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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波:和史念海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发布时间:2022-07-14     来源:《生活文摘》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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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历史地理学家。历任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曾任民进中央常委、民进陕西省委会主委。

一、守望

  1982年2月18日,在南方已是孟春时节,万物萌动,草长莺飞,而我却平生第一次出川,乘坐渝京特快北上,北上。列车呼啸着穿越一个又一个隧洞,从秦岭之巅飞速下降,扑面而来的却是凛冽的寒风和光秃秃的黄土田野。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难道这就是素号风物繁华、十朝帝都的八百里秦川,我梦寐已久的求学都会、我景仰的导师史念海先生工作的地方?

  大学毕业之前,除读了读文绉绉的《河山集》外,还从一个曾在陕西师大历史系与先生共事过的老师处了解到先生的点滴事迹。据说先生是顾颉刚的弟子,早年在辅仁大学、复旦大学学习、工作过,“文革”结束后,参加了西北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工作,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地理“三巨头”之一,又是陕西师大副校长,但平时对人却十分和善、念旧。这位老师说,她女儿结婚,先生还特地托人不远千里送了一床被面。在我想象里,先生大概是严峻其表而慈善其心的长者,敬畏之感油然而生。

  两天后,我和同门费省、辛德勇一起到先生家见面,在座有即将为我们上课的黄永年老师、曹尔琴老师和系领导上官鸿南老师。先生方颐广额,透露出他的睿智和渊博,体态有些发福,给人的印象应该是宽容大度。说话温文尔雅,很客气,山西方言也不算太难懂。他大致交待了一下今后上课的注意事项,要求我们从读史、汉开始,每周记读书日志,并写一篇读书札记,他要检查。而且特别叮嘱,问题要从读古人书中得,不要照抄别人的成果,宁可劳而无获,不可不劳而获。

  我感到了压力,尽管先生外表给人的印象是那么和善慈祥,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高严,但在学业与学术上,却是慈善其表而严峻其心。我明白“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我希望这样,这正是我喜欢的老师!

  我注意到,先生的额纹像刀刻似的,颜面像古铜色,与黄土高原的风土色调十分协调,有一句歌词叫“风沙吹老了岁月”,用在先生身上再好不过。是啊,它们难道不是半个世纪的磨砺蹉跎,半壁河山的风刀沙剑留下的印记吗?

  在后来的上课过程中,我还注意到,先生的衣食住行都不十分讲究,没有什么派头。几次见他中山装下套穿棉衣,鼓鼓囊囊的;遇有客人或外出,才穿穿西服、大衣,但是好像没有熨平整,或是材质不高的缘故,总之感觉不是那么笔挺。直到我们硕士毕业,先生仍然保持着朴素的衣着。饮食上除早上喝一杯牛奶外,似乎没有其它滋补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太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馒头稀粥,外加几碟小菜。饭量很大,三四个大馒头一会儿就吃完了,外出考察,也喜欢吃中式面食,很少用米饭和西餐,我想大概也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不过这可是我学不来的。再就是喜欢喝茶,每次我们上课,先生都坚持亲自为每人倒一杯,也不让师母郝先生(她身体不太好)帮忙,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有年我母校西南师大历史系主任杨光彦老师拜访先生,先生设家宴款待,让我去作陪,他让二女儿先智姐下厨做的饭,虽不十分丰盛,却也十分可口。先生的住屋,虽然当时在全校算是比较宽绰,但家里人多,并没有辟出自己专门的书房。一间厅堂中间用布幔一隔,外面是客厅兼课室,里面是书房兼卧室,空间顿然变得十分狭小。客厅除了几个沙发,也没有多少艺术陈设,只挂有几幅不知谁送的字画。1983年我们随先生在大理考察,见市面有一块水墨画似的大理石板,都说好看,先生便买了回来,放在茶几上,过了几年,也没见他找人镶嵌好。外出考察,什么车都坐过,先生从不挑剔。我们多次簇拥着先生挤公共汽车,总是身体壮实的德勇先上抢位,曹老师和我护驾,沉稳的费省拿行李断后,分工极为明确。先生走路很快,看不出是70岁的老人,有时连我们都赶不上,身体素质固然是主要原因,当然也跟他多年养成的考察习惯有关。

  先生究竟有什么业余爱好,我不十分清楚。只记得我们去浚县考察时,县政府特地请我们看了一场豫剧。先生靠在椅上,半眯着眼,不知是在欣赏还是在打盹,剧演完后问他感觉怎样,答曰:“很好很好!”仅此而已。

