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铎先生到底是哪天出国的，不知是母亲忘了说还是我没记住。忽然想起父亲有篇文章中引用过他的出国启事，终于在父亲八十八岁那年写的《记我编〈小说月报〉》上找到了。启事刊载在那一年六月号的《小说月报》上，振铎先生说：“我于五月二十一日乘AthosⅡ赴马赛。此次欧行，为时至促，亲友处多未及通知告辞，万乞原谅！……关于《文学研究会丛书》事，已托胡愈之、徐调孚二君负责；关于《小说月报》事，乞直接与‘《小说月报》社’接洽；但我虽在请假期内，仍当视力所及为‘丛书’及‘月报’负一点责任。”启事中提到愈之和调孚，因为两位先生原是“丛刊”的负责编辑；而《小说月报》，想来直到振铎先生乘的法国邮轮起锚，商务当局还没拿定主意由谁来替代他。

　　那么这六月号上，怎么会有我父亲写的未署名的《最后半页》呢？按编辑工作的实际，我猜度这一期校样送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我父亲终于由国文部调了过来。他循例把校样通读一过，看到了还空着半页，正好给下一期，七月的《创作号》将要刊出的作品，向读者做个预报。纸还有空，就捎带写了则补白：“……我们以为，这个时候，作家们还是在同一的地位，大家需要不断地修炼——修炼思想，修炼性情，修炼技术，以期将来的丰美收获。说‘什么进’‘什么进’只是狂妄与傲慢。”最后那一句，说的是文学界有极少数人自以为先进，而老谴责他人落后于时代。

　　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之下，坚持“为人生”的原则，把《小说月报》继续编下去，这样的经验谁都没有。亏得振铎先生的得力助手徐调孚先生没调走，把七月号编成《创作号》，很可能是我父亲和他两个人商量定的一次试探，想看看反应如何。故而在六月号中介绍《创作号》的开头一段说，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近来收到好些可观的创作”，“偶然变改一点又何妨”；只要编者问心无愧，读者大致还认可。《创作号》当然不收译品，没有评论可不怎么好，我父亲一连写了四篇短评补缺，三篇论写作的态度需严谨，一篇是书评——《读〈柚子〉》。《柚子》是王鲁彦先生才出版不久的短篇集，《柚子》就是其中的一篇，讲看杀人的。鲁彦先生在结尾说：“仿佛记得许多书上，说从前杀头须等圣旨，现在县知事要杀人就杀人，大概是根据自由论吧。”我父亲在评论中接上一句，是问读者的：“作者这样说，你还是笑呢叹气呢？”为什么这样问？读者自然理解。是不是叹口气就算了？读者也会理解。

　　就是作者，他们对《创作号》怎么会还没有一点儿响应呢？写到《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我父亲可能再也憋不住了，把想跟作者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颇有人这样说，生活的本身就是诗，就是艺术。现在这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时代，有胡适先生与几位外国朋友各表意见，尚无定论，但总之是个不寻常的时代，当无疑义。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生活，大概尤其是诗的艺术的吧。如果把它写下来，岂不是非常之好的东西。然而这类东西还少见。读者已经渴望好久了。因此在这里向作者们要求：提起你们的笔来，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

　　孔德沚阿姨租定了景云里十一号半，不久就把家搬来了。那幢房子天井稍小，西南角缺一块，成了梯形；客堂的西南角也少了一扇窗的位置，在墙角下放张单人沙发，正好是主人的座位，可以纵览全室。沈老太太和气，健谈，母亲常去看她，尤其在上街之前，问她要不要带些什么。孔阿姨怀着孩子，不便多走动。老太太经常坐在东壁下的长沙发上，右首边正好望见有谁上下楼梯，有谁从后门进出。雇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女佣，乌镇带出来的，叫梅姑娘。沈霞似乎小我三岁，沈桑更小两岁，我和妹妹至美常过去跟他们玩。老太太戴着白铜边老式眼镜，看着书给孩子们讲故事。书就这两本，都很旧了。一本是石印的《封神榜》，另一本很奇怪，里边都是美国电影的故事，形式像电影院里发的说明书，只是字数稍多，以把故事说清楚为度，老太太讲的时候还得加些补充。这样的书，我在别处都没见过。沈霞他们有个小娘舅，年纪还很轻，暑假里就住在他们家里，很能变着法子带孩子们玩儿。

