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先生和我父亲对当时的国文教育很不满意，认为教学目的玄妙笼统，教学方法因循保守：“至今还缺乏具体的科学性”，“往往只把选文讲读，不问每小时、每周的教学目标何在”。四年前给开明函授学校编写讲义的时候，两位老人家就偶尔谈起这些个想法。待一同写完《文心》，按教育部新颁的课程标准，重编《开明初中国文课本》，两位老人家越发觉得，他们抓住了国文教学劳而少功的症结所在。于是中止了手上那部换汤不换药的重编课本，要认真试一试从教材的编排和教法的改革入手，“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他们依据“往日教学的经验和个人的信念”，拟定了初中学生在国文课上应该受到的训练、应该得到的知识和应该掌握的技能，按自然的内在联系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把所有的教学内容排定了先后顺序。初中六个学期，每学期上课十八周，共一百零八周。他们把教学内容按着顺序分作一百零八课，使每一课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每一周上完一课。《国文百八课》这个书名就是这样来的，印在封面上还加了条注：“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如果称为“课本”，需得呈教育部审定，而教育部肯定不会批准，理由堂而皇之，“不符合部颁课程标准”。个人自修，教育部管不着；教师愿意采用，教育部也管不了。在当时，中学国文教师自选课文自编讲义，是相当普遍的。

　　《国文百八课》头两册出版，颇受到好评，都说编排新颖，敢于打破传统，又擅长另辟蹊径。两位老人家兴致极好，我看了自然高兴，因而没注意写在《编辑大意》上的那一句“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评论家们是怎样说的。编一部课本来试试当然可以，要达到这个目的却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父亲以后没把这句话挂在嘴上，可是他老在试，课本编了一部又一部，似乎到了儿也不敢说，对语文教育的科学化取得了什么显著的进展。这是后话。《国文百八课》当时没能完成，才编完四册，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父亲带着一家老小进了四川，夏先生一家困守在上海。两位老人家在通信中屡屡提起，可总没能把余下的两册编完。父亲过世的前一年，人教社把前四册《国文百八课》拣出来重印，请吕叔湘先生作一篇“介绍”。吕先生说，这是一部“以作文为中心，按文体组成单元的试验课本”，又说“直到现在，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