因为是自己主编的刊物,所以话语的表述相对直接自由。

  其二,这与傅雷自身的思想轨迹有所关联。首先,《新语》半月刊的《发刊旨趣》能提供一些与《热锅上的蚂蚁》写作距离最近的思想线索,从中可以窥见傅雷的思想动态,为写作风格的变化提供一些解释。《发刊旨趣》如是说:

  暴风雨过去了,疮痍满目的世界亟待善后,光复的河山等着建设。饱经忧思之余,我们谨以这本小小的刊物献给复兴的队伍。

  自身的力量虽然微弱,但八年来我们认识了不少幽潜韬晦的同志,始终不懈地在艰难困苦中努力于本位工作。编者谨以本刊的园地,请他们把常年穷搜冥索的结果,陆续公诸社会,也许对建国大业不无裨益。

  凡对本刊不吝指导、批评、扶掖的人士,我们预致深切的谢意。[8]

  可见,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的现状唤起了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与担当感,不难理解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的原因,他们要做的,是对现实发声,提供自己的想法与意见。如此一来,《热锅上的蚂蚁》的写作模式与之相比便显其短:暴露有余却建议不足。读者对比傅雷刊登在《新语》半月刊上的文章,会发现大部分是政论杂文,或更准确的说,是政论杂评。这与《热锅上的蚂蚁》带有文学性的杂文创作显然致力于两种不同的服务目标。这些文章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大胆发声,如《吾国过去教育之检讨》谈教育工作的反思;《上海杂志界的恶性膨胀》剖析现有出版界的状况,对出版界的杂乱提出自己的意见;《所谓人道》《以直报怨》《“日本应与德国受同等惩处”》等文章皆对战后与日本方面相关的交接善后工作问题直言不讳,还有涉及到邮政、交通、学术、警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写有《邮政与铁道加价》《车辆右行与世界潮流》《学术无伪,学生无伪》《论警管区制》等文章,傅雷确实尽到了身为知识分子对具体公共事务进行监督、参与、谏言的责任,发挥了杂文应有的战斗力。

  其三,与傅雷自身的文学审美理想有潜在的联系。傅雷早年留学法国,译介过《现代法国文艺思潮》,回国后写了《世界文艺情报(七则)》,对流行的国外的文艺(理论)状况有一定的了解与评判。但傅雷较为青睐的却不是现代主义创作的手法与技巧的运用,而是技巧背后,“作家对现实之认识”[9]。在那篇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傅雷虽赞扬了张爱玲现代小说技巧的圆熟,但更为注重的是小说的内在核心,对人本身的观察。他指出“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文学遗产的技艺过于清楚,是作者的另一危机”。[10]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不仅适用于张爱玲,同样也是傅雷对自身写作的警惕。对《热锅上的蚂蚁》来说,它的风格很难不让人联系到鲁迅风式的杂文,这一文学遗产过于清楚(哪怕仅仅存在相似),对傅雷来说也是危险的。所以它的转向也在情理之中。

  如此,傅雷《热锅上的蚂蚁》的独树一帜不仅对于作家个人来说,是对文学道路选择的标识,同时,它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成为观察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现状的镜像,为后来者提供思想认识的视角与窗口。不仅对一九四五年现实取景形成了自我体认的言说空间,有所体悟与感怀;对现代的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随时间推移的、无限生发意义的、动态的阐释空间,使后来者不断对历史进行追忆与思辨。

  注释:

  [1] 罗时平:《宦乡与<前线日报>》,《文史杂志》1992年第5期。

  [2] 文祺:《接编小言》,《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1945年9月20日第2版。

  [3] 傅雷:《傅雷自述》,《傅雷文集:傅雷谈文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8页。

  [4] 7傅雷:《热锅上的蚂蚁》,《前线日报》(上海临时版)1945年9月20日第2版。

  [5] 傅雷:《致罗曼·罗兰》,《傅雷全集》(第20卷),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页。

  [6] 聂绀弩:《萧红选集·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页。

  [7] 9 傅雷:《<勇士们>读后感》,《新语》半月刊1945年第3期。

  [8]傅敏:《傅雷百年年谱(一九〇八-二〇〇八)》,《傅雷的人生境界——傅雷诞辰百年纪念总集》,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16页。

  [9] 傅雷:《发刊旨趣》,《新语》半月刊1945年第1期。

  [10] 傅雷:《读剧随感》,《万象》1943年10月号。

  [1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5月号。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作者:李晓晓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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