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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莼:一生求索为真理

发布时间:2022-08-02     来源:《民进名人录》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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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莼,生于1900年,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马列主义传播。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后,先后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3年加入民进,曾任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曾参与创建广西民进、湖北民进、湖南民进和河南民进。1979年9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杨东莼的一生波澜壮阔,颇多传奇与波折,在风云激荡的新旧时代交替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是一位在时代洪流中不惜燃尽自己也要追寻真理与光明的杰出人物。

追随李大钊,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

  人生虽只有几十春秋,但它决不是梦一般的幻灭,而是有着无穷可歌可颂的深长意义的;附和真理,生命便会得到永生。——泰戈尔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悲愤的学生组成了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天安门出发,手里挥舞着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标语的大大小小的旗子,直奔赵家楼,痛打卖国贼。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打破了动荡年代的混乱与沉闷,迅速点燃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时年19岁的杨东莼,一位从私塾教育辗转到北京求学的热血青年,参加了这场史诗性的历史事件,显现了大无畏的牺牲、挑战与自主精神。他立志做行动主义的“毅者”,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在北大,他迅速成为“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折射出从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到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之间的“广义光谱”。

  进入北大学习之后,杨东莼一直和北大中文系的湖南同乡邓中夏住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共达三年,杨东莼曾说,“虽然是同学,但我视他为师表”。邓中夏在杨东莼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中夏字仲澥,又名邓康,年纪比我大了五六岁。他是湖南宜章人,家里大约是一个小地主。来北京以后,他即和家庭断绝了联系。在我的印象中,邓中夏是一个非常朴素、勇敢和热情的人。他爱帮助别人,在同学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邓中夏的引导影响下,杨东莼对时事政治、社会问题展现出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他精读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等。杨东莼是北大图书馆的常客,这是因为李大钊的办公室在那儿,很多社会主义书籍杂志在那儿。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吸引了很多像杨东莼一样渴望追寻真理,改革社会现实的青年人。

  五四运动之后,参加者逐渐分化为“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两派。杨东莼的哲学老师胡适与经济学老师李大钊分别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对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杨东莼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对李大钊十分敬仰,因为李大钊身上有普罗米修斯的使命感,促使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种最早在北大播下。

  1920年3月31日,杨东莼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参加了由李大钊直接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此处的“马克斯”后通译为“马克思”)的创办活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共产党为了征集会员,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决定把这个研究会在北大校内完全公开,并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启事》。杨东莼作为研究会的19位发起人之一参与起草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

  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罗素宣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宣传的改良主义等)尖锐对立的斗争中,杨东莼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在李大钊的深刻影响下,杨东莼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他与邓中夏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群众,与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朱务善等一起,在京绥铁路上做了一些调查和联系的工作,到“锅伙”和工人家中去访问,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和邓中夏总是并肩奋战、形影不离。

以苦为乐,在困顿中探寻真理的曙光

  1923年7月,杨东莼在长沙协均中学任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出席监誓。他与何叔衡、曹伯韩、黄芝岗等常有工作联系,但不久和黄芝岗同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24年3月7日,杨东莼重回醴陵,担任了县立中学(又称渌江中学)校长。这所学校同样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李立三、程潜、陈明仁、左权等都曾在这里求学。他在学校期间,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引导支持学生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等学术团体,研究时政,鞭挞时弊,支持他们创办了《前进》周刊,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的罪行。在渌江中学,马克思主义像热带的蔓藤植物一样长势迅速,“社会问题研究社”吸引了60多名成员。其中,左权、蔡升熙、宋时轮等后来成了中共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和著名军事将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杨东莼被醴陵县悬赏500光洋缉拿。在弟弟杨人楩的帮助下,他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的三年间,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事翻译和著述工作。他在《评所谓读书运动》一文中写道:“我们不研究马克思决不能懂得马克思,不懂得马克思也不配反对马克思……《资本论》不但是一部好书,而且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的著作,无论赞成或反对马克思的青年,都值得一读的。”

  杨东莼学习探求新知的热情和能量惊人,他精通日、英、德、俄四种语言,翻译了许多哲学名著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学术研究上广泛涉足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在日本三年间,杨东莼除了翻译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又名《辩证法的唯物观》)、《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外,还曾先后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与宁敦武合译),德波林(苏联)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认为,《古代社会》对于学习马列主义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他与张栗原合译了此书,又经冯汉骥修改校订,于1929年、1930年分两册,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翻译家李达任总编辑的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此后在1935年12月,又重新修订,经历史学家周予同推荐,由擅长西洋史研究的何炳松负责,纳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影响的“万有文库”。到1973年,73岁的杨东莼在马雍、马巨兄弟两人的协助下,根据《古代社会》最初的英语版本再次进行了重译和校订补注,很好地完成了毛主席的嘱托。)