  总之,在先生身上,到处散发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光芒。我忽然明白了“守望”一词的真谛,一种新的诠释:唯有耐得艰苦寂寞,才会有坚持与固守,唯有坚持固守,才会有希望与成功。这便是先生数十年坚守西安,坚守西北,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播种希望的朴素的哲学理念。先生首先以其人格品质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当时学校旁边只有一个吴家坟村,除一家小商店、一家小饭馆外,没有什么生活娱乐设施。进城路较远,一路尘土飞扬、车马劳顿不说,除书而外也没什么可买——关键在于我们囊中羞涩。学校食堂每周只能吃两顿米饭,此外便是馒头与玉米馍,我这个南方人初来乍到,十分不适应。但我想先生也能吃苦,我为什么不能?后来终于慢慢适应,坚持下来,而且在1987年春重返师大读博。我和德勇至今在衣食住行方面也是不太讲究,不能说没有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人私下评论我是“老土”,这我承认,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德勇已经享誉学林,而于生活依然故我,我还没有达到他的境界,更应该艰苦“守望”下去。

  我见他阳台上养了些花草,有年暑假回校时,从成都给他带了一盆金桂、一盆银桂,虽不值钱,他却很喜欢。说来惭愧,我在先生门下侍立六年,这是唯一的敬师之礼。即便如此,当时我也是胆颤心惊,因为先生的清廉是出了名的。听说有一年某考生参加复试时送了一点礼物,先生很生气,不仅退了礼物,还作了批评。

二、薪传

  一个学术流派能传上100年就不错了,抵得上一个历史王朝的时间。一代人的学术生涯至多不过50年,而一个流派很难超过三代。如果一个年寿的学者晚年带一个年轻的学生,又能做到薪火相传,两代人加起来便很容易达到100年。我想,我们这届硕士生大抵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念海师已经70高龄了,而我和德勇23岁,费省27岁。因此,我暗自庆幸,格外珍惜这段学习时光。

  先生和曹老师给我们上课都非常认真,共讲了一年半,每周一次,连讲一上午,除极少特殊原因外,从不缺课。偶逢外出,也要指定曹老师在她工作单位西安师专单独为我们上课。不像现在有些教授特别是“双肩挑”教授,年龄不大,还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缺课——准确说就是逃课。

  1982年上半年是每周二上午上课,当时先生还是副校长,有一次主持复旦大学杨宽教授的讲座,正是周二,我们也听了,按理完全可以当一堂课,但第二天先生又为我们补上了这周的课。1984年3月,我们已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先生还特地请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为我们上了两周课,每天连续,讲《古地理学》《水经注研究》等专题,先生都全程陪同。

  上课是在先生家里,一般情况下,是由曹老师或其他上课老师先讲某书某文或某专题,再由我们发言讨论,先生做点评、总结,最后安排下次题目。有时也要我们先讲。我们讲话时先生仰靠在沙发上目似瞑,意甚暇,不过你可得小心,冷不丁他会突然发问或指出你的问题,吓你一跳,原来先生并未睡着,而是用心在听。先生话语不多,不很健谈,但一出语即中肯綮。我在《数载追随悲立雪,不堪重忆曲江头——悼念吾师筱苏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一文中已举过若干例子,兹不赘述。

  先生经常为了一个地名、一个出处从书房拿出地图、原书来查,使问题迎刃而解,过程头绪容易理清,这便是在老师家里上课的好处。我保留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以证其事。现在大多数学校下了硬性规定,研究生课必须在教室里上,说是便于管理,其实是便于监督,看起来不近人情,不相信老师,我开始也不赞同。现在看来,其实这样规定也没什么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可以让少数“逃课”老师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总能起一些遏制作用。

  我自诩的强项是画地图、记地名,所以上课不用带地图。一次上《历史自然地理》课,为了一个涡河的地名与德勇发生了争执,先生没查地图,当下仲裁判我为胜,这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我其他方面都不如德勇,唯有这方面不输于他。起初我还以为先生记忆力不好,自此深服先生之记忆力,也理解了先生爱查地图、爱查原书只是出于极其严谨、极其负责的学术态度。

  我们写文章,先生总是要求我们反复修改。我的处女作《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发表前就被要求修改不下五次,先是要增补史料、地图,后来又要删减字句。一次我忍不住问怎样改才能算完?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应该要做到字斟句酌,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不要用两句,文字要精练到少了一个字便不通顺为止。”也就是说,连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行。后来字减了,先生又说不通顺。我又问:

  “怎样才算通顺,我看着也是通顺的呀?”

