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一所名大学与一位名校长之间关联往往最为密切者：例如北京大学之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之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之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之与竺可桢、金陵女子大学之与吴贻芳……

　　吴贻芳（1893—1985），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任金陵女子大学的首位华人校长。

　　1928年，年仅三十五岁的留美博士吴贻芳出任了她的母校第一位中国国籍的校长，她的就职演说开宗明义：金陵女大的目的，是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

　　十五年之后，1943年某次纪念周演讲上，吴贻芳希望她的女学生们“最应注意者，以自立自强为重要，无论在学业上、品格上”。而她的女学生们则说：“希望我们自勉，不自私自利，不让男子包揽社会一切事情，每个人将来都作吴校长。”

　　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学校长、一个为人师者能得到的最悦耳的表扬了，所谓“教书育人”、“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她的身体力行让她本人成为了学生未来的“梦想”与“方向”。

　　吴贻芳原籍湖北，1904—1915年间先后就读于杭州女子学校、上海启明女子学校、苏州景海女子学校，之后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短期任教。1916年吴贻芳以特别生资格插班进入金陵女子大学。1919年毕业后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赴美留学于密执安大学，1928年获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掌校金陵女子大学。

　　“珞珈三杰”之一，在英、法分别受过系统教育的“莎士比亚专家”袁昌英，当时居然也会对金陵女大有不少闲话：“在女子金陵大学求学的人真是前世修来合该享受几年公主的生活……我们一路参观，一路耿耿为怀的是：这一般青年女子习惯了这样奢侈的生活，将来回到贫穷的中国社会里面，怕不容易相安，还许反因教育而惹起一生的烦恼呢。”

　　袁昌英担心教会学校的学生“不适于中国社会的应用”、希望她们“多与中国社会接洽”。

　　但在实际上，此时的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的办学宗旨是很朴素的，教会学校“德、智、体、群、灵”的人格教育并不排除“济世”一层的关怀。吴贻芳希望她的女学生们：“具有高尚的理想，不图个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为同学互助合作，对社会有至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198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封面为紫底金字设计华丽的精装本《吴贻芳纪念集》，但内容单薄得让人诧异，多为建国之后一些泛泛的讲话稿以及若干纪念文章，至于1949年之前的文字，便只有一封致1945级毕业生的贺电以及《华群女士事略》。何况，理科出身的吴贻芳自认她从来不“做文章”，她希望自己的教育思想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体现出来、通过教育实践逐步形成，不断升华，又能在教育实践中得到活化、践履。因此，除却讲话录音和个别通信，《华群女士事略》还真成了吴贻芳难得一见的文笔、文章、文采。

　　华群女士即金陵女子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系主任兼教导主任）Minnie Vautrin教授（1886—1942，现多译为魏特琳），1919年开始她一直在金陵女大工作了二十二年。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Vautrin教授留守金陵女大，遂改造校舍为战时收容所，冒险救护妇孺无算，被人称为“万家生佛”——她本人却因此巨大刺激而抱病回国，不久抑郁自杀。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吴贻芳说：

　　昕夕从事，冒险犯难，心力交瘁。

　　后首都（指南京）秩序渐有进步，妇孺可以回家居住，唯无家可归者又成问题，因设职业科，授以生活技能，使能自谋生活；更设实验科，即附中之暗中复活，以教育沦陷区之女青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观。

　　女士深得基督教之博爱精神，待人接物无不具有爱心，故能舍己为群，乐善不倦。

　　基督徒吴贻芳（1916年受洗）对于金陵女大的校训“厚生”（源自《约翰福音》，意为“我来了，是为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满”）的释读，不离《圣经》本旨，却又似乎颇有“儒家风范”：“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能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为丰满。”

　　这很有点像《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追求了。

　　1943年在《基督教与世界秩序》讲演中，吴贻芳说：“中国的儒家学说看重包容及中庸之道。儒家学说一向对宗教各个教义取包容态度，因此儒、道、佛三教以至基督教能共存。中庸之道则教导人切勿走极端，每一文化及国家有着自己一套信念、目标。如果我们的中庸之道把各国的信念汇集，从而找出中心点，这样世界可迈进一大步。”

　　1980年11月的上海校友会上，吴贻芳则再一次用一个已经流传多年的关于“莲子”的谜语来抒发心曲：

　　象牙坛儿紫檀盖，里面坐着一棵小白菜。

　　莲子洁白如象牙，象牙是纯洁的，紫檀木是很刚强坚实的木材。它揭示了做人的哲理，我们做人就要心地纯真，要有自己的立场、原则，要有刚强的意志。但是，这珍贵的坛儿里面不是放的金银财宝，而是一棵小白菜。小白菜是普通的蔬菜，但是它有营养，贫富老少都离不开它。

　　所谓丰厚的生命，不是为一个人。

　　据说，身在海外的金陵女大校友，往往最看重“厚生”的校训，视其为一生行动的准则。

　　没有必要好奇和追问，为什么吴贻芳以及相当一批在金陵女大教书的出众女子不约而同选择了“不婚主义”——尽管这些富有爱心的女先生还要为自己的女学生担负起婚姻指导的任务——而在实际上，金陵女大学生的结婚率的确不高。结婚或不，与“爱的能力”并不成正相关：

