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评论我父亲的童话创作，往往这样开头，“鲁迅先生说：‘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一九三五年一月，鲁迅先生译完了苏联班台莱耶夫的《表》，写了《译者后记》，被大家引来引去的这一句话，就在这篇后记里。后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头一部分，鲁迅先生介绍了《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说见过作者三种作品的德译本，说明他这个译本是根据爱因斯坦女士的德译本重译的，参考了慎本楠郎的日译本。第二部分，鲁迅先生说他读了慎本楠郎写的日译本序，心中有所触动，于是他择要摘译如下：

　　“人说，点心和儿童书之多，有如日本的国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坏点心和小本子，至于富有滋养的，给人益处的，却实在少得很”，所以“一说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说起好书，就想起外国的童话了”。“然而，日本现在所读的外国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大抵既没有新的美，也没有新的乐趣了”，“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书，甚至于还是连父母也还没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虽然不能说“看了就没有益，没有味”，但是“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们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我希望读者像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鉴赏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智识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来读这一本书。”……

　　鲁迅先生说，他把慎本楠郎的序言“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了中国”。当时中国儿童书的情况，鲁迅先生用两句话做了概括：“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这两句话，着重在后一句。前一句分明是跟日本作比较：日本“一说起好书，就想到外国的童话”，咱们中国还差强人意，十来年前出了一本我父亲的《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紧接着，“不料”……笔锋猛一转，说了三层意思：一，“此后不但并无蜕变”，指我父亲后来写的童话说的；二，“而且也没有人追踪”，指的著作界；三，“倒是拼命的在向后转”，指当时市面上的儿童书。鲁迅先生最痛心的，是出版界这股拼命向后转的复古风，所以他接着说：“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这些故事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鲁迅先生说这番话，心情是沉重的，他跟慎本楠郎一个样，急于把《表》译成本国的文字出版。但是看了后记的第三部分，可以知道他的见解比慎本楠郎高出一筹，他所以这样做，主要为的“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他希望所有担负着教育孩子的责任的人看了《表》“这样的崭新的童话”，都能有所醒觉，大家一同来刹住儿童书拼命向后转的那股复古风。供给孩子们阅读虽然放在次要的地位，却也不放弃，“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这就增添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后记最后还对这本书童话的插图做了交代。

　　我的理解如果大致不错，那么“没有人追踪”的说法可能由于盼之切，所以责之深。《稻草人》问世之后，新出现的童话作者并不少，张天翼先生的《大林和小林》，这时候已经出版了五年了。至于我父亲，第二本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也已经出版五年了，跟《稻草人》相比较，我以为是有所进步的，但是主要内容还是对当时社会的揭露，离鲁迅先生期望的“蜕变”，还差得很远。

　　人们摘引鲁迅先生提到《稻草人》的这句话，为的充分肯定我父亲的童话创作，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鲁迅先生的用意并不在这里，也是事实。五四前后，“给中国的童话开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是我父亲一个人，在我父亲的好朋友中间，就有沈雁冰先生和郑振铎先生；陈衡哲先生的《小雨点》，也比我父亲的第一篇童话《小白船》发表得早。只是别人都不如我父亲写得多，没有结集出版。鲁迅先生谈到中国的儿童书，把我父亲的《稻草人》提出来作例子，是极其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