  “你看着通顺还不行,要拿到没人的地方念出声来,就知道通不通了。”

  我读过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是古人对绝代佳人的衡量标准,看样子先生是把写文章当作雕琢、修饰艺术佳品一样对待。

  他还说,“你写的文章怎样才算好呢?要做到放到别人(读者)的书桌上至少能摆三天。”意思是不要让读者只是翻一翻就上书架或扔了,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写文章,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自己看的。

  先生对于学术,竟然严格到如此程度。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写文章,喜欢用“应该”、“想来”等词,很少用“肯定”、“完全”之类,细揣其意,并非是模棱不定,而是一种另类严肃的学术态度,因为研究历史地理,有些结论不能不靠逻辑推理,尽管已经十分严密,但还是想留一份“万一”给将来。

  为了使文献考证与逻辑推理更加站得住脚,先生大力倡导田野考察,以便互相验证,这是人所共知的“史门学派”特点之一。先生上课,经常举出一些通过实地考察纠正文献错误的例子。比如他讲《历史军事地理》时,提到著名的宋夏永乐城之战。历来的有关记载都说在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有年他到了米脂县,就想亲自去看看,有人劝阻,说是问题早已明确,到永乐村的道路又崎岖难行,找人问路都难,何必徒劳往返?先生坚持要去,先后找了三个向导才走到这个村中,他不无感慨地说: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村落却是在一条小山沟之中。山沟是这样的窄狭,竟然只有三户人家。如果我作为第四户的居民,选择住地时必然会遇到相当的困难。我在一户好客的人家作客,并邀请附近别的村落的人座谈,大致有两三个钟头。这家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挑水,在我作客的过程中,只挑了三担水。原来水泉在更远的沟中。就是这样窄狭而又缺水的山沟中,当时的永乐城究竟建在什么地方?从事战争的双方五十万人怎么能容纳得下?又怎能在这里进行殊死的战斗?显然可见,历来有关的文献都是讹误的。”

  有幸的是,在我求学期间,先后六次参加了先生带领的实地考察(后面将作专门回忆),不仅领悟到了实地考察的意义和乐趣,而且也学到一些方法,尽管还十分肤浅。两次奉命参加了先生筹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的会务工作,即1983年10月的《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会暨第一次中国古都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8月的《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结识了不少学术前辈和师长、同侪,增长了学术和社会见识,锻炼了工作能力,终身难忘。

  由于我资质鲁钝,且慵懒固陋,没有得到先生多少真传,但先生的薪传之道不止是针对我一个人的,不少师兄弟、师姐妹得到的比我更多,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深知自己立雪六载,也没有达到先生期许的学术修为,比如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竟搞了一整天才通过,但先生对我一向也是十分关照的。直到先生逝世,我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投的文章,尽管不乏浅陋之作,先生都是照登不误。先生常说:“你们要多写文章,我搞《论丛》,就是为你们这代人开辟自己的园地。”我曾看过先生早年在《禹贡》上发表的几篇关于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的文章,觉得也不太深,很难理解《禹贡》为什么会登。现在想来,当年先生也是20多岁,顾颉刚先生办《禹贡》,固然出于忧国忧民,关注边疆危机的愿望,但也明显含有扶掖后学的热忱。今日先生办《论丛》,自然也是绍续了顾老前辈的遗志,用心何其良苦!现今《论丛》已成为历史地理学唯一核心期刊,莘莘学子赖此成名者不少,先生于九泉之下当含笑释怀,感恩吧,学子们!据我所知,有人连带学生都在《论丛》发过文章,得到过升职称、评博导、授学位的好处,背地里却对《论丛》说东道西,大加贬抑,真不知其心机何在!

