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说那年七月发表在《文学》创刊号上的《多收了三五斗》。有人说，我父亲当时写这篇近似报告文学的小说，曾回甪直做过调查。这是想当然。那时还没有临到动笔，再去现场体验生活收集材料之一说，何况我父亲离开甪直五十五年之后才重游故地。父亲跟我说过，那时甪直镇上并无米行，只镇口有个万盛酱园，四个大字写在雪白的围墙上，天天看见，印象很深，在小说中“万盛”就成了米行的名字。我相信父亲的话：因为他写的不是甪直，也不是别的哪个乡镇，而是盛产稻米的整个江南农村，又处在没落中一个阶段的开始。我父亲那时没有离开上海，在报刊上他看到了关于“谷贱伤农”的种种议论，又看到地主、银行家、工厂老板，都说得头头是道，暗地里各有各的小算盘。那么些戴毡帽的朋友在这个当口将会怎么样呢？我父亲只能凭往日观察所得的积累做推想。这也叫“虚构”。

　　一九三四年，商务、中华、世界等大出版业，又比着翻印各种大部头旧书，光说《二十四史》，就各家抢出不同的版本。开明别出心裁，给添上了一部取材广博严谨的，柯劭忞编撰的《新元史》，称作《二十五史》。把一百几十本精印的木刻本，九面拼成一面，缩小制成锌版，用字典纸印，成为皮面精装九厚册。计划是雪村、伯祥、调孚等诸位先生商量定的，“刊行缘起”却是我父亲写的。开头的两道工序由编辑部做，一是把木板印本拆散，剪去边框；二是挨次把每九面合在一起，裱得平平整整。这后一道请裱糊工匠来做，还得随时检查。前一道工序由各位先生闲在家里的女儿来做。满子也是一个，把函授学校的功课就此放在一边了。

　　父亲进开明之初，说好当夏先生的助手，主要处理《中学生》杂志的编务。天天和老朋友在一起，我父亲兴致很高，开明的业务发展如此之快，他也不能袖手旁观。开明的好几种丛书，如《青年丛书》《少年丛书》《文学新刊》，有不少是他发的稿。往往看毕清样，连封面字也写得了。活页文选选文，国文课本编纂，他都参与了。和夏先生合写《文心》才开头，就插进了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这件大工程；还有店外朋友的约稿，小说、散文、议论、杂谈，都得一一认真应付。如果把这三年内编的写的列出一张清单，他自己看了也会吓一跳的。可能父亲确实有些疲倦了，他把金仲华先生拉进了开明，跟他一起同编《中学生》。

　　在头一年的《中学生》上，夏先生先后刊出了四篇讲话，除了前面谈到的《“你须知道自己”》，还有《受教育和受教材》《关于职业》《怎样对付教训》，都像促膝倾谈似的，很能启发读者对某一方面的问题，做比较全面的思考。我父亲很看重这四篇讲话，说夏先生提纲挈领地阐明了《中学生》的教育立场。这样的大文章应该有，可惜做不到期期有；建议每期发表三五篇短文，每篇谈读者当前迫切需要知道的某个问题；问题可大可小，写什么大家一起商量，可以吸收读者的意见；谁愿意动笔就谁写，放在头里好像社论，可不能像一般大报刊的社论那么严肃。朋友们都说这样办会使读者感到亲切，既然放在头里，就叫《卷头言》吧。这个栏目一直持续到开明书店公私合营的前一年。

　　父亲是非常爱《中学生》的，除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凡开明出的各期，他几乎每篇文章都看过，是个忠实的第一读者。看过还不算，吃晚饭喝酒他还要跟我们孩子讲。西洋音乐家、绘画家的许多故事，我是听父亲讲的，后来才知道故事就刊登在《中学生》上，是子恺先生的作品。早期的《中学生》刊登过几个关于天文的连载。父亲买来了冲皮制的活动星图，还托内山书店从日本买来了一架天文望远镜。后来连载高士其先生的《细菌与人》，又托贾祖璋先生觅来了一台显微镜。《中学生》介绍了马可尼，我说要自己装收音机，向父亲要钱买零件。父亲不但给了我钱，还给我找来了俞子夷先生编写的无线电收音机制作法。我从矿石机开始，装了拆，拆了装，挨次装到了直流三管机，我又拆了，想改装成用交流电的。看这一抽屉积攒起来的零件，前后已经花了一百好几，足够买一架有点儿登样的菲利浦了。我不好意思再跟父亲要钱，关上了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