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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继续参与文学研究会活动

发布时间:2022-06-06     来源:《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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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的工厂在宝山路路南,大门向北。中午和傍晚放工,好几千人一齐拥出来,真个浩浩荡荡。编辑每天只上六个小时的班,比工人迟一小时上班,早一小时下班,还来得及赶一场电影再回家吃晚饭。不知中华、世界等几家那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优待。商务编辑部有三百来人,好几十位是出了名的大学者大教授,也有不少学历很低甚至没有学历,进了商务几乎从头学起,在实干中锻炼出来的,我知道的就有沈雁冰、杨贤江、胡愈之、章雪村、徐调孚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父亲进商务的时候,路北的东方图书馆还没落成,编辑部还在工厂的西南角,一座叫作“涵芬楼”的洋楼里。我放了学常去,等父亲下了班,带我去本来要走过的夏令配克看电影。国文部一共四个人。沈雁冰先生从《小说月报》调回来已经一年了,一位是苏州同乡丁晓先先生,还有一位记不清是谁了。四个人除了编辑教科书,还编《学生国学小丛书》,似乎各干各的,没见过他们商量什么。

  香山路有条新落成的弄堂,叫仁余里,房子都空着。伯祥先生和我父亲都决定再搬一次家,虽然离商务远了一倍,但可以一家租一幢,独门独户,住得宽舒些。伯祥先生家人多,挑了第三弄中间带过街楼的一幢,把前楼布置成了像模像样的书房,靠墙是书架和书柜,大半是叠得齐齐崭崭的整部线装书。王先生的书是不准许孩子们碰的,他自己老拿着鸡毛帚,东掸掸,西掸掸。过街楼一分为二,朝北的半边作起居室,朝南的半边是王先生夫妇的卧室,夏天前后各开一扇窗,那穿堂风可凉快了。可就是这过街楼,把患失眠症的王先生害苦了,每天夜里有人在过道里乘凉打骨牌;有一种牌叫“挖花”,一边挖一边还要唱,悠扬婉转,不知唱些什么,总之是宁波口音,越听不清越叫人提起精神听。我父亲特地写了篇《骨牌声》,刊登在《文学周报》上,替王先生讨饶。无奈那几位打牌的是什么报刊也不看的,加上了“文学”,他们还是个不看。

  我们家住在仁余里第四弄,靠近西边尽头,门牌廿八号。郑振铎先生早关照我父亲:“搬家不要忘记,把文学研究会的招牌带了去。”搬家那天清早,我父亲站在凳子上,亲自把这块蓝底白字的牌子撬了下来,到了仁余里,又站上凳子,亲自把牌子钉在廿八号的黑漆大门上。他怕别人不小心,崩掉了一小块搪瓷,或者把牌子钉得歪歪斜斜的。文学研究会的日常事务,本来谁有条件谁就抢先去办。单说《文学周报》吧,从撰稿、编辑、校对,到包装、邮寄等等,全由十来个人自己动手。胡愈之先生说:“……我们总觉得非常骄傲。用了自己的纸墨,写出我们自己心里所要说的话,毫无顾忌地写出我们要说的话;用了我们自己的钱,印刷我们自己的出版物;又用了我们自己的劳力,包封寄发:总之是拿我们自己的心底的东西,由我们自己直接贡献给读者,这不该我们骄傲吗?”

  郑振铎先生当时的忙碌,我父亲是十分清楚的,并感到惭愧和不安。《小说月报》社的编制跟一般的月刊一样,也是四个人,徐调孚先生的确是个可以依靠的得力助手,可是其余两位都不过充个数而已。他把文学研究会的搪瓷牌子叫我父亲带走,意思就是《文学周报》的事,今后请多关照。这样一句潜台词,我父亲还能听不懂。集稿、发排、校对的事,父亲早就承包了,如今还得按时分派大家写封套、贴邮票,通知大家去印刷厂把周报折叠好,装进封套,送到邮局。更麻烦而且琐屑的是世界文学家肖像明信片的函购工作。这种明信片先后印了六套,每套六张,售价两角。父亲把他的大书架腾了出来才好分套存放。拆信、登记、配货、分寄,好在都由我母亲这位私人书记担负了。不通汇兑的地方来函购,货款可以用四分以下的邮票替代。寄来的邮票有的在路上受了潮,互相粘成一张薄饼。母亲就得像洗手绢似的,把这样的薄饼浸在清水里,待邮票上的胶水化了,才轻轻地撕开,摊在毛边纸上阴干。我要帮忙还不让。

