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的工厂在宝山路路南，大门向北。中午和傍晚放工，好几千人一齐拥出来，真个浩浩荡荡。编辑每天只上六个小时的班，比工人迟一小时上班，早一小时下班，还来得及赶一场电影再回家吃晚饭。不知中华、世界等几家那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优待。商务编辑部有三百来人，好几十位是出了名的大学者大教授，也有不少学历很低甚至没有学历，进了商务几乎从头学起，在实干中锻炼出来的，我知道的就有沈雁冰、杨贤江、胡愈之、章雪村、徐调孚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父亲进商务的时候，路北的东方图书馆还没落成，编辑部还在工厂的西南角，一座叫作“涵芬楼”的洋楼里。我放了学常去，等父亲下了班，带我去本来要走过的夏令配克看电影。国文部一共四个人。沈雁冰先生从《小说月报》调回来已经一年了，一位是苏州同乡丁晓先先生，还有一位记不清是谁了。四个人除了编辑教科书，还编《学生国学小丛书》，似乎各干各的，没见过他们商量什么。

　　香山路有条新落成的弄堂，叫仁余里，房子都空着。伯祥先生和我父亲都决定再搬一次家，虽然离商务远了一倍，但可以一家租一幢，独门独户，住得宽舒些。伯祥先生家人多，挑了第三弄中间带过街楼的一幢，把前楼布置成了像模像样的书房，靠墙是书架和书柜，大半是叠得齐齐崭崭的整部线装书。王先生的书是不准许孩子们碰的，他自己老拿着鸡毛帚，东掸掸，西掸掸。过街楼一分为二，朝北的半边作起居室，朝南的半边是王先生夫妇的卧室，夏天前后各开一扇窗，那穿堂风可凉快了。可就是这过街楼，把患失眠症的王先生害苦了，每天夜里有人在过道里乘凉打骨牌；有一种牌叫“挖花”，一边挖一边还要唱，悠扬婉转，不知唱些什么，总之是宁波口音，越听不清越叫人提起精神听。我父亲特地写了篇《骨牌声》，刊登在《文学周报》上，替王先生讨饶。无奈那几位打牌的是什么报刊也不看的，加上了“文学”，他们还是个不看。

　　我们家住在仁余里第四弄，靠近西边尽头，门牌廿八号。郑振铎先生早关照我父亲：“搬家不要忘记，把文学研究会的招牌带了去。”搬家那天清早，我父亲站在凳子上，亲自把这块蓝底白字的牌子撬了下来，到了仁余里，又站上凳子，亲自把牌子钉在廿八号的黑漆大门上。他怕别人不小心，崩掉了一小块搪瓷，或者把牌子钉得歪歪斜斜的。文学研究会的日常事务，本来谁有条件谁就抢先去办。单说《文学周报》吧，从撰稿、编辑、校对，到包装、邮寄等等，全由十来个人自己动手。胡愈之先生说：“……我们总觉得非常骄傲。用了自己的纸墨，写出我们自己心里所要说的话，毫无顾忌地写出我们要说的话；用了我们自己的钱，印刷我们自己的出版物；又用了我们自己的劳力，包封寄发：总之是拿我们自己的心底的东西，由我们自己直接贡献给读者，这不该我们骄傲吗？”

　　郑振铎先生当时的忙碌，我父亲是十分清楚的，并感到惭愧和不安。《小说月报》社的编制跟一般的月刊一样，也是四个人，徐调孚先生的确是个可以依靠的得力助手，可是其余两位都不过充个数而已。他把文学研究会的搪瓷牌子叫我父亲带走，意思就是《文学周报》的事，今后请多关照。这样一句潜台词，我父亲还能听不懂。集稿、发排、校对的事，父亲早就承包了，如今还得按时分派大家写封套、贴邮票，通知大家去印刷厂把周报折叠好，装进封套，送到邮局。更麻烦而且琐屑的是世界文学家肖像明信片的函购工作。这种明信片先后印了六套，每套六张，售价两角。父亲把他的大书架腾了出来才好分套存放。拆信、登记、配货、分寄，好在都由我母亲这位私人书记担负了。不通汇兑的地方来函购，货款可以用四分以下的邮票替代。寄来的邮票有的在路上受了潮，互相粘成一张薄饼。母亲就得像洗手绢似的，把这样的薄饼浸在清水里，待邮票上的胶水化了，才轻轻地撕开，摊在毛边纸上阴干。我要帮忙还不让。