  此外,他还在《民铎》杂志上连续发表了《狄慈根之哲学》《思想之方向转变》《从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三篇宣传辩证唯物论的文章。这些著作和文章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宣传使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体现,对他日后进行的各种学术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在日本留学,也是杨东莼思想方向的转折点,他从梁启超式的政论家梦想,到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行为实践,到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布道者。

  杨东莼对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都有深入研究。他曾撰写出版《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等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三四十年代中国八大史学家之一”。后来,他还撰写出版了《战时教育问题》等教育论著和《世界之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经济概要》等国际政治、经济著作。在学术与政治对峙的现实环境里,他始终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宣传。

投身革命实践,作真理思想的燃灯者

  1932年初,新桂系军阀雄心勃勃,想把广西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模范省”,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与蒋介石抗衡。李宗仁、白崇禧为积极延揽人才来广西,决定创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在白崇禧的作战室主任参谋刘斐的推荐下,杨东莼出任刚成立的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聘请了一批知名进步人士来校任教(这些人士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作家、翻译家)。杨东莼和他们“巧妙地利用桂系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白色统治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使“广西师专成为除苏区外,当时国内独一无二的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实行科学教育方针,学风端正,思想活跃的高等学校”。

  “一二·九”运动后,杨东莼到上海参加由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7年担任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主持当地的救国会工作。1938年到桂林担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赴香港,参加“全国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1942年到四川,先后在内迁的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鸣圣学院、厦门大学担任教授。1948年到香港任达德学院代理院长不久,便转入香港《大公报》担任顾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物质上艰难、困苦,但他乐观、坚忍,不屈不挠地把智慧和精神的种子播撒给学生。李宗仁曾这样训责部下:“为什么杨东莼训练的干部如此成功,你们训练的干部这样蹩脚呢?”从李宗仁的口气里,再次证明杨东莼任校长时,把师专变成了培养进步学生的革命摇篮。

  西安事变发生后,杨东莼受中共中央指派,执行对新桂系高层的统战任务。杨东莼到南岳,会见刘斐,与他同去桂林见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白崇禧再次与杨东莼探讨对时局的看法,杨东莼反对胡鄂公与章伯钧等的做法(他们极力要李济深乘机推动李、白起事),尖锐地指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坚定的,西安事变的结果最终还是会由统一战线来决定,并赶到梧州戎墟看望李济深,要李不要上了胡鄂公等的当。

热爱教育,乐于造就革命事业需要的各类人才

  杨东莼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教育战线工作,他当过劳动补习学校教员、中学教员,做过大学教授,办过干部学校、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先后担任过五所院校的校长。1949年前,他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和香港达德学院三校开展过办学工作。1949后,他在广西大学与华中师范学院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东莼选择了广西作为工作的第一站,这是他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第八次来到这片热土,情缘如此之深,难怪他被称为“非广西籍的广西人”。杨东莼从1950年初到1953年10月底任广西大学校长近四年,时间虽说并不算太长,但比他任广西师专校长、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的时间都久。更关键的是广西大学正处在建国初期高校的重大转折阶段,面临的工作相当繁杂和困难,主要有:解放接管、纳入正轨、稳定师生、引进人才、恢复教学、劳动建校、校内院系的自行调整组建、紧跟形势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最后是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广西大学被撤销、校园被置换,重新组建广西师专(师院)。

  初到广西大学时,杨东莼曾对学生说:“我愿做一个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那个摇铃打钟扫地的人,打打杂就好了。”其为人谦逊,平易近人可见一斑。事实上,他做了很多初创工作,主要包括:

  第一,接收广西部分旧的高等学校,将其改造成为能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高等学府。1950年至1951年,先后接受南宁师范学院、南宁西江学院并入西大,增设农田水利、畜牧兽医、林业、铁路勘测、输配电等专修科。1952年至1953年院系调整,师院撤销开设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五个师范专修科。改革教学,合并了一些重复课程,新开了一些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进步科学的课程。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如组织林学系师生赴安徽参加毛主席号召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工程建设,组织经济系师生参加桂林市私营工业资本的调查等。完成教育部统一部署的中南区六省高等院系专业设置的调整任务。

  第二,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杨东莼对全校师生作过多次专题报告,历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性。他有演说的天才,语言质朴,感性真诚,他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诗词佳句,脱口而出;抒情与理论穿插,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举例生动具体,有政治家的风度。全校师生听了他的报告后,都感到他把话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益。

