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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坚持“为人生”的原则,接手编辑《小说月报》

发布时间:2022-07-04     来源:《父亲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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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铎先生到底是哪天出国的,不知是母亲忘了说还是我没记住。忽然想起父亲有篇文章中引用过他的出国启事,终于在父亲八十八岁那年写的《记我编〈小说月报〉》上找到了。启事刊载在那一年六月号的《小说月报》上,振铎先生说:“我于五月二十一日乘AthosⅡ赴马赛。此次欧行,为时至促,亲友处多未及通知告辞,万乞原谅!……关于《文学研究会丛书》事,已托胡愈之、徐调孚二君负责;关于《小说月报》事,乞直接与‘《小说月报》社’接洽;但我虽在请假期内,仍当视力所及为‘丛书’及‘月报’负一点责任。”启事中提到愈之和调孚,因为两位先生原是“丛刊”的负责编辑;而《小说月报》,想来直到振铎先生乘的法国邮轮起锚,商务当局还没拿定主意由谁来替代他。

  那么这六月号上,怎么会有我父亲写的未署名的《最后半页》呢?按编辑工作的实际,我猜度这一期校样送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我父亲终于由国文部调了过来。他循例把校样通读一过,看到了还空着半页,正好给下一期,七月的《创作号》将要刊出的作品,向读者做个预报。纸还有空,就捎带写了则补白:“……我们以为,这个时候,作家们还是在同一的地位,大家需要不断地修炼——修炼思想,修炼性情,修炼技术,以期将来的丰美收获。说‘什么进’‘什么进’只是狂妄与傲慢。”最后那一句,说的是文学界有极少数人自以为先进,而老谴责他人落后于时代。

  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之下,坚持“为人生”的原则,把《小说月报》继续编下去,这样的经验谁都没有。亏得振铎先生的得力助手徐调孚先生没调走,把七月号编成《创作号》,很可能是我父亲和他两个人商量定的一次试探,想看看反应如何。故而在六月号中介绍《创作号》的开头一段说,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近来收到好些可观的创作”,“偶然变改一点又何妨”;只要编者问心无愧,读者大致还认可。《创作号》当然不收译品,没有评论可不怎么好,我父亲一连写了四篇短评补缺,三篇论写作的态度需严谨,一篇是书评——《读〈柚子〉》。《柚子》是王鲁彦先生才出版不久的短篇集,《柚子》就是其中的一篇,讲看杀人的。鲁彦先生在结尾说:“仿佛记得许多书上,说从前杀头须等圣旨,现在县知事要杀人就杀人,大概是根据自由论吧。”我父亲在评论中接上一句,是问读者的:“作者这样说,你还是笑呢叹气呢?”为什么这样问?读者自然理解。是不是叹口气就算了?读者也会理解。

  就是作者,他们对《创作号》怎么会还没有一点儿响应呢?写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我父亲可能再也憋不住了,把想跟作者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颇有人这样说,生活的本身就是诗,就是艺术。现在这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时代,有胡适先生与几位外国朋友各表意见,尚无定论,但总之是个不寻常的时代,当无疑义。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生活,大概尤其是诗的艺术的吧。如果把它写下来,岂不是非常之好的东西。然而这类东西还少见。读者已经渴望好久了。因此在这里向作者们要求:提起你们的笔来,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

  孔德沚阿姨租定了景云里十一号半,不久就把家搬来了。那幢房子天井稍小,西南角缺一块,成了梯形;客堂的西南角也少了一扇窗的位置,在墙角下放张单人沙发,正好是主人的座位,可以纵览全室。沈老太太和气,健谈,母亲常去看她,尤其在上街之前,问她要不要带些什么。孔阿姨怀着孩子,不便多走动。老太太经常坐在东壁下的长沙发上,右首边正好望见有谁上下楼梯,有谁从后门进出。雇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女佣,乌镇带出来的,叫梅姑娘。沈霞似乎小我三岁,沈桑更小两岁,我和妹妹至美常过去跟他们玩。老太太戴着白铜边老式眼镜,看着书给孩子们讲故事。书就这两本,都很旧了。一本是石印的《封神榜》,另一本很奇怪,里边都是美国电影的故事,形式像电影院里发的说明书,只是字数稍多,以把故事说清楚为度,老太太讲的时候还得加些补充。这样的书,我在别处都没见过。沈霞他们有个小娘舅,年纪还很轻,暑假里就住在他们家里,很能变着法子带孩子们玩儿。