  “仁余里廿八号”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代号,印在《诗》和《文学周报》的版权页上,都作为“社址”和“发行处”;印在世界文学家肖像明信片的广告上,作为函购处。从表面上看,是个租不起店面的小铺子。可是有两个特点,一是地点僻静,一是邮件多。沈雁冰先生于是征得我父亲同意,把仁余里廿八号作为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点。任务有两件:一是收到的信中,封面上写着“钟英先生启”的收藏在一边,由他派指定的人来取。二是某些晚上,要借我们家开会。哪天开会是先一天商量定的,看是否方便。人数至多十一二个,到时候先来一位跟我父亲相识的人,我们全家都回避到楼上,后门就由他管。人陆续到齐了开会,说话都很轻,楼上听不清。父亲母亲仍旧做自己的事。九点多钟,人陆续散去,那个先来的人轻轻上楼来道声谢,父亲就跟他下去闩上后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沈雁冰先生是上海党内的重要人物。他自己决不会说的,我父亲没有打听问讯的习惯,大概是看出来的。杨贤江先生是党员,我那时就知道,也知道不能说。一九四九年八月,看了父亲写的纪念杨先生的短文,才知道他发展过我父亲入党。短文中说:“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没有答应”并非“婉谢”,很可能因为骤然间没有心理准备。在革命胜利之日,父亲作文纪念已去世近二十年的好友,怎么能忘记他当年相知之深呢?还有瞿秋白先生,我也是看了父亲一九四九年六月写的纪念短文,才知道他当时也见过好几回面,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其实他就住在顺泰里,父亲只怕他有所不便,只去探望过他一回。以社交论,母亲她们跟父亲他们很不相同,至少在节拍的快慢上。我母亲初到上海,在永兴坊就结识了杨贤江的夫人姚韵漪;后来跟我父亲去鸿兴坊结识了沈雁冰先生的夫人孔德沚;不久又结识了瞿秋白先生的夫人杨之华。她们好像都参加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于是我母亲就常出去开会,先是个把星期一回,接近“五卅”会就越来越多了。母亲还担负些文书事务,吃过午饭出去直到吃晚饭才回来。好在祖母身体硬朗,还能做些家务,妹妹至美也自己会玩儿了。

  记得丰子恺先生有篇散文《逃难》是这样开的头:他问孩子最喜欢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竟是“逃难”。平时天天一样过,有点儿厌烦了。逃难可变化无常,搬来躲去,有什么吃什么,听不相识的人讲从未听过的话,比听公主妖怪有趣多了。可是我遇到的头一次逃难不大够劲,江浙战争突然爆发,头一晚还有点儿意思,母亲带我们住在西藏路的一个小客栈楼上,窗口可以望见马宝山饼干公司招牌上围着的红绿灯不停打转。可是第二天早上,王伯祥先生找来了,说在爱文义路租了个楼面,他家人多住前楼,我家住后楼。二房东敲竹杠也只得由他,总比住客栈便宜,让我们收拾了跟他去。还是弄堂房子,过铁栅栏就是北火车站,这难还不如不逃呢。

  这一回军阀争夺地盘就是江浙战争,火线却在上海以北的黄渡浏河一带,往北的火车不通了。过了两天,父亲才绕道走水路从苏州回的上海。母亲怪他说:“风声这样紧了,你为这点小事还非得赶回苏州去。害得大家担心了好几天。”父亲没作声,要不是惦记着一家老小,说不定还得耽搁几天才回来呢。战事停后,他和伯祥先生等商务的几位同事,租了一辆卡车去浏河凭吊战场,写了一首长诗。《潘先生在难中》的构思,不用说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形成的。

  父亲没加入共产党。不久国共宣布合作,他和母亲,还有伯祥先生受某位党员同志的怂恿,加入了国民党,说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孙中山先生逝世,三月廿三,上海市民在老西门体育场开追悼大会。那天清晨,父亲母亲就出去了,吩咐我赶早吃午饭,跟着伯祥先生去参加。我左手举着小旗,右手紧拉住王先生的手,胸前别着一块比银圆还大的洋瓷像章。一路快跑到了北火车站,乘电车直达老西门。体育场里已经人山人海,讲话的用个铁皮卷成的喇叭拢在嘴上,声嘶力竭,站远点儿的还是听不清楚。望见主席台的大照片下也站满了人,认得的只有振铎先生一个,他个子高。我紧攥着王先生不放手,散会时街灯都亮了。走到老西门正好碰着我父亲。电车挤不上,父亲说站了老半天,找个地方歇歇脚吧,走过一个小酒铺,就进去找张桌子坐下。两位老人家一人要了壶绍兴,买了几碟小菜,叫我吃着。王先生问:“专刊有下文吗?”父亲说:“几个方面碰过头了,说商务要出,就让给商务吧。可是人多口杂,最快也得到年底才能见书。”他们谈的原来是那本《纪念孙中山》特刊,他们没想到过了两年半,这本特刊才得以出版。这也不能全怪商务拖沓,中间隔着个“四一二”呢。我父亲早就写给特刊的那篇《赤着的脚》,是以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出席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为背景的,真个是大失时效了。

作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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