　　有一天，梅姑娘慌慌张张跑过来唤我母亲，说少奶奶见红了。母亲叫她快去雇两辆黄包车，赶到隔壁跟老太太两个拎了个包袱，扶着孔阿姨等在后门口，黄包车一到，母亲和孔阿姨各乘一辆，去医院了。直到晚上，母亲才回来告诉老太太说：“孩子流产了，是个女的。德沚血已经止住。福民医院是日本人开的，护理很细心，不会出什么事的。德沚请老太太放心。等一会儿叫梅姑娘弄些什么吃的送去。医院里全有，只怕德沚吃不惯。”老太太叹了口气说：“满盘橘子红彤彤，不知哪个来做种。小孩留不住，也是命里如此。雁冰两三天里就要回来，行李已经先到了，一位小姐送来的。”母亲问那小姐是谁。老太太说她不便问。

　　父亲听母亲说沈先生要回来了，真个喜出望外，关照母亲对谁都别说。第三天父亲上班，刚出后门，瞧见个穿白纺绸长衫的背影向隔壁的后门里一闪，就回进来对我母亲说：“雁冰才回来，先不去打扰他。抽空跟老太太说一声，我吃过晚饭去看他。”交代完照常去上班。等吃过晚饭，父亲带着本新出版的《小说月报》，就去隔壁了。母亲收拾好桌子才去，我紧跟在后边。他们一家子都在客厅里，除了还没有出院的孔阿姨。沈先生似乎更瘦了，他真个坐在西南角那只沙发上，得意地讲在镇江码头过检查站遇险的故事：那个兵看他这身打扮，手上却连小皮箱也没提一个，产生了怀疑，结果从身上搜出了党支部托他带的那张两千元的支票。沈先生对那个兵说：“你想要，就拿去吧。”那个兵吃没了支票，真把沈先生放过了；他不知道这张支票没有担保是兑不成现金的。沈先生通知了党支部，又挂了失，就这样了了。大家掩住口笑了一阵。沈先生和我父亲谈起《小说月报》来，我母亲陪老太太谈家常，我的耳朵不知听哪一边好，打起盹来。

　　人们说，沈先生写小说是受了我父亲的鼓动。鼓励自然是有的，遇到了《小说月报》的前主编，遇到了各方面的条件这么好的作者，我父亲还能不鼓励几句？其实写小说的念头，在沈先生心里早就萌动过，“倒是写小说的材料”之类的话，常常出现在他的回忆录中，当时事务忙碌，哪有工夫构思。如今倒好，成了蒋介石的通缉犯，不得不躲藏起来，尽有时间把这些年的，就是“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一一写下来了。一开头他写《幻灭》，前半部才写得就给我父亲看。我父亲第二天早上就告诉他决定用，立刻发稿，赶在九月号刊出，催他快写后半部，好在十月号接上。沈先生给逼得没法，只好答应，自己起了个笔名“矛盾”。父亲说没有人姓矛的，给加了个草头。这个故事谁都知道。一九五七年，沈先生给新版的《蚀》写后记，对他当年为什么取名“矛盾”，做了三百来字的一段说明，最后的结论是：“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吧，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这样说来，那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必须更正了。

　　《幻灭》写的是两位性格不同的女士，被卷进了革命浪潮的故事，读者的欢迎可想而知。有人说作者肯定是个老手，却猜不出“茅盾”到底是谁。徐志摩先生向我父亲探询说：“这一篇是你写的吧？”我父亲答了一句：“我哪里写得出来。”他心照不宣，不再问了。沈先生写完《幻灭》，正打算写下一篇《动摇》。我父亲跟他商量说：“《小说月报》缺少有分量的评论。你先前专写评论，是不是换个花样，先写篇作家专论。”沈先生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我父亲第二天上班，请调孚先生收集了近两年的文学报刊，晚间送了过去。沈先生先写了《王鲁彦论》；听建人先生说，鲁迅先生不打算在香港久住，就要到上海，他又赶写了一篇《鲁迅论》表示欢迎。我父亲当然接受了这个好建议，调了个次序，把《鲁迅论》刊在十月号的《小说月报》上。

　　沈先生一直躲在楼上写文章，从没见过他下楼来。父亲差不多天天晚上过去的，给沈先生送去书籍报刊和信件，偶尔谈到深夜才回来。难得有别的客人，总之我没见过。陈望道先生劝沈先生去日本，说老躲在楼上不是个事。那时去日本不必办签证，只要买船票就成。日元的兑换率又较低。小日本这样做，主要为了便于走私和窃取情报，并无优待观光的意思。因而去日本留学的青年特多，“四一二”事变后又添上了许多“亡命者”。第二年七月初的一个晚上，我父亲母亲陪德沚阿姨，送沈先生上船。沈先生在上海十个来月，帮我父亲解决了不少编《小说月报》的大问题，临行前又答应有什么作品都寄给我父亲处理，包括稿费的领取和支配，父亲简直成了个经纪人。他又托我母亲多多关照老太太。

