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今年是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周年（编者注：本文发表于2021年）。时至今日，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热忱依旧发光发热，值得一代代教育者学习借鉴。今天（9月10日），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第一教育”推出“活的教育”栏目，让我们一同重温陶行知先生的思想精神。

　　可能少有人知道，同样是一代教育名家的段力佩先生与陶行知先生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事实上，陶行知的教育精神、教育思想甚至教育思想的表述方式，都对段力佩产生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带您走近两位教育名家的思想世界……

段力佩与陶行知的“最后100天”

　　陶行知生于1891年，长段力佩16岁。段力佩在青年时代，就对陶行知有所了解，有所仰慕。但两人的真正见面是1946年。

　　1946年，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政治中心东移，陶行知准备把育才迁往上海，并在上海推广社会大学运动。4月18日，他到达上海，开始了他最后一百天的生命冲刺。在这最后100天中，陶行知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段力佩与陶行知相识。1946年4月24日，上海教育界欢迎陶行知先生大会在储能中学召开，陶行知作了演讲，时任储能中学校长的段力佩参与了欢迎大会的筹备并给予了大力支持。

　　为了推进生活教育事业的发展，段力佩与陈鹤琴、李楚材、张文郁等上海教育界人士，筹组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于5月12日成立，陈鹤琴任理事长。陶行知亲自指导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的筹组。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几次接触，段力佩觉得自己对陶行知的敬慕一点不错，同时他也凭借自己在储能中学的工作（民主教育实践），给陶行知留下深刻印象，陶行知认为段力佩是一个可靠、值得信赖的人。

　　7月24日，陶行知请段力佩到位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自己的家中，和他进行了一番极为私密的谈话。陶行知告诉段力佩，他准备办社会大学，请段力佩协助。

　　孰料，第二天（7月25日）陶行知就因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了。段力佩知道噩耗以后十分悲痛。后来，段力佩和一些朋友筹备陶行知追悼会。

　　后来段力佩积极参与筹备社会大学，在与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同人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大学在麦根路240号（今康定东路20号）上海私立大任小学开办，每周举办1次社会讲座，由著名政治活动家沈钧儒、郭沫若、吴晗、林汉达等人演讲。

　　1951年，我国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此又引申出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全面批判。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受到批判以后，教育界没人敢再公开研究陶行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长期无人问津。

　　虽然段力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谈及陶行知，但并不意味段力佩不认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育才中学“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教学法和“读读、议议、讲讲、练练”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的产生，都能看出陶行知对段力佩的影响。1990年，83岁高龄的段力佩又撰文《向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学习》，号召学习陶行知先生的为人及其教育思想，特别是学习是他的为人和精神。

从陶行知思想到段力佩主张

　　段力佩很敬佩陶行知，陶行知的为人、精神和教育思想对段力佩影响很大。

办教育的精神

　　其一是“武训精神”。段力佩认为陶行知以“武训精神”来办教育，自己醉心教育是受了他的影响。武训（1838—1896年），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

　　陶行知敬佩武训“无钱也可以办学”、“再穷也要办学”的“异行”，不仅自己以武训为精神榜样，且宣传推广武训精神。武训精神，也就是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对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

　　段力佩在储能中学工作时，很多人称他为小武训，他因此很高兴。他认为自己受到陶行知影响，以武训精神为榜样办教育。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段力佩对人说：“我是小武训，有什么不好？！”

　　陶行知敬佩武训，并以武训精神办教育，这一点段力佩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很推崇的，他自己也很乐意做“武训”，哪怕到了武训被批判时，段力佩也觉得很光荣。

　　其二是同甘共苦的精神。段力佩说，陶行知曾经说过“教职员和学生要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风、共守校风，这是改进中学教育和一切学校大关键。”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一贯强调“师生相近”“以人教人”“以身作则”，师生要“共生活”“共甘苦”“共学”“共事”“共修养”，这样才能有“真正的教育”。

　　同甘共苦是陶行知教育实践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一点，段力佩对陶行知非常佩服。段力佩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确实是这样做的，扎根一线，和师生一起同甘共苦。

　　早在1941年，段力佩服从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到赵朴初主持的佛教净业孤儿教养院去工作时，他就和流浪儿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游戏，让他们半工半读，组织他们修皮鞋、做裁缝，并且学习文化知识，取得很好的效果，为解放区、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工作培养了一批革命中坚。

　　1950年3月任育才中学校长以后，段力佩安于清贫、淡泊名利，以校为家，居住在学校一间朝西的12平方米狭长的洗漱间里，却甘做教师的“后勤部长”，与教师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干部除了坚持兼课外，还将办公桌搬到教研组去，和教师一起工作、生活，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拉近了与教职工的距离，便于学校工作和教育改革的开展。

　　育才中学的教育改革之所以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两度领先普教界并影响全国，这和段力佩在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与师生同甘共苦是密不可分的。

“教学做合一”

　　段力佩评价，陶行知主张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和“交给学生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等观点，是很正确的。

　　陶行知主张把教学从“教书”为中心转变到以“教学生”为中心；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地学习探求知识。“教学做合一”理论的提出，是我国近代教育产生以来，教学观念、教学思想的一个重大变革，是教育如何适应中国现代生活问题在教学理论上的创造性的探索。

　　段力佩受到陶行知影响，但没有照搬陶行知的观点，而是受“教学合一”理论的启发，自成一家，把教育的侧重点摆在“育”字上，教学的侧重点摆在“学”字上，正确地处理了教与育、教与学的辩证关系。

