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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为《新女性》投稿和主编《光明》半月刊

发布时间:2022-06-21     来源:《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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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女性》杂志也在这时候胜利诞生。为了支持几位好朋友造商务的反,我父亲特地写了篇小说《在民间》,发表在《新女性》的创刊号上。商务有一种《妇女杂志》,已出版十年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评。罗家伦先生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无情的判词:“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在这个风口上,商务当局不得不改弦更张,把《东方杂志》的编辑章雪村先生调去当主编,章先生又把周建人先生拉了去。一九二二年年初,《妇女杂志》开始改革,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大受读者欢迎,发行量陡增五倍。一九二五年一月,章、周两位先生又推出《新性道德专号》,讨论性道德,普及性知识。这一下不得了,捅了封建卫道者的马蜂窝,北京《现代评论》首先发起猛烈攻击,反驳那些封建陈词的报刊也有好几家。笔墨官司打了半年多,雪村先生越打越来劲。商务当局却受不住压力了,八月底,把雪村先生调到国文部,和我父亲一同坐冷板凳。读者是有眼力的,《妇女杂志》的编辑方针一复旧,销数也仍旧落到一九二二年以前。朋友们都为雪村先生抱不平,愈之先生出主意:不妨另办一个妇女杂志,跟商务唱对台戏。雪村先生生就不服输的脾气,说干就干。他把还没退掉的稿子理了理,已经约定的稿子催了催,再约了几篇较有把握的,前后花了三个来月,等于汇集三期的精华于一期。“真假李逵”是唱不得的,不如就叫《新女性》,突出个“新”字。出版单位就用新女性社的名义,征得了吴觉农先生的同意,请他出面当主编,通讯处也暂时虚设在他家里。创刊号一亮相,博得了社会上一片叫好。商务当局知道是谁找上门来了,请雪村先生另行高就。他们可没想到这一念之错,在出版界中又添了个新的竞争对手。

  我父亲的《在民间》发表在《新女性》创刊号上,可以说“得其所哉”。小说写“五卅”运动中,两位女知识分子头一回去到工厂区,向女工们进行宣传教育的故事。她们俩同乘一辆黄包车,从面容的描写看,靠左边姓姜的那位,原型是我母亲;靠右边姓庞的一位,原型是杨之华阿姨。为什么我会如此肯定呢?要是我母亲没有去,还有谁会把这个故事的原型说给我父亲听呢?而姓庞的是“齐耳的短发”,“五卅”那时,直到北伐,妇女剪短发的还极少,母亲的朋友中间也只有杨之华阿姨一位。一九六一年,父亲写了首七绝《赠杨之华》,开头一句就是“短发春江意激扬”,三十六年前的印象还在目前,可见写小说时抓住的形象特点没有错。性格上的特点也抓住了,都是头一回去到民间,头一回与工人群众见面,两人所得到的印象却并不相同。可是看了女工朱家姐妹俩的待人处事,两人都觉得自己不能跟她们比,还得虚心向她们学。演讲没能按计划进行,正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弱点:自以为怀着一片好心,却没有摸清群众当前的迫切需要到底是什么。失败不要紧,有了这第一回,以后第二回、第三回会逐渐改进的。我想,母亲把这段新鲜的经历讲给我父亲听的当时,应该会得到这样的鼓励。

  雪村先生被商务辞退,他并不懊丧,因为正好借此顺理成章,来实现他久已藏在心间的志愿,自立门户创建一家书店。《新女性》一炮打响,他增强了自信,一连出版了好几种《妇女问题研究丛书》。他那宝山里六十号三开间的寓所,下层堆满了书,十多年来的积蓄和商务的退职金全压在里面了。他写信给在商务沈阳分店当会计的老二雪山先生,叫他自动辞职,带了所有的存款和退职金回到上海,两人办起了兄弟书店,但是资金的周转依旧困难重重。朋友劝他们兄弟俩不如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既便于跟金融界打交道,更便于吸收朋友们小额投资的支持。鼓点于是打起了“急急风”。店名经过商量,叫开明书店,意思是店铺虽小,却非顽固不化之辈。招牌也做得了。就在福州路中华书局斜对门的一个拐角上,租了个三角形的店面,经过装修,在七月里开张。陈列的出版物虽然既不大又不厚,内容和装帧却自有一股欣欣向上的朝气。

  这年五月,中国济难会的两位先生来看我父亲,委托我父亲编济难会的宣传刊物——《光明》半月刊。我父亲知道济难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就一口答应了。两位走后,他立刻给朋友们写信约稿。在给孙伏园先生的信上,他对济难会做了这样的说明:“该会新经决定,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带任何党派色彩,唯自人道主义为立足点,援助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完成一种社会上缺少的慈善事业。”还特地关照:“《光明》立论,即据此议。”“解放运动之被难者”,指被反动军阀公开或秘密逮捕及杀害的无数“革命党”,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赤色分子”。“社会上缺少的慈善事业”,指由于种种原因,许多烈士的遗族未受到抚恤和养育。“唯自人道主义的立足点”,等于说不用刺激性的语言,以利于济难运动的推进。这条“人道主义”的杠杠最难把握,自民国以来,哪位作者没有师生友好做了军阀屠刀下的枉死鬼的。我父亲就按捺不下这口气,总想曲里拐弯开销他几句。

  《光明》半月刊第一期于六月五日出版,据雁冰先生说,就被反动当局指为“赤化……有特殊作用”。大概他们翻开目录,一看篇目和作者,就下定了这样的结论。我父亲在《编辑余言》中有一段说:“……一个具有良心的人,在这个时代该抱什么态度呢?具有良心的人的核心是‘爱’,是‘广大的爱’……唯其如此,具有良心的人又有‘恨’,有‘深切的恨’。他恨那些破坏了人间之爱的,他恨那些不自爱的又不爱人的。徒然恨又有什么用呢?因而要作种种努力……用来消释心头之恨。这个恨到什么时候才消失呢?杀尽了那些可恨的东西之后吧。不是的,要到他们也能完成了人间之爱,也能自爱而又爱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要到他们恢复了丧失的良心,回归到具有良心的人的队伍里来的时候……”请允许我这个八十五岁的儿子,给父亲在三十二岁上写的文章批上批语:“有点儿绕笔头,这层意思不能写进《光明》的编辑后记。”我和父亲都是编辑,谁都不会倚老卖老。我相信我的意见没有错。《光明》半月刊只出了六期就停了,听说是杨贤江先生的主意。

  一九二六年,主要就说这些。还有两件事似乎得交代一下。第一件是八月廿七,我的弟弟诞生,是个小胖子,挺精神。不知怎么的,母亲在怀着他的日子里经常呕吐。有一回挺好的去看电影,被坐在前面的外国人吸的雪茄一熏,立即用大手帕按在嘴上冲出了场子。产后躺在床上的日子多,不怎么思饮食,说是犯了胃病。

  第二件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夏丏尊先生和我父亲大概是这一年才见面的。虽然陈望道、朱自清、章雪村三位先生早是他们的共同朋友,可是以前夏先生很少到上海,一九二六年接触却特别多。为了创建开明书店,为了创建立达学园,两位老人家都有机会碰头。到底第一回见面是哪一天,那时的日记两位都没留下来,无从查起。倒是在鲁迅先生八月三十的日记上记着:“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薰宇、刘叔琴及三弟。”在这之前,夏先生和我父亲一定已经见过面了。

作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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