  有一天,梅姑娘慌慌张张跑过来唤我母亲,说少奶奶见红了。母亲叫她快去雇两辆黄包车,赶到隔壁跟老太太两个拎了个包袱,扶着孔阿姨等在后门口,黄包车一到,母亲和孔阿姨各乘一辆,去医院了。直到晚上,母亲才回来告诉老太太说:“孩子流产了,是个女的。德沚血已经止住。福民医院是日本人开的,护理很细心,不会出什么事的。德沚请老太太放心。等一会儿叫梅姑娘弄些什么吃的送去。医院里全有,只怕德沚吃不惯。”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满盘橘子红彤彤,不知哪个来做种。小孩留不住,也是命里如此。雁冰两三天里就要回来,行李已经先到了,一位小姐送来的。”母亲问那小姐是谁。老太太说她不便问。

  父亲听母亲说沈先生要回来了,真个喜出望外,关照母亲对谁都别说。第三天父亲上班,刚出后门,瞧见个穿白纺绸长衫的背影向隔壁的后门里一闪,就回进来对我母亲说:“雁冰才回来,先不去打扰他。抽空跟老太太说一声,我吃过晚饭去看他。”交代完照常去上班。等吃过晚饭,父亲带着本新出版的《小说月报》,就去隔壁了。母亲收拾好桌子才去,我紧跟在后边。他们一家子都在客厅里,除了还没有出院的孔阿姨。沈先生似乎更瘦了,他真个坐在西南角那只沙发上,得意地讲在镇江码头过检查站遇险的故事:那个兵看他这身打扮,手上却连小皮箱也没提一个,产生了怀疑,结果从身上搜出了党支部托他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支票。沈先生对那个兵说:“你想要,就拿去吧。”那个兵吃没了支票,真把沈先生放过了;他不知道这张支票没有担保是兑不成现金的。沈先生通知了党支部,又挂了失,就这样了了。大家掩住口笑了一阵。沈先生和我父亲谈起《小说月报》来,我母亲陪老太太谈家常,我的耳朵不知听哪一边好,打起盹来。

  人们说,沈先生写小说是受了我父亲的鼓动。鼓励自然是有的,遇到了《小说月报》的前主编,遇到了各方面的条件这么好的作者,我父亲还能不鼓励几句?其实写小说的念头,在沈先生心里早就萌动过,“倒是写小说的材料”之类的话,常常出现在他的回忆录中,当时事务忙碌,哪有工夫构思。如今倒好,成了蒋介石的通缉犯,不得不躲藏起来,尽有时间把这些年的,就是“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一一写下来了。一开头他写《幻灭》,前半部才写得就给我父亲看。我父亲第二天早上就告诉他决定用,立刻发稿,赶在九月号刊出,催他快写后半部,好在十月号接上。沈先生给逼得没法,只好答应,自己起了个笔名“矛盾”。父亲说没有人姓矛的,给加了个草头。这个故事谁都知道。一九五七年,沈先生给新版的《蚀》写后记,对他当年为什么取名“矛盾”,做了三百来字的一段说明,最后的结论是:“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吧,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这样说来,那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必须更正了。

  《幻灭》写的是两位性格不同的女士,被卷进了革命浪潮的故事,读者的欢迎可想而知。有人说作者肯定是个老手,却猜不出“茅盾”到底是谁。徐志摩先生向我父亲探询说:“这一篇是你写的吧?”我父亲答了一句:“我哪里写得出来。”他心照不宣,不再问了。沈先生写完《幻灭》,正打算写下一篇《动摇》。我父亲跟他商量说:“《小说月报》缺少有分量的评论。你先前专写评论,是不是换个花样,先写篇作家专论。”沈先生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父亲第二天上班,请调孚先生收集了近两年的文学报刊,晚间送了过去。沈先生先写了《王鲁彦论》;听建人先生说,鲁迅先生不打算在香港久住,就要到上海,他又赶写了一篇《鲁迅论》表示欢迎。我父亲当然接受了这个好建议,调了个次序,把《鲁迅论》刊在十月号的《小说月报》上。

  沈先生一直躲在楼上写文章,从没见过他下楼来。父亲差不多天天晚上过去的,给沈先生送去书籍报刊和信件,偶尔谈到深夜才回来。难得有别的客人,总之我没见过。陈望道先生劝沈先生去日本,说老躲在楼上不是个事。那时去日本不必办签证,只要买船票就成。日元的兑换率又较低。小日本这样做,主要为了便于走私和窃取情报,并无优待观光的意思。因而去日本留学的青年特多,“四一二”事变后又添上了许多“亡命者”。第二年七月初的一个晚上,我父亲母亲陪德沚阿姨,送沈先生上船。沈先生在上海十个来月,帮我父亲解决了不少编《小说月报》的大问题,临行前又答应有什么作品都寄给我父亲处理,包括稿费的领取和支配,父亲简直成了个经纪人。他又托我母亲多多关照老太太。