  毕业到川大工作后,与先生的联系一直未断。当时家里没有电话,每逢新年给先生写一封信或寄一张明信片以示祝福,有一年是以诗代文:“雪暮年关夹雨寒,案头日历不胜翻。夜听蜀江飞霡霂,遥知斗室琢琅玕。晶莹犹忆苍山顶,凛冽尚存相岭间。先生新岁好珍重,北望秦中半倚栏。”而先生在为拙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所作的序言中也不无深情地说:“回忆当年声波同志学习的情景,宛然如昨。珍惜往事,欣喜无已。”1992年5月末,师大庆贺先生80华诞,当时我正在生病,加以宝成线塌方路阻,没能去成。2002年6月师大召开念海师追悼大会,我专程前去,补了一个心愿。

三、三关

  1982年4月26日,开学才两个月,念海师就和曹尔琴老师一起带我们走出书斋,结合历史军事地理课程考察著名的关中门户——潼关和新、老函谷关。

  我们先乘慢车到潼关县城,逢站必停,先生却风趣地说:“慢车好啊,它很懂礼貌。”次日一大早乘班车去潼关所在地港口,因路上阻车晚了点,刚到港口又返回县城,怕错过到洛阳的列车,出发前时间都是算好的。下午又乘慢车到洛阳,找到地区行署开具了去新老函谷关所在地新安、灵宝两县的介绍信。次日安排一整天顺便参观龙门石窟、白居易墓、白马寺,到这些地方先生都是轻车熟路,没有麻烦当地人员。

  春风轻拂着杨柳,枝叶摇晃,也揉搓着阳光下的伊河,泛起波光。伊阙两岸飞舞着柳絮,使得静悄悄的天空充满了生机。站在仰慕已久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前,史先生、曹老师为我们讲解龙门与洛阳的命运。当时我肝区隐痛不已,怀疑患了肝癌,一个学期都在检查(后来才查出是肾下垂,因为人太瘦的缘故)。我甚至想到师大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终点:在下十岁丧母,二十丧父,已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师大所在的“吴家坟”这个地名对我来说太不吉利了。但我一直盼望跟随先生考察,不敢告诉先生及师兄们,怕他们不让我去。思量着就算快完蛋了,也得不虚此行。考察之初,心情十分低落,神情也有些恍惚,但面对大好河山和安详的佛像,又受到先生和曹老师勃勃兴致的感染,一切烦恼也都忘却了。我不由暗生怀古之情,乃私吟《龙门》一首以纪其事:“静日柳绵贴水飞,伊川清减小腰围。勾栏暗暗回云壁,直阙沉沉镇帝畿。八代紫微移鼎至,一朝沧海横流归。邙山多少贵人冢,天意人情有所违。”

  第二天到登封,我和德勇登嵩山,费省陪先生们参观嵩阳书院。明日又去少林寺。从达摩面壁石到塔林,一直作为无神论者的我,想了许多,一度有过宿命轮回的感悟。先生信不信这些?他没讲,他的兴趣仍然沉浸在少林寺的历史故事之中。

  5月1日,我们又乘慢车到新安县城,考察新函谷关遗址。遗址在县城东门外,陇海铁路旁边,仅存高大夯土堆两座。先生告诉我们,函谷关本在灵宝县,西汉时为楼船将军杨仆迁建,故名新关。

  “为什么要迁建呢?”我们不禁问道。

  “杨仆是新安人,新安在函谷关以东,属关外。杨仆平时以居于关外为耻,现在新立了军功,想以家财把关东移,这样他就会成为关内人。汉武帝好大喜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先生如数家珍似的把历史故事娓娓道来,使我们深为叹服,也懂得了何以要在地形并不险要的地方建立新关的奥秘。

  我们的行程十分紧张,当天中午又搭火车到灵宝县。翌日,县上派车送我们去王垛村,看旧函谷关。可怜的王垛村孤立于荒原之上,什么古迹都没有,仅存一破落戏台在风中瑟瑟发抖。我们不禁有些失望。德勇指着一条蜿蜒西去的沟壑,问这是不是古道所经?先生说是。我看过历史地图,函谷关就在黄河边,遂以为古道是傍河而建。现在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偶闻几声鸡鸣狗吠的漠漠原野,怎么会成为多次阻挡千军万马入秦的关隘所在。带着疑问,我把地形速写下来。

  先生解释说,据《水经注》记载,函谷道号称“涧道之峡”,被形容为“邃岸天高,空谷幽深”,说明古道的确是一条“车不方轨”的狭窄谷道。函,指函囊、书函,各边都相当齐整,用来作为两侧峻削的谷道名称是十分形象的。它是王垛村所在的古稠桑原中东西向的最长的一条沟壑,西边一直通到潼关。为什么古道不从附近的黄河岸边经过?是因为黄河岸边久经侧蚀,险陡无比,不能通行。旧函谷关建在函谷道与弘农河西岸的道口,可以起到阻挡东来的千军万马的作用。

  我们一行见到了当地人指称的村东弘农河边的所谓“门洞”,虽说这里曾发现过汉代瓦当,但还是有些不明白,稠桑原并不太高,弘农河不过小河一条,“门洞”也极其狭小,而且当地沟壑遍布,郦道元怎么能称此为“天险”呢?