　　上一年七月出版的《创作号》，渐渐显示出功效了，老作者又有几位寄作品来了，初次投稿的尤其多。生活在那个不寻常的时代里，憋在肚子里要写的东西实在多，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大家未免要估摸一下分寸，看看别个是怎么写的。在这一年半中，我父亲总共代振铎先生编了十八期《小说月报》。丁玲阿姨回忆说：要是我父亲不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梦珂》，她今生走的可能是另一条路。我想：“可能”并非“必然”。如果《梦珂》退回去了，她就此打消了创作的念头，当然得走另一条路了。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她或者把《梦珂》投到别家，或者锲而不舍，努力把《莎菲女士的日记》写得更好，结果还得走创作的道路。巴金先生也回忆说，我父亲是他第一编辑，这是实话实说，当然也怀着虔诚感激的心情。一九八二年年底，我父亲在《记我编〈小说月报〉》中说：“他们（不只指这两位）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或取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这些是所有的编辑员都能做到的。”

　　“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这句话是建议，给作者提个醒而已。一个文艺刊物的主编，怎么能随便发号召呢？既然是建议，提出的人如果自己能动动笔，也该身体力行，不能光催促别个，坐等收成。九月六日，我父亲写了一首新诗《忆》，刊在《一般》上。诗分作九段，头三段写迎接“我们的”北伐军的欣喜：“经年的相思头一回见，掩着眼泪儿出神地看。”接着三段写北伐军的军纪和军旗，可是奇怪，对群众的深情慰问，他们冷冰冰地不做反应。最后三段说到当时刊登在日报上的蒋介石的照片：“一匹白马驮着个小胡子，他清秀地向观众露着笑脸。……人间的奇迹分明现在眼前。”才过了半年，面对着一桩桩残酷的杀戮，那小胡子还在回头微笑呢。当时大约为了要蒙混过关，这首《忆》，我父亲写得很晦涩，还说了些反话。为了便利读者，我揣摩父亲那时的心情，做了些翻译，大概不至于译错吧。

　　十月四日，我父亲写了短篇《夜》，刊在《小说月报》十月号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篇小说才被编进语文课本。于是有教员写信来问我父亲：两位青年烈士姓甚名谁，学生们都想知道。父亲回信总是说：当年有一对夫妇被捕了，男的姓陈，女的姓梁，后来又听说被枪毙了。他受到触发，写了这篇《夜》。跟大多数小说一个样，人物和情节也是虚构的。老师教学生读小说，主要让他们理会作者的文字，揣摩小说中各个人物在当时的心理活动；尤其在语文课上，应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学会看小说的技能，进一步学会观察社会现象的本领。作者在小说中没有提到的，用不着让学生花工夫去求索。我父亲这样回答，可算得至矣尽矣。陈梁二位是雁冰先生在党内的助手，我父亲见过，他们的家庭情况，如有无老母有无儿子，却一点也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虽属虚构，却都取之于真实：“四一二”白色恐怖，多少有为青年被杀戮，多少幸福家庭遭破坏。一字不识的老太太，在极度的悲哀中，忽地理解烈士在遗书中写的对死“无所恨”，懂得了“善视大男”的意义有多深广。该引导学生们仔细体会的，主要在这些地方。

　　还在《夜》发表之前两个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取消青年运动，解散学生组织。刊登在报纸上的提案和决议连篇累牍，无不强词夺理，申说他们如今屠杀青年学生有理有权。归纳起来无非说：青年学生更事不多，较易激动，懂得什么国家大事，天生是最便于被人利用的工具。先前举国大半在军阀手中，国民党为了积聚革命力量，不得不利用学生运动，虽然使青年暂时牺牲学业，从政治上来考虑尚属值得。如今国民革命已经成功，国民党已经坐定天下，青年应该赶快回到课堂去埋头念书，免得使学业再受损失。如果还要组织学生会，反对校长，反对教师，实质上宣传共产主义，理应立即取缔……看看那些国民党内的元老，为了替蒋介石杜撰杀人的理论，让先前为宣传打倒军阀而牺牲的烈士都陪上了。烈士们已经牺牲，没法申辩，只得由他们去胡说。如果真个精神不死呢？烈士们知道国民党中央正为杀戮青年制造舆论，那些冠冕堂皇的党国元老，居心竟如此之龌龊，他们将会怎样想呢？怎样做呢？我父亲揣摩又揣摩，在十二月初写了篇童话形式的小说《冥世别》；《大江》月刊要去了，发表在第二年一月的创刊号上。谁想读，请记住那五个鬼雄是被军阀杀头的，枪毙的，并非牺牲于“四一二”事变之后。“一二·九”运动中，父亲给我拨正了时间，我才看懂了这篇《冥世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