  上一年七月出版的《创作号》,渐渐显示出功效了,老作者又有几位寄作品来了,初次投稿的尤其多。生活在那个不寻常的时代里,憋在肚子里要写的东西实在多,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大家未免要估摸一下分寸,看看别个是怎么写的。在这一年半中,我父亲总共代振铎先生编了十八期《小说月报》。丁玲阿姨回忆说:要是我父亲不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她今生走的可能是另一条路。我想:“可能”并非“必然”。如果《梦珂》退回去了,她就此打消了创作的念头,当然得走另一条路了。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她或者把《梦珂》投到别家,或者锲而不舍,努力把《莎菲女士的日记》写得更好,结果还得走创作的道路。巴金先生也回忆说,我父亲是他第一编辑,这是实话实说,当然也怀着虔诚感激的心情。一九八二年年底,我父亲在《记我编〈小说月报〉》中说:“他们(不只指这两位)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或取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这些是所有的编辑员都能做到的。”

  “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这句话是建议,给作者提个醒而已。一个文艺刊物的主编,怎么能随便发号召呢?既然是建议,提出的人如果自己能动动笔,也该身体力行,不能光催促别个,坐等收成。九月六日,我父亲写了一首新诗《忆》,刊在《一般》上。诗分作九段,头三段写迎接“我们的”北伐军的欣喜:“经年的相思头一回见,掩着眼泪儿出神地看。”接着三段写北伐军的军纪和军旗,可是奇怪,对群众的深情慰问,他们冷冰冰地不做反应。最后三段说到当时刊登在日报上的蒋介石的照片:“一匹白马驮着个小胡子,他清秀地向观众露着笑脸。……人间的奇迹分明现在眼前。”才过了半年,面对着一桩桩残酷的杀戮,那小胡子还在回头微笑呢。当时大约为了要蒙混过关,这首《忆》,我父亲写得很晦涩,还说了些反话。为了便利读者,我揣摩父亲那时的心情,做了些翻译,大概不至于译错吧。

  十月四日,我父亲写了短篇《夜》,刊在《小说月报》十月号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篇小说才被编进语文课本。于是有教员写信来问我父亲:两位青年烈士姓甚名谁,学生们都想知道。父亲回信总是说:当年有一对夫妇被捕了,男的姓陈,女的姓梁,后来又听说被枪毙了。他受到触发,写了这篇《夜》。跟大多数小说一个样,人物和情节也是虚构的。老师教学生读小说,主要让他们理会作者的文字,揣摩小说中各个人物在当时的心理活动;尤其在语文课上,应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学会看小说的技能,进一步学会观察社会现象的本领。作者在小说中没有提到的,用不着让学生花工夫去求索。我父亲这样回答,可算得至矣尽矣。陈梁二位是雁冰先生在党内的助手,我父亲见过,他们的家庭情况,如有无老母有无儿子,却一点也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虽属虚构,却都取之于真实:“四一二”白色恐怖,多少有为青年被杀戮,多少幸福家庭遭破坏。一字不识的老太太,在极度的悲哀中,忽地理解烈士在遗书中写的对死“无所恨”,懂得了“善视大男”的意义有多深广。该引导学生们仔细体会的,主要在这些地方。

  还在《夜》发表之前两个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取消青年运动,解散学生组织。刊登在报纸上的提案和决议连篇累牍,无不强词夺理,申说他们如今屠杀青年学生有理有权。归纳起来无非说:青年学生更事不多,较易激动,懂得什么国家大事,天生是最便于被人利用的工具。先前举国大半在军阀手中,国民党为了积聚革命力量,不得不利用学生运动,虽然使青年暂时牺牲学业,从政治上来考虑尚属值得。如今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国民党已经坐定天下,青年应该赶快回到课堂去埋头念书,免得使学业再受损失。如果还要组织学生会,反对校长,反对教师,实质上宣传共产主义,理应立即取缔……看看那些国民党内的元老,为了替蒋介石杜撰杀人的理论,让先前为宣传打倒军阀而牺牲的烈士都陪上了。烈士们已经牺牲,没法申辩,只得由他们去胡说。如果真个精神不死呢?烈士们知道国民党中央正为杀戮青年制造舆论,那些冠冕堂皇的党国元老,居心竟如此之龌龊,他们将会怎样想呢?怎样做呢?我父亲揣摩又揣摩,在十二月初写了篇童话形式的小说《冥世别》;《大江》月刊要去了,发表在第二年一月的创刊号上。谁想读,请记住那五个鬼雄是被军阀杀头的,枪毙的,并非牺牲于“四一二”事变之后。“一二·九”运动中,父亲给我拨正了时间,我才看懂了这篇《冥世别》。

作者:叶至善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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