  后来见到先生所出《河山集》四集,其中有一篇《函谷关和新函谷关》,提到这次考察,对上述问题有具体而微的诠释。原来,汉以前稠桑原上只有函谷这条天然沟壑,其它沟壑都是后来形成的。当时原上森林密布,最高处离弘农河边也有325米的高差,军马难以通行,加以弘农河两岸也很陡峻,东来军马即便渡过,也难以从旧关别处登上原头,所以旧关是进入函谷道的门户,而关城则另建在更高之处。我们复原历史军事交通地理,一定要首先复原当时的地理形势。这样解释,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结果便相得益彰,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充分体会到实地考察的魅力所在。

  5月3日,我们再次坐慢车回到潼关县城,风极大,据说常年如此,看来这里不仅是关中的道路出口,也是空气出口。在一家小饭馆吃午饭时,见到有一帮人包桌,像是庆贺一对新人设的家宴。先上一盆油条,约有二三十根,谁知他们吃完便散席了,什么菜都没有。我问先生怎么回事?

  “这里风俗就这样,生活俭朴嘛。”先生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潼关离先生的家乡山西平陆很近。想想我们四川老家,再怎么也得上点小菜,喝点小酒,看来南北风俗差异确实不小。

  下午改乘乡镇班车去港口。可惜潼关门楼已经不存,此行有些徒劳,先生似乎兴致不大,没提出照像。我们只好看看河渭交汇处和潼关故址所在地形,师兄弟三人以风陵渡大桥为背景合了一张影。

  我见有一废弃隧洞,沿河东去,可见沿河岸极险峻,无路可通。那么潼关古道是否已经塌入河中?

  先生说,潼关最早是设在潼关县城南原,扼守与函谷古道相连的黄巷古道,后来黄河不断下切,原下河边有了滩地,过往行旅就可由滩地行走,不必再跋涉险阻,潼关就没有必要再设在原上,于是在唐初迁到港口。先生以前考察过黄巷坂,的确与函谷一样险峻,“及亲临其地,始信前人所说,初非虚妄”(《河山集》四集自序)。

  后来,明代在潼关修筑关城,上世纪5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淹没古道,始将关城建筑拆除。

  河风吹散了费省精心保养的头发,也吹走了我的倦意,夕阳微笑着向我们告别,我们心里还是挺满足的。此行收益颇多,真是不虚啊!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通过这次新旧函谷关的对比,及两进潼关的经历,深知先生对于考察十分执着,从不马虎。此行好在费、辛二位师兄十分得力,旅途中跑前跑后,购票联系,挤车抢位,照顾老师,出力甚多,我则因身心不济,出力最少,不知他们私下里怪罪过我没有。不过我见先生和曹老师对考察都十分认真,我也只好近乎挣扎似的写了一些日记,不曾想今日也都派上了用场。

四、黄河

  黄河是念海师的最爱,他不仅钟情于黄河故道研究,也对黄河流域风土人情的考察十分在意。

  先生和曹老师带领我们初次真正考察黄河故道,是在1982年的金秋。10月22日,我们一行五人先到郑州,这次改乘普快。次日一大早,我们去河南省人民政府倒换关文(介绍信),职此之故,受到的地方待遇有所提高。下午乘特快去新乡,再换乘慢车去淇县,没想到这趟地方列车竟然还在使用木制座椅,跟当年铁道游击队打的票车很像。尽管住在县招待所,吃的主食仍是杠子馍、玉米粥,可主人也是这样,可想当时河南地方领导的待遇不过如此,但先生完全适应,很是愉快。

