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苍蝇特别多，八月初，肠胃传染病流行；中旬和下旬，至诚、满子、我母亲，先后染上了痢疾。廿九日，我母亲方止泻，面容憔悴不堪，我又突然腹痛难忍。父亲陪护我去看了五位西医，都说是伤寒，除了保养，别无他法。想起铮子公公和吉子姐，我心都凉了。母亲主张请中医治，恰巧父亲有位朋友戴应观先生也住在巴蜀，给介绍了一位南京来的名医张简斋先生。这次大病，父亲在《渝沪通信》第二十五号中已说得详详细细，我想从病人躺在床上的见闻做少许补充。那位张老先生来的时间总在晚上九点以后，据说嗜好甚深。在南京，许多达官贵人请他看病，烟土是内部特供的。出诊时到了病家，轿子停在门外，先进来两条汉子，看清了房内确有病人，才出去搀扶张老先生，据说为了防匪徒绑他的票。瞧他的神色，他不喜欢病家多说话，好像说多了会扰乱他的思路。总是他问，我父亲才答，母亲和满子站在一旁不作声，屋子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老先生工笔誊毕方子，站起身来交代了几句方告辞。诊金六元六角交与跟来的汉子，其中的六角是轿费。时间将近十点了。医生并未吩咐他开的方子必须当夜喝下，可一家人都把它看作仙丹，早一分钟喝下，效果一定大不一样。满子自告奋勇，揣着方子摸黑爬上二百来级的观音岩，要跑到曾家岩才有药铺子，抓了药回来在观音岩顶上买根火把，照着脚底下直奔下山。祖母还扇着小炭炉等着呢，连忙按医生吩咐的煎好药。等我喝完大家躺下，已是半夜以后了。

　　在二十五号信中，父亲提到受了三次大的惊吓。头一次我腹痛正厉害，两位一同报考中大的同学考完了来看我，把数学考题跟我说了。我躺在床上没用纸笔，竟一道又一道在脑袋里全解出来了。思想一集中，痛的感觉就好像越隔越远，最后竟消失了，可是也疲倦极了。第二次腹泻不止，据说这叫“漏底伤寒”，是没有治的。我母亲什么也不顾了，赶去请教张老先生。他一点儿不着急，拿起笔来开了张方子，只白扁豆衣一味药。母亲抓了药回来，熬了一大碗给我喝，当夜泻就止了。第三次，父亲似乎记错了，应该是“第三候末”。我出汗出得疲倦极了，只觉得屋子里人影幢幢，不知他们忙些什么。母亲凑在我耳朵边上叫：“小墨、小墨，醒醒。”我断断续续地说：“我困，让我睡。额角上全是汗，给我擦一擦。”热毛巾稍稍有点儿烫，按在额角上真舒服呀，我又睡着了。第二天我醒得很早，觉得浑身轻松，祖母坐在我脚边头，抚摩着我瘦得像干柴的腿。她看我微微张开眼，对我说：“小墨，勿要挺直子脚，吓杀人哉。”我看父亲躺了二十几天的桌子空着，门边母亲的床也空着，问了祖母才知道，他们和满子为我着急了一夜，直到天蒙蒙亮，看我暂时不至于出事了，才让祖母一个人看着，他们到隔壁房间打盹去了。这一夜，我把一家人折腾得够呛。几身大汗过后，我手脚冰凉，四肢挺得笔直，昏昏沉沉，再也唤不醒，只鼻翅儿还微微扇动。后来喂我水，发觉我能下咽了，小茶壶里的水一连喝了半壶，脉搏也稍有增强。他们才稍微放心：这个关卡看来又闯过去了。

　　从父亲的信中可以看出来，他对张老先生的医道和医德，都佩服得无以复加，一页页处方，都整整齐齐夹在日记本里，后来在乐山遭炸，和日记一同烧得灰都不剩了。后来听说这位名医，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死于非命。从父亲的信中还可以看出来，他虽然时常跟在上海的朋友谈起青石弄的房子，似乎越来越觉得，当年造它就是多事，如今沾上手，弄得甩也甩不掉了。父亲热心打听的倒是故乡的人。一类是出身于诗礼之家的维持会头目，谁谁谁谁，似乎一个不出所料，就是十二年前他在《苏州评论》上抨击过的那一群。父亲要打听他们在太君面前如何奴颜婢膝，相互之间如何钩心斗角，好进一步揣摩他们龌龊的内心，揭穿他们所谓“维护桑梓”的假面。另一类是谨守夏夷之防而生活上没出路的前辈和朋友。提到回数最多的是我母亲的三姑丈，我的长胡子公公。父亲在信上问起的计髯、硕丈、计老先生、硕民老先生，其实是一个人。母亲的三姑母身体本来就弱，又加上贫而且病，第二年在水乡黄埭过世。虽说没料到，却在意想之中。