　　“仁余里廿八号”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代号，印在《诗》和《文学周报》的版权页上，都作为“社址”和“发行处”；印在世界文学家肖像明信片的广告上，作为函购处。从表面上看，是个租不起店面的小铺子。可是有两个特点，一是地点僻静，一是邮件多。沈雁冰先生于是征得我父亲同意，把仁余里廿八号作为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任务有两件：一是收到的信中，封面上写着“钟英先生启”的收藏在一边，由他派指定的人来取。二是某些晚上，要借我们家开会。哪天开会是先一天商量定的，看是否方便。人数至多十一二个，到时候先来一位跟我父亲相识的人，我们全家都回避到楼上，后门就由他管。人陆续到齐了开会，说话都很轻，楼上听不清。父亲母亲仍旧做自己的事。九点多钟，人陆续散去，那个先来的人轻轻上楼来道声谢，父亲就跟他下去闩上后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沈雁冰先生是上海党内的重要人物。他自己决不会说的，我父亲没有打听问讯的习惯，大概是看出来的。杨贤江先生是党员，我那时就知道，也知道不能说。一九四九年八月，看了父亲写的纪念杨先生的短文，才知道他发展过我父亲入党。短文中说：“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没有答应”并非“婉谢”，很可能因为骤然间没有心理准备。在革命胜利之日，父亲作文纪念已去世近二十年的好友，怎么能忘记他当年相知之深呢？还有瞿秋白先生，我也是看了父亲一九四九年六月写的纪念短文，才知道他当时也见过好几回面，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其实他就住在顺泰里，父亲只怕他有所不便，只去探望过他一回。以社交论，母亲她们跟父亲他们很不相同，至少在节拍的快慢上。我母亲初到上海，在永兴坊就结识了杨贤江的夫人姚韵漪；后来跟我父亲去鸿兴坊结识了沈雁冰先生的夫人孔德沚；不久又结识了瞿秋白先生的夫人杨之华。她们好像都参加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于是我母亲就常出去开会，先是个把星期一回，接近“五卅”会就越来越多了。母亲还担负些文书事务，吃过午饭出去直到吃晚饭才回来。好在祖母身体硬朗，还能做些家务，妹妹至美也自己会玩儿了。

　　记得丰子恺先生有篇散文《逃难》是这样开的头：他问孩子最喜欢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竟是“逃难”。平时天天一样过，有点儿厌烦了。逃难可变化无常，搬来躲去，有什么吃什么，听不相识的人讲从未听过的话，比听公主妖怪有趣多了。可是我遇到的头一次逃难不大够劲，江浙战争突然爆发，头一晚还有点儿意思，母亲带我们住在西藏路的一个小客栈楼上，窗口可以望见马宝山饼干公司招牌上围着的红绿灯不停打转。可是第二天早上，王伯祥先生找来了，说在爱文义路租了个楼面，他家人多住前楼，我家住后楼。二房东敲竹杠也只得由他，总比住客栈便宜，让我们收拾了跟他去。还是弄堂房子，过铁栅栏就是北火车站，这难还不如不逃呢。

　　这一回军阀争夺地盘就是江浙战争，火线却在上海以北的黄渡浏河一带，往北的火车不通了。过了两天，父亲才绕道走水路从苏州回的上海。母亲怪他说：“风声这样紧了，你为这点小事还非得赶回苏州去。害得大家担心了好几天。”父亲没作声，要不是惦记着一家老小，说不定还得耽搁几天才回来呢。战事停后，他和伯祥先生等商务的几位同事，租了一辆卡车去浏河凭吊战场，写了一首长诗。《潘先生在难中》的构思，不用说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形成的。

　　父亲没加入共产党。不久国共宣布合作，他和母亲，还有伯祥先生受某位党员同志的怂恿，加入了国民党，说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孙中山先生逝世，三月廿三，上海市民在老西门体育场开追悼大会。那天清晨，父亲母亲就出去了，吩咐我赶早吃午饭，跟着伯祥先生去参加。我左手举着小旗，右手紧拉住王先生的手，胸前别着一块比银圆还大的洋瓷像章。一路快跑到了北火车站，乘电车直达老西门。体育场里已经人山人海，讲话的用个铁皮卷成的喇叭拢在嘴上，声嘶力竭，站远点儿的还是听不清楚。望见主席台的大照片下也站满了人，认得的只有振铎先生一个，他个子高。我紧攥着王先生不放手，散会时街灯都亮了。走到老西门正好碰着我父亲。电车挤不上，父亲说站了老半天，找个地方歇歇脚吧，走过一个小酒铺，就进去找张桌子坐下。两位老人家一人要了壶绍兴，买了几碟小菜，叫我吃着。王先生问：“专刊有下文吗？”父亲说：“几个方面碰过头了，说商务要出，就让给商务吧。可是人多口杂，最快也得到年底才能见书。”他们谈的原来是那本《纪念孙中山》特刊，他们没想到过了两年半，这本特刊才得以出版。这也不能全怪商务拖沓，中间隔着个“四一二”呢。我父亲早就写给特刊的那篇《赤着的脚》，是以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出席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为背景的，真个是大失时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