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容易挨到放暑假，我把铺盖寄存在卫前街，花五角五分买了张四等车票，站了五个小时才到上海。原来四等车就是慢车，非但开得慢，而且每一站都要停许久。挂的是一色没有座位的铁篷运货车厢，门虽然有，却没法关。乘客几乎全是农民，几乎都只搭四五站就下车；挑担子的多，大概是短途贩运。父亲听了我说的挺感兴趣，说他也在奇怪：车站上明明出售四等车票，列车上却没见过四等车厢，原来另有专列。母亲笑着说我父亲：“小墨越憨，就越中你的意。”

　　有一天，母亲从开明带回来一本英文杂志，后来我才知道是伊罗生编的《中国论坛》。母亲问我：“还记不记得胡也频？”我说：“不是大前年和丁玲阿姨一同来吃过饭的那一位吗？”母亲边翻杂志边说：“给国民党枪毙了。丁玲那一天匆匆忙忙地来开明找你父亲，说胡也频给抓走了，还不止他一个，要你父亲想想办法。你父亲同大家凑了些钱，想走门路把他们赎出来。还同夏先生写了封信给邵力子，请他说句话，都毫无回音。先还传出信来，说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后来就音信全无，传说解到南京去了。后来在美国人编的这本杂志上看到这条过时的消息，说他们早被秘密枪毙了。”我接过杂志看那上边印着的半身相片，胡也频，我还认识；还有柔石，先前常见他瘦长的个子，在我们家后门口匆匆走过。母亲还指给我看冯铿的照片，说她曾来仁余里开过会。我问：“丁阿姨怎么样了？”母亲说：“后来没见过，只好东躲西藏吧。”

　　在文艺界的一些集会上，父亲还是有机会看到丁阿姨的。“左联”创办的大型月刊《北斗》让她任主编，她约了一部分非“左联”作者的稿子。我父亲支持她的做法，一连写了两篇散文给她，《速写》和《牵牛花》。她都用在了九月出版的创刊号上。也许为了赶写她的《母亲》吧，《北斗》出到第四期换了主编，又让国民党嗅出气味来了，总共出了七期就被查封了。又过了一年多，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国民党去丁阿姨家秘密抓人，抓走了她和潘梓年；应修人拒捕，跳楼牺牲。这一来就掩盖不住了，各报纸登出新闻来，但是都没说抓到哪里去了。文艺界发表了公开抗议，跟胡也频被抓去一个样，大家又凑钱写信白忙了一阵，不久听得确切传闻，说丁玲解到南京就被杀害了。大家都信了，都很伤心。鲁迅先生写了首七绝《悼丁君》，沈从文先生的《记丁玲》也出版了。到了抗战期间，才知道丁玲好好的在延安。我父亲跟她再见面，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