  先生行前说过,这次要考察黄河故道经行淇县、浚县的情况。24日,我们去县政府访谈,政府派车送我们下去。

  城东南有座石奶奶庙,名字很怪,我们便去看了看。庙里有些破败,没人供香。当地人说它又叫“送子奶奶庙”,原来所谓“石奶奶”就是送子娘娘,我猜要么是当时反对封建迷信,要么是怕违背计划生育,所以没人敢去。接着去了附近的臧口,先生说,此地凡名“口”者,都可能与古代河口或决口有关。这是淇河西岸的一个村子,当地又叫臧家口,除了有一个索渡,看不出什么名堂。中午在村里用了便饭后,我们坐上渡船,搬动铁索荡过淇河。河水宽不到百米,浅不没人,但清澈见底。河床上到处都有白色螺壳,先生找了巴掌大的一块螺壳较密的地方,数了数,竟达30颗。他说:“螺蛳不喜欢在混浊的河水里生长,这里螺壳成堆,很难说是黄河经过的地方。不过古今环境是否有变化,还值得再加研究。”对岸是浚县的枋城村,先生说这里就是著名的枋头城,曹操截断淇河开白沟的地方,因下了很多大枋木作堰堵水而得名。“曹操开白沟引的是淇河水,你们说白沟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白螺壳而得名啊?”我们都点头称是。

  回到臧口,再原路返回县城。25日上午,乘班车去浚县。一路尘土飞扬,就像满腹的疑问一样使人迷茫。我真的不知道先生要弄清什么,下一步该作什么。先生比较沉默,在车上像在打盹,也像在沉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与谭其骧先生商榷,澄清浚县大伾山以西是否存在过黄河故道的问题。但问题比较复杂,文献中许多记载比较模糊,也有自相矛盾处,给我们一下也解释不清。他想亲临实地看看,有没什么新发现、新材料可以帮助解决。不过我觉得先生对于白沟得名于白螺壳的推测十分合理。

  下午安排好住宿后,我们一行登临大伾山,远眺四周地形。大伾山在城东,海拔不高,但它是平原地带的孤山一座,十分醒目。虽然地形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但听说在山上看日出是当地八大景之一,于是次日凌晨天不亮,我和德勇便偷偷溜出城去二上大伾。阴森森的山路只有摸索的脚步,有点抗日地下交通员的感觉。上山后躺在茂密的荒草中眼望星空,耳听秋虫,四周有荒坟残碑作伴。一会儿,闹了一夜的蛐蛐儿休息了,真个是万籁俱静,不由不感到些许恐怖。还好,随着远处此起彼伏的鸡鸣,东方天际天始变灰,然后出现一丝暗红,我们索性坐起来,静待日出。我以为红色应该是逐渐发亮,没想到突然之间,那一丝暗红的云层与灰黑的天幕交界处,跳出一叶橙红。随着鸡鸣序曲渐渐宁息,橙红冉冉上升,终于露出半圆的脸庞。太阳出来啦!我们欢呼起来。少顷,黑暗的大地和天空分出轮廓,橙红的太阳只剩下尾部与暗红的云层相连,形成一个“旦”字,而且越来越亮,薄薄的雾霭消散殆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略到平原日出的美妙景色。极目东望,大地微显高低不平,这在白天是看不出来的,依先生的意见,那里的低凹地带才是黄河故道。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运气不错,我想,今天我们的考察应该会有收获。

  上午我们去浚县志编委会查抄资料,编委卢荫棠说水利局有一些打井资料,可藉以了解县境古河道分布情况,先生很高兴,但已安排好下午去前军寨、牛庄调查,只好改到明日去水利局。前军寨(古牵城)和牛庄在浚县城西北,我们去主要是看看有无黄河故道的痕迹,结果一无所获,与先生的料想完全符合。

  次日我们去县水利局座谈,局里官员说打井资料太多,得花时间整理后才能提供。我们只好作罢,继续乘车去屯子、蒋村。不过这事先生牢牢记在心里,第二年春天先生再次去考察,终于找到一些重要打井资料,成为他关于大伾山以西不存黄河故道观点的有力证据之一。

  蒋村到处可找到残砖破瓦,地方人士认为它是古顿丘县城遗址,先生亲自看后表示同意,屯子在蒋村南,是一个更高的高地,先生认为它就是真正的“顿丘”,与《水经注》所谓淇水北流,先经顿丘,再经顿丘县故城的记载是符合的,也就是说,这里的古河道只有淇河,旧说误把淇河当黄河了。

  28日,我们结束了浚县的考察,乘吉普去安阳,地方官员安排我们参观殷墟、袁林。袁林是袁世凯的旧居,先生是民国过来人,却很少对我们提起往事,也很少研究民国史地,似乎要与过去决裂。此次游览袁林,他只是默默观看,没和我们多说,也不知他在想什么。

