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如此轻易侵占了东北三省,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不安分起来,经常列队在北四川路一带示威,带斗的摩托车架着轻机枪,还有小型的坦克。日本浪人横行霸道制造事端,日军领事馆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种种要挟。还有戴着黑纱帽,穿着白长袍的日本和尚,敲着单面蒙皮的大鼓,专拣冷僻的小巷转悠。闸北居民有个老习惯,一有风吹草动就往租界里搬,过几天没事了,又搬回来。这就叫“逃难”。我父亲和朋友们都说,别庸人自扰了,政府的既定方针就是不抵抗;可是心里总不踏实,阴历年越来越近,家里连年货还一点儿没有办呢。景云里好像搬空了,只剩下隔壁周建人先生家和我们家。那天三点过后,父亲想上街去看看,在门口正碰上周先生从外头回来,就问他有没有什么风声。周先生说:“听说会冲突起来的,还是避避的好。”父亲不再多问,对母亲说:“提前吃夜饭,吃完逃难。”都说苏州河以南哪会有房子空着等我们呢,先去提篮桥雪村先生家挤一夜再说;夏先生回白马湖过年去了,他的前楼总还空着。
一家老小六口七点过后就到了雪村先生家,已经有两家先到了。章师母先把我祖母安顿妥了。几位师母难得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雪村先生又拿出酒来跟酒友们喝。孩子自有孩子的圈子,困得撑不住了,靠在哪儿都能着。迷迷糊糊地听得有人喊:“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一凛神跑上晒台:西边宝山路方向枪声一片,夹杂着小炮弹的爆炸声,火花纷飞像不停地放花炮。大人们也起来了,都很兴奋,可又都说这提篮桥虽是租界,却处在敌人的后方,还是得搬到苏州河南岸去。天才蒙蒙亮,十来架飞机,机翼上涂着红膏药的,掠过屋面飞向闸北,接着传来隆隆的炸弹声。我们的姑父打电话来,也说提篮桥住不得,他们一家暂时借住在某画家的别墅里,先一同挤挤再说。这一回真个住别墅了,是从后门进去的汽车间,水泥地,亏得姑母家带的被褥较多,夜晚还能勉强对付。姑父和我父亲第二天就出去找房子,没想到让我母亲先找到了。她在路上遇到一位带点儿亲的苏州同乡,说他们家早逃到上海来了,在法大马路多福里租了幢房子,可以让出一间后楼来。姑父本事大,在金神父路花园坊顶了幢房子。于是祖母跟着姑母去了,剩下的五个住进了多福里的后楼。
父亲有篇《战时琐记》,写在停战以后的七月初。那时前前后后发表了七八篇散文,题目不同,其实同是琐记。父亲记当时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自然比我现在所回忆的真切得多,读者诸君如果想多知道些,可以翻阅《叶圣陶集》第五卷。有一件大事,给我的印象极深,父亲这几篇散文却漏记了。商务印书馆的工厂和东方图书馆那座高楼,第三天上就起火了。日本轰炸机轮番低空投弹,在苏州河南岸看得清清楚楚。文化机关成了攻击目标,白天黑烟滚滚,夜晚火光烛天。被西北风卷起的纸灰像黑色的雪片,飘得哪儿都是。有人捡起纸灰,细细辨认上面残句断辞的痕迹,说这是哪部善本,这是哪本名著,最后加上一声叹息。商务受的损失可大了,有形资产只剩下了河南路的一所发行所。停战以后,工厂和编辑所不得不重建。机器倒更新换代了,这么多的员工,仍旧是个大包袱。于是借共赴国难为名,大刀阔斧裁员。工厂的情形我不知道,各个编辑室有的合并,有的缩编;期刊好像减剩《东方杂志》一种,其余的连《小说月报》都停了,人员也解散了。雪村先生跟夏先生和我父亲商量,趁此机会,把老朋友伯祥先生、调孚先生、祖璋先生三位先请进了开明。
还有件事,父亲在《战时琐记》中也一句没提,只说“平时执笔做一些编录的工作,算是做事。至此才觉自己实无一事可做”。急待要做的事其实有的,就是没心情去做,当然离不了执笔的工作,如《开明国语课本》初小八册的课文,最后两册还没有编写出来,子恺先生等着稿子,好书写作画呢。这个点子是雪村先生去年夏天出的。他说各种科目的初中课本,开明都齐了,声誉还不错;如今不妨稍停,把小学课本也拿下来。先出国语课本,说让我父亲和子恺先生搭档,定能面目一新;最好赶在明年,就是一九三二年,秋季开学时供应市面。我父亲在甪直五高就编写过课文,当时为的抵制文言;初进商务时也编过国语课本,全用白话了。雪村先生这么一鼓动,他兴致就来了,答应先编写出初小的八册,高小的四册看看再说。停战之后,父亲坐定下来把最后两册补齐,六月底边就出书了;多少有点儿名人效应吧,在教育界和出版界颇轰动了一阵子。一九三四年六月,又出版了高小的四册。过了四十五年,我父亲受邀写了篇《我和儿童文学》。他说:“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根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