  第三,组织学生直接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和劳动建校。比如参加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组织,动员学生积极参军、参干。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广西大学撤销。中南教育部原计划广西大学院系调整后,改组为广西师专,规模是学生千名。杨东莼根据广西实际,积极反映情况,建议广西大学撤销后成立广西师范学院,人员和规模都不要做太大的变动,这一建议得到中南教育部的认可。杨东莼这样做,不仅为广西争得了一个大学的建制,而且留下了一批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成了广西师院的骨干力量。

  1954年4月8日,杨东莼奉命调任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上任伊始,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华师从以干校教育为主向正规大学教学、科研为主的转变上。1955年2月,在杨东莼的积极倡导下,当时学院的学术理论刊物——《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创刊号出版了。在“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华中师范学院学报明确了办刊宗旨,同时加快了筹办步伐。1956年12月6日,学报编辑委员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在总结办刊两年工作的基础上,讨论并制定了《华中师院学报出版暂行办法(草案)》。会上成立了新的编委会,杨东莼任主任委员。他始终坚持把握学报的编辑宗旨——“科学性、理论性、争鸣性和创造性,突出理论联系实际”。不久,学报有声有色地创建起来,并最终成为中国高校学报中颇具影响力的刊物。

  1957年春,在杨东莼的主持下,华师召开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这次大会检阅了学院科研的成果。大会包括十个分会场,邀请了武汉地区有关机关、学校与外地部分兄弟师范院校的200余名代表参加,讨论了56篇专题报告,其中有24篇是关于普通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以及结合高等教育需要的题目。

  为了探索学生在校学习成长的规律,杨东莼亲自抓起始年级学生思想、学习、生活的调查研究。他全面调查一年级学生工作,广泛听取一年级学生对教学、生活、娱乐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深入新生宿舍、餐厅反复检查,发现问题随时通知有关单位及时予以解决。经过了半个月的调查后,杨东莼在院务会议上作了工作小结,号召全院干部、教师要关心和热爱学生。

  杨东莼在华中师范学院工作时,后来成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的章开沅还只是一个在历史系教中国近代史的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杨东莼却常常就一些正在讨论的学术问题征询其意见。1954年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来汉研究辛亥革命,接着又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来访,杨东莼总要带上章开沅陪同接待和参加讨论,把章开沅作为学术苗子精心栽培。

  章开沅后来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曾回忆说:杨东莼在华中师范学院任职三年多,从1954至1957年。特别是1956年,无论从全国或从华中师范学院来看,都是解放以来形势最好的年代。党委和当时还是非党员的老院长之间关系非常融洽,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较多的尊重,一切工作围绕着教学进行,对中学实际的接触和研究兴味日浓,“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激动人心,百家争鸣,成果频出,桂子山上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气。

服从组织安排,为统战工作做贡献

  杨东莼拥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教育文化战线威望也很高,统战事业的发展正需要他这样的人参与。故此,解放初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打电报请中共桂林市委统战部协助民进动员杨东莼入会,民进中央理事会主席马叙伦也亲笔致函杨东莼。杨东莼服从组织安排,于1953年1月加入民进,积极参与筹建广西民进组织。3月,民进桂林小组成立,他任组长。1954年春,调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不久,他就接到民进中央指示,开始筹建武汉民进组织。1957年2月,民进武汉市委会(湖北省第一个民进地方组织)成立,杨东莼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7年初,受民进中央委派,他参与指导和协助湖南民进筹建工作,成为湖南民进重要创始人之一。此外,他在武汉工作期间还发展了时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后来调任新成立的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秦佩珩加入民进,后来曾指导秦佩珩创建了河南民进。在面对组织的安排和工作任务时,他坚决服从,乐于奉献,不讲条件,不计得失,在高等学校改革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同时,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投入统战工作,以勤勉和智慧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办的工作任务。

  1961年9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焦琦、肖贤法的介绍下,杨东莼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秘书长和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杨东莼到民进中央工作以后,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政治眼光敏锐,最善于了解知识分子的心理,及时抓住知识界的思想动向,进行周密细致的工作,对帮助民进会员提高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杨东莼欢欣鼓舞,精神焕发,表示要为党做出新贡献。后来却不幸患上肾脏综合征,周身浮肿,长期住院,但他仍然关心政治活动。1977年12月,民进成立了由周建人、杨东莼等四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主持恢复各项工作。其间,杨东莼留下了自己最后的生命足迹,于1979年9月25日在北京与世长辞。

  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跟杨东莼生活的年代已大不相同。身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杨东莼满腔赤诚追求真理和光明的精神,努力拓展他的未竟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对杨东莼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民进湖北省委会原主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杨东莼大传》《陶行知大传》《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等30余种著作。

作者:周洪宇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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