  本来第二天我们可以直接坐火车回西安了,可先生却提出要经过济源回去,说是要顺便让我们多看一些地方。先生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便是身体力行了。为了挤出这点时间,先生、曹老师和我们“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连夜坐短途火车去新乡,再转去济源。说实话,我们只晓得济水是一条奇怪的河流,它会“穿过”黄河,所以叫“济水”,但它如何发源真的不知。到济源后,我们参观了城中的济渎庙、延庆寺,才知道济水源头是从地下泉水冒出,而不是从太行山上直接发源的。先生对这一带很熟,为我们讲了许多掌故,当年晋文公争霸中原,就是从这里的“轵谷道”出山,轵谷道今天已看不到了,但县城东北沁河出山处却还有始建于秦汉时代的引水工程枋口遗迹。于是我们驱车登上枋口参观。

  南望漠漠原田,村落参差,一泓清渠养活了多少百姓,我们对古人的勤劳与智慧不胜感慨。北望太行,高不可及,想当年李白也望而兴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不知不觉间,秋风起了,彤云退去,山形愈显高峻,夕阳在杨树林里摇曳,催促我们踏上归途。我在返回西安的火车上构思了一首《济源行》,纪念此次考察的结束:“黄风千迭垂峦开,尽扇流云出九垓。南国螽斯争未了,北原孔阜尚崔巍。辚辚轵谷文侯梦,莽莽河山太白杯。向晚长杨梢动急,犹闻鼓角声相豗。”

五、秦中

  秦中大地,无论在专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念海先生的根据地。先生为我们多次组织过短途考察,我参加过其中的三次。

  第一次是在1984年3月8日-11日。那年陈桥驿教授应先生之邀到西安为费省、德勇和我三人讲课,课后先生与桥驿先生和曹老师带领我们外出考察,先智姐随行,学校派了一辆面包车。

  第一站是到大荔县城北的东、西长城村考察战国时魏国的西长城。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河山集》二集中发表过一篇论文《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大意谓魏国西长城在今大荔县境一段的走向如同司马迁所说,是“自郑滨洛”,而更早的秦国防魏之长城却是“堑洛”而行。这一段洛水在今大荔县城以南横贯而过,当时是秦、魏边界。先生于1979年曾去东长城村考察过,发现了魏国长城的蛛丝马迹:“据村中老人说,长城遗迹本来就是在洛惠渠支渠北侧,渠即循长城遗迹修筑。由于修渠,就地取土,遂将长城遗迹铲平。”按照常理,搞历史地理工作的,考察至此也就可以了,不比搞考古的,还得挖一挖。那么这次为什么还要再去呢?

  原来,当时有人对这段“魏长城遗迹”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为了回应质疑,先生这次不仅走访了东、西两个长城村,深入田边地头观察,而且还到了洛河岸边,指点地形,为我们解说秦国“堑洛”为什么不可能纯粹依靠岸壁而必须辅以城墙的原因。为了寻找村中老人,先生不顾年迈,连续走了多户人家,甚至坐在炕沿上久等。此种执着,感动桥驿先生连连夸赞:“老夫子精神可嘉!”尽管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长城遗迹,先生也完全可以用质疑者自己也承认的华县境内魏长城遗址“可能后世农民平整土地时,被全部铲除所致”,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考察结束后不久,又命我们师兄弟三人单独到大荔县进行考察,走访县城以东的邓家庄,西长城村以西的东、西七里村、埝桥,以及沙苑中的霸城、沙底,朝邑镇一带的洛河沿岸,看看能否在那里发现魏长城遗迹。虽然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但我们也学到不少经验,长了见识,此是后话。

  3月9日,先生率领我们到第二站,考察合阳、韩城交界处的魏国西长城遗址。这次我们看清楚了,在韩城县城后村,一道十分明显的夯土城墙从公路边向东蜿蜒而去,残留于地表的墙体犹有约1米高、2-3米厚。循迹东去,就到了芝川太史公祠。先生姓史,又治史学,看得出他对太史公是无比崇敬的。我们随先生拾级而上,绕祠墓转了一圈,远望少梁原,指点秦晋大好河山。我忽然明白了,先生毕生以民生为念,以河山治学,难道不是以另一种方式效步太史公的后尘吗?

