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开成立大会，我父亲是主席团成员。楼适夷先生在会前就写信来说定，只需同意列名，如有困难可以不到会。五月四日，《抗战文艺》在汉口创刊，我父亲任编委，可能也是适夷先生说定的，只好挂了个名。直到七月九日出版的十二期上，我父亲才发表了一篇《抗战周年随笔》，有点儿像逼出来的。这一年来，除了把一家子从苏州迁到了重庆，为抗日战争贡献了一些什么呢？我父亲只好从一年中作的诗词中挑出几首，向读者诉说诉说自己的心境。在大后方，我父亲这样写还能博得少许同情；如果在孤岛上，很可能成为日趋没落的典型。柯灵先生当时在上海《文汇报》编副刊《世纪风》，经常到开明走走。八月初见了我父亲写的《题伯祥书巢》，就抄了去登了出来。这首四十韵的七言古体分为三段：一是想象老友困守孤岛的生活，一是实录自己流寓重庆的生活，一是预期凯旋时相见的欢欣。不料上海有家报纸大骂我父亲太不前进，值此抗战时期还有心赏芍药，啖樱桃，放不下手中的酒杯，还叫人去钻古书。柯灵先生被弄得很尴尬，组织了文章反击。伯祥先生还动了气，连忙给我父亲写信。我父亲九月廿四回信说：“上海报纸骂弟不前进，弟本未前进，骂得其当，无所不快。青年人之心理，我们均可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