　　没有这一认识，育才中学的教育改革难以实现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侧重于“教法”向七八十年代侧重于“学法”的根本性转变，即难以催生“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

　　“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八字教学法中本身就体现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如“读读”和“议议”是学生的“学”；“练练”指学生“做练习”和“动手做实验”，即“做”；“讲讲”是教师的“讲解”，即“教”。段力佩借鉴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针对当时中学课堂教学存在的“教师一讲到底”的传统和习惯提出了切实的解决之道。

“小先生”制

　　段力佩多次提到：“陶先生提出小先生制，这对我影响很大”。

　　“小先生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为了克服师资的严重短缺问题所创造的。陶行知说：“我们要冲破这难关，必先对教师的观念起一个根本的改变。师范生乃至各个知识阶级不是教师的唯一源泉。小孩最好的先生是前进的小孩子。大众最好的先生是前进的大众。”

　　“小先生制”的实施在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段力佩学习“小先生制”正是在这里受到启发，认为孩子在教师的指导下，完全有能力自己学习和创造，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

　　在思想教育方面，段力佩学习“小先生”制精神，提倡学生自治自理，将班主任改为班级辅导员，让由学生组成的班委会自己主持班级工作，自己组织班级教育活动、学习活动、文体活动。

　　在“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中，段力佩学习“小先生”制精神，在课堂上组成四人“读议小组”，在教师的引导下，使学生就所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积极开展思维活动，切磋琢磨。

　　段力佩认为：“这一教学形式，等于给了学生开发智力的金钥匙，让他们自己去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门，自由地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索取。”

　　段力佩的“自治自理”、“自学自创”等主张虽然受到陶行知“小先生制”的影响和启发，但又不等同于“小先生制”。“提倡学生自治自理，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政治工作能力和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训练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思想的表述

　　陶行知虽然留学美国，师从杜威，但他既反对“因袭陈法”，又反对“仪型他国”，而是立足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中国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和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了新教育运动的实践经验，吸取了中外教育的成果，探索和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

　　在教育思想和主张的表述上，陶行知非常注重批判地吸取我国古代教育治学方面的优良传统，以富有乡土气息、朗朗上口的口诀式、大众化语言进行表述。在这一方面，段力佩的特点也非常明显。

　　如陶行知“教学合一”基本观点表述：“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须一面教一面学”，“教学相长”。再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陶行知还用“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概括《育才十字诀》：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钥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育才十字诀》看似简单通俗，却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反映了育才学校教育的主要思想。

　　段力佩教育观点、思想的语言表述也颇具乡土气息、通俗易懂。如“要着眼于‘因’字，因地、因时、因事制宜，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教育的侧重点在‘育’，教学的侧重点在‘学’”；“课堂不是讲堂，主要是学生的学堂”；“要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

　　在教改经验的表述上，段力佩传统口诀式的语言更是得到充分体现，如“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读读、议议、练练、讲讲”；“自治自理、自学自创、自觉体锻”。

　　陶行知和段力佩这种通俗易懂、富有乡土气息的教育思想的表述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传承了中国古代记诵传习之学的诗韵化语言特点，便于师生理解和大众传播。

段力佩眼中的陶行知

　　段力佩在青年时代，就知道有陶行知这么一个教育家。当时，段力佩认为陶行知是要靠教育来救国的，是教育救国论者。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中国近代主张以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曾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没有文化，缺少教育，科学落后，主张从教育入手，以教育改造人，拯救国家。

　　段力佩认为，教育救国是当时救国的一个方面，虽然后来受到批判，但这种精神值得搞教育的人的学习；而且更可喜的是，陶行知思想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最后从教育救国论者发展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士，一个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战士，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段力佩认为，陶行知常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种品格和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段力佩还说，毛泽东同志称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个评价一点不为过，很合适。

　　段力佩非常认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基本教育观。他认为生活教育理论很有现实意义，时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办教育的人还不那么注意学生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我们必须要联系起来加以正确的引导才能达到我们的教育效果。”

　　段力佩认为陶行知对农村教育非常重视。陶行知在从事平民教育运动时期，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1924年10月他总结平民教育运动时就提出平民教育“下乡”问题，号召青年学生寒暑假回到乡下去搞平民教育。段力佩认为陶行知立足农村办教育抓住了当时中国国情和实际，是很有见地的。

　　段力佩还认为，后来陶行知办晓庄师范以及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等，培养了大批共产党员，这说明陶行知的的办学精神是符合我们党的路线的。也就是说，陶行知教育思想已具备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雏形和影子，这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段力佩和陶行知是不同时代在教育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二人有过一段交往，时间虽短，但陶行知留给段力佩的印象和影响却很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陶行知和段力佩的交往，也影响了中国基础教育。

　　陶行知和段力佩两位教育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遇到的教育课题也不尽相同，但是二人仍有不少相似之处：

　　都能对各自所处时代的教育课题作出积极回应和有益探索；

　　都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教育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

　　都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以通俗易懂、贴近大众的诗韵化、口诀式语言表述自己的教育思想；

　　都爱生乐教、毕生献身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有着崇高的品德和风范。

　　时代在发展，教育需创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陶行知、段力佩所处的时代已然不同，所面对的教育课题也不尽相同。但我们仍可以从陶行知和段力佩两位教育家身上学到很多。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