　　让我做一个平安的使者——

　　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爱；

　　有伤害的地方，让我播种宽容；

　　有怀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

　　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

　　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

　　有伤心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

　　这是金陵女大一位百岁校友张肖松博士的座右铭。这位一百零四岁还在义务教书的老人说：“感谢主我有一个美好的一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人间这么久，一定有原因，我必在四周看看是否有人需要我帮助。”

　　苏雪林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吴贻芳恰好是该校外文系的系主任，苏对之印象深刻。苏雪林记忆中的吴贻芳，“教法优良”而“身世悲惨”。这具体指的，应该是1909年任职于湖北牙厘总局的吴贻芳之父因财务亏空（编者注：吴贻芳的父亲因代人受过含冤自尽）无法偿还投江之后，1911年不到一月时间内，吴贻芳又遭遇连失母、兄、姐三位亲人的人间惨剧。

　　或者，对“厚生”的郑重护持也是源于对曾经经历的惨厉的“轻生”的反思与反应吧。

　　吴贻芳的精神其主要“见诸行事”者，便是她掌金陵女大校印二十三年的实际成果了。她注重文理兼修，注重基础知识，注重联系实际。金陵女大的毕业学生在国外普遍受到好评。在自己的学生眼中，吴贻芳“一生清白，无所不通”：“校长的坚定而慈祥的眼神，总是给人以信心。”尽管这位童年遭遇坎坷的女性似乎外貌稍显冷淡，“庄重淑静的仪表，少有笑容的表情”，但她的学生更记得这位校长的人格整峻之处：“计划中的事，不论多么忙，多么累，千方百计一定要如期完成，不能延宕。”“一个人凡要决定一件事，就要心平气静，用冷静的头脑去观察去分析，忧虑与不安的心情会扰乱你的思考，不能解决任何一件事情。”

　　“秉基督教服务之精神，作教育者清高之生涯”（1932），“爱人敦谊的解悟与愉悦个性的长成，知识的权力与博学的雄伟”（1946），“谁谓女界中无能者？君不见我乎金陵”（1947），“实事求是、有条不紊、克己谦恭、和蔼真诚”（1948），“金陵女大的教育，就是要我们做一个清白的、诚实的、坦荡的、自强不息的、能自立于社会的女子”……在金陵女大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记忆中，吴校长便是如此具备了“艰苦卓绝之精神，立德立群之良范”。

　　吴贻芳1943年作为著名的“六教授”之一曾到美国各地宣称抗战，两度入选国民参政会主席团。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于美国旧金山举行，吴贻芳是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重庆妇女界曾在国民外交协会的礼堂为她送行，吴贻芳如是说：“我对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联盟太重理想，此次第二次的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是民族互相谅解为重要的鹄的，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大战中，由于血泪的经验，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是不可忽略的，不再使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维护世界永远的和平。”

　　1948年底，吴贻芳拒绝将金陵女大迁往台湾。1949年，吴贻芳拒绝飞台，她“静静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见诸于行事”的吴贻芳还有很多感受可以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例如作家冰心如是说：“我第一次得瞻吴先生的风采，是在一九一九年，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大礼堂的讲台下，那时我是协和女大理预科的学生，她来协和女大演讲。我正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位子上，看见她穿着雅淡而称身的衣裙，从容地走上讲台时，我就惊慕她的端凝和蔼的风度，她一开始讲话，那清晰的条理、明朗的声音，都使我感到在我们女大的讲台上，从来还没有过像她这样杰出的演讲者！”冰心更记得1941年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我是参政员，她是参政会主席团之一，我最喜欢参加她主持的会议。我又是在会堂台下仰望吴主席，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之中，她从容而正确地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她似乎都十分了解。”

　　曾跟吴贻芳共事多年的石西民也记得作为“国民党参政会”成员的吴贻芳在抗战后方的表现：“在会场上她风度翩翩，语言平实，仪态庄重而又灵活，没有旧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迂’，也看不到旧中国留学生中有些人的那种‘浮’，给人以办事干练、作风踏实的印象。有时候她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对会议民主那一套工作程序，运用得非常纯熟，处理起提案来也是头头是道。而进退答对，朴实无华，没有旧社会政客的那种油滑习气。”

　　更为难得的，石西民还给我们保留了难得一见的吴贻芳针对宗教与婚姻的看法：“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信仰宗教？你真的以为上帝存在？她回答十分坦率自然，大意是说：她一到礼拜堂里，参加一些活动，觉得感情有所寄托，道德精神也高尚起来，渐渐地也就成了习惯，这与迷信无关。”“我还关心过她的个人生活，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吴贻芳女士的回答让我明白：旧社会的门第，女博士的高名，大学女校长的身份，如何妨碍她的婚姻，加上少女的自尊和矜持，终于把机会错过，而强烈的事业心则又如何使她把个人的事抛在一边，如此等等。”

　　吴贻芳清澈地生活在自己选择命运同时为命运所选择的春天之中，芳华清淡，却高洁如雪。

　　有意思的是，美国博士吴贻芳1979年到母校密执安大学领“智慧女神奖”归来，曾经在写给金女大校友崔可石的信中，如此点评了“美国模式”：

　　美国最基本的民主原则，友好待人的精神，以劳动获得报酬为生等进步面保持着；另一方面则有“不安全感”，找工作困难，浪费大（他们的观念是多消费，多生产，多提供就业机会），家庭观念淡薄，男女关系混乱，吸毒等阴暗面。

　　（此稿在原文基础上略有删节、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