  在韩城与河津交界的龙门桥体验过脚踏两省的快感之后,听说黄陵县也有长城遗迹,先生还想去看,但从韩城到黄陵还得回头经合阳、澄城、蒲城、富平,所以又花了一整天。途经澄城县城时,先生又找了文化站的一个同志,了解当地长城遗迹情况。我们都有些乏了,不过在吃了一顿当地名小吃——滑滑的“鱼鱼儿”之后,又提起了精神。

  在第三站黄陵,除了例行公事般的参观黄帝陵、轩辕庙外,那就是绕着桥山考察所谓的“长城”遗址。城高30多米,宽20多米,断面有夯土层。在来黄陵之前先生就说过:“这里的长城没见前人记载过,也没听说秦以后各代有在此修筑长城之事,很怀疑这就是秦简公时修建的。”此次亲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对秦长城“堑洛”是因河岸为城的质疑。

  归程中,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车子刚出黄陵县城上坡准备超车时,前车突然回靠,与我们的车碰了一下,大家吃了一惊,赶紧下车察看,幸好都无大碍。司机小孟却很生气,先生连忙安慰:“不要紧不要紧,它们不过就是亲热了一下嘛。”

  第二次参加先生带队的考察,是在1987年5月28-29日。那次是因为某电视台要拍摄反映黄土高原历史变迁的片子,要先生去壶口讲解。先生便与历史地理研究所副长上官鸿南老师带上我和费省、德勇、茂莉、宏岐随行。

  去时是经铜川、洛川到的宜川,回来经黄龙、白水、蒲城、阎良。从宜川到壶口,一直在深谷中穿过,路窄难行,不时见有落石摔到路上,令人心惊胆颤。然而两旁的景色却十分雄浑壮观,层层叠叠的泥质片岩像书页一样摞得整整齐齐,高入云天,公路和小河就如两条小肠盘旋在山林之中。流水淙淙,顽强地冲刷着河底坚硬的水平页石,啃啮出一条条沟壑,也有啃不动者,便形成跌水。据先生讲,要啃出一米深的沟来,大概也要几百年。大自然的伟力,正在于“水滴石穿”这类营力的较量,无时不刻,无处不在,一直在悄然地进行,而不以人类社会的兴亡成败为转移。所谓人间胜景,皆来自“鬼斧神工,自然天成”,信非虚语。

  到了壶口,因为还不到洪水季节,瀑布水量不如我想像那么大,及临岩而视,却也轰砰澎湃,令人头晕目眩,正如郦道元所谓:“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令往来观望者“窥深悸魄,若坠复倚”。而先生站在悬岩上,却毫无惧色,面对摄像镜头,指点河山壮景,讲起了壶口的历史变迁。

  先生在《河山集》二集中有一篇论文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其中讲到,尽管郦道元认为壶口与孟门不在一地,但他笔下描绘的孟门瀑布“完全是壶口的一幅素描”,也就是说,当时孟门山下确实有巨大的瀑布,而现如今,孟门山只是壶口下游5公里处的黄河河道中间几块大石头,石旁有长长的深槽,已看不出“巨厄”的作用。他讲道:“原来和孟门山在一起的瀑布,为什么上移到了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郦道元记错了?其实不是,而是古今情况有了变化。唐代《元和郡县志》也记载了壶口,称之为‘石槽’,说‘石槽长一千步’,石槽之上,‘束流悬注七十余尺’,一千步就是1475米,上距《水经注》的成书为286年,也就是说,瀑布从孟门每年平均上移了5米,形成石槽。由郦道元时代到现在已有1500年,这5公里石槽就是黄河在这个时期里下切的记录。”一席话令我们豁然开朗,十分佩服先生的睿见。

  摄完像,先生让我们挨个与他合影。他告诉我们,带我们来看的目的,不止是观赏这里的壮丽景致,而是要了解壶口瀑布的变迁,了解黄河在中游是怎样下切的。

  在此次考察后不久,于该年8月11-14日,先生筹办了《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命我们师兄弟协助会务工作,籍以锻炼工作能力。会议期间,先生介绍我们与仰慕已久的史学大师谭其骧教授和他的高足葛剑雄先生相识,并组织代表们到周至县楼观台、户县渼陂遗址参观考察,命我们陪同,是为第三次。

  因为没有具体的考察任务,先生心情很放松,一路与谭先生话语不绝,并相携登上道家名胜楼观台。林木阴翳,空山鸟语,我们扶着两位先生,聆听他们的谈笑,恍如甘露灌顶,毫不觉累。

  先生们坐在观中石凳上一边歇息,一边谈论道教历史与楼观台的关系,我说:“两位先生在这里正好用‘坐以论道’来形容。”大家都笑了。费省赶忙用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而珍贵的历史时刻,我们和剑雄先生在旁,一不小心都作了历史的见